在詩集《大雪封門》中， 那個曾經在以往的詩中“帶上一把木梳”“在年少輕狂的南風里”執意向南的詩人路也，終于回返到北方，回到了其自幼生長并且一直生活和處身于其間的濟南的“南山”。她在堪稱其代表作的《木梳》一詩中所曾表達的愛的向往——“我們臨水而居”，“過一種名叫沁園春或如夢令的幸福生活/我是你云鬢輕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斷了仕途的官人”，也代之而為一種毅然決然的一個人的世界、一個人的生活。所以說，《大雪封門》，無疑體現和代表了路也詩歌的最新轉型。關于這一轉型，詩集中的《轉變》和《南部山區》這兩首詩，以及詩集的自序《詩和家門口》，寫得都很明確。比如在《轉變》中，她就寫自己“人生最大的轉變：/越來越不喜歡人，而喜歡石頭//常常遠離人群，去往郊外山中/跟巖石待在一起/一待一整天”；而在《南部山區》中，她也這樣來說自己對“南部山區”的“回返”——“這是我的出生之地，也將是我的死去之地”，“別問我中間去過哪里//中間的那些時日/已像一塊手帕那樣丟失”，“請讓我離開人群，請讓我獨自一人/跟我的童年在一起”，“這么多年過去，群山還在原處/等我從冒牌的人生回返”。

所以，正如詩人在“自序”中所說的，她在“2020年的一整個秋天和半個冬天，以及2021年的半個春天和半個夏天”，“在山野里漫無目的地行走”——“我似乎第一次定睛端詳起了自己的家門口”，“我對這片自以為早已熟悉的土地有了更深的認知和更多的發現”。而且，“在行走的過程中，胸中的苦悶漸漸消散”，“南部山區，我在中年的病痛和孤絕之中，獨自徒步，翻過了那一道道嶺，走過了那一條條山路，途經一個又一個村莊，每一座古舊的石頭房子看上去都像我的老家，都想把我挽留”。因此，構成《大雪封門》主要內容的相關題材的詩作，既是路也對其“南部山區”的重新“發現”，同時也是詩人個體自我的重獲“新生”，是“南部山區”與詩人“個體”的互相發明。

于是，我在路也的《大雪封門》中，第一次了解到作為泰山余脈、同時又被稱為是濟南“后花園”的“南部山區”，并且又通過路也的詩作，借助網絡地圖，進一步了解到了其中的“梯子山”“七星臺”和“黃巢水庫”等景區……基本上，“南部山區”的山水地貌、花草樹木，特別是它的多泉特征，在路也的詩中得到了充分和突出的書寫。我們知道，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詩歌歷史轉型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便是地方性的自覺。像雷平陽詩中的云南、沈葦詩中的新疆、哨兵詩中的洪湖、阿信詩中的甘南和江南詩群的詩人們所經常書寫的江南，都是這些年來中國詩歌中的著名“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也都通過詩人的作品得到了書寫和表達。在這樣的意義上，濟南的“南部山區”，又通過路也的詩作得以凸顯，不僅使其在地理學的意義上具有了“可見性”（段義孚語），更是使其具有了詩意，得到了一次詩的“發明”，從而也很自然地成了中國詩歌中的又一個著名的“地方”。

不過，正如我在詩歌中的地方性問題上所一貫主張的，詩歌對地方的發明，雖然有其不可忽視的上述意義，但是在根本上，還是要看在地方性的詩歌寫作中，有無堅持個體性原則；要看詩人的個體主體對地方的深入、超越和個體性的對話與理解，以及在最終，要看這樣的詩歌實踐有無創造出一個獨特的詩歌主體和個體詩學。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以為路也關于“南部山區”的詩作——姑且稱之為“南山詩篇”——在對一個地方凸顯與賦形的同時，更是“發明”出了一個相當重要與獨特的個體主體。

在路也的“南山詩篇”中，無論是寫她在山間的行走與漫游（《夏日》《職守》《進山》《理由》《徒步》《走在山間公路上》），還是寫其山間所見的人（《洗衣人》《賣核桃的老婦》《旋柿餅者》）與事物（《手扶拖拉機》《山貨攤》《山間墳塋》《大壩》）與地方性的歷史遺存（《黃泥小屋》《深秋，齊長城》《到崮上去》），或是更多地寫山區的自然，凸顯的，都是一個獨特的女性主體。這一主體，亦如其詩集中的另外幾首詩所寫的，“剛剛與相愛多年的人永訣”（《登樓記》），“弄丟了愛情/只剩下獨自一人，越來越孤零”（《草原》）。隨著生命的進入中年，她甚至很享受這樣的“獨自”、這樣的“孤零”，確幸著自己的“中年多么寥廓，有不必合群的喜悅”（《泉池》）。所以，她一再地在詩中寫“近幾年，我總是只身出行，偏愛獨處/一個人常常像一支部隊”（《去梯子山》），寫她總是獨自地“跟著自己的影子/上路了”（《職守》）、“一個人占有一條公路/一個人從清晨走到傍晚”，“一個人不知往哪里去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一個人用雙腳走完這個秋天”（《走在山間公路上》）

路也“南山詩篇”對自然的書寫篇什最多，南部山區的群山（《群山》）、遠壑（《遠壑》）、山埡（《山埡》《埡口的云》）、巖崖（《巖崖》）、山溪（《彩石溪》）、山泉（《偶遇》《泉池》）與河流（《暮色中的河流》），以及那些野花野草（《野菊來函》《野棉花》《紫花苜蓿》《壑谷野花》）、動物（《慈悲》）與昆蟲（《早春的蝴蝶》）在被路也以詩的方式予以發明的同時，更是與詩的主體深度融合，進一步發明和凸顯了主體。比如在這些詩作中，路也時常注目和觸動于“野”的事物，“野菊”“野花”“野棉花”和“野泉”，不時地會出現于她的詩集。像在《偶遇》中，路也寫她“在山中，偶遇一眼野泉/正舉著肥碩的銀色酒盞/跟天空碰杯……//野泉藏身于一個山洼的溝壑/用汩汩之聲把我召喚/這里的工作，便是寫詩/一株開花的紫堇正以泉為鏡//泉有一個核心，從不離題/上升，仰面，設置自我堤岸/也許它是大地的一只陶罐/底部卻有一個無窮或無盡//水并不流失，全給了本身和藍天……”。野泉的藏身于溝壑和隱沒山野，非常類似于詩人“偏愛獨處”的個體狀態，野泉對“自我堤岸”的“設置”和對“核心”的清醒自持，以及它的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也正如同詩人的精神堅持，所以她很驚奇地感嘆道：“我偶遇野泉，真是一個奇跡”。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恰如段義孚先生在談到人們的“戀地情結”所說的：“戀地情結并非人類最強烈的一種情感。當這種情感變得很強烈的時候，我們便能明確，地方與環境其實已經成為了情感事件的載體，成為了符號”。 果不其然，路也《大雪封門》對“南部山區”的地方與自然的書寫，無論是如上所述“南山詩篇”中的廣闊山區，還是其中的長詩《大雪封門》所寫的風雪中的居所，均都成了詩人精神與情感的符號與載體，非常強烈地發明著主體，從而也使路也詩歌的最新轉型因為對于地方自然與個體主體的雙重凸顯而引人注目，而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詩學意義與價值。

注釋：

1、路也：《大雪封門》，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2、段義孚：《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36頁。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