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創新是文藝的生命”，并引用了作家柳青的話，“一個寫作者，當他完全擺脫模仿的時候，他才開始成為真正的作家”，“每一個時代的文學，都有新的寫法”。在2014年10月15日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也曾以柳青扎根皇甫村書寫《創業史》為典型，倡導作家“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作家柳青之所以屢屢被提及，除了他的文學實績，還因為他的“文學是愚人的事業”“六十年一個單元”“三個學校”等文藝觀點及其文學實踐中凝聚著一種文學精神。而這種文學精神不僅僅是柳青本人文學歷程的一種精神結晶，從歷史脈絡來看，更是百余年來黨的領導下廣大文藝工作者以文藝形式投身于祖國的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所激發出的文藝精神的體現。因此，柳青在文學創作中的“愚人”精神，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新時代，我們需要不斷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造就一大批德藝雙馨名師大家，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創作人才”。要使新時代文學繁榮發展，我們在廣泛借鑒、吸納世界優秀藝術成果和藝術經驗的同時，更應該增強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以中國共產黨百年征程中形成的藝術經驗和精神資源來引領文學事業發展。在此意義上，以“事業”、“人民”、“生活”為核心要義的柳青文學精神，對新時代文學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是“事業”。干事業需要一種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實現這初心和使命作為一項持續的事業矢志不移地堅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攻堅克難，不斷走向創造幸福之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因此這種事業精神也始終貫穿于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進程之中，助推社會主義文藝不斷繁榮發展。柳青提出“六十年一個單元”論，意思就是：文學事業，是一種終生的事業，要勤勤懇懇搞一輩子，不能見異思遷。柳青更是將這一理念踐行于自己的生活和創作實踐中，不管生活環境如何惡劣，不管病痛如何折磨，十四年如一日地堅守在皇甫村從事他的《創業史》書寫。即使到了病入膏肓之際，他仍然堅持著文學創作。他曾請求醫生，“讓我再活上三四年就好了，我可以把我的事業給人民交代一筆整賬”。反觀當下文壇，能夠像柳青這樣把文學作為一項事業、有這樣一份定力的作家并不是那么多。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當前文藝的“浮躁”問題，其根源之一就是作家事業精神的缺失。事業心的缺失致使一些作家沒有了藝術理想和社會責任，更沒有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藝術定力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執著追求，在這種情況下要創作出精品無疑是天方夜譚。那么，新時代文學要有大的繁榮和大的發展，作家們需要發揚柳青的這種“把文學作為一項終生的事業”的精神，克服“浮躁”，突破自我，致力精品創作。

二是“人民”。人民是中國共產黨各項事業的中心，人民性也是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核心要義。毛澤東同志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鄧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江澤民同志要求“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同志提出“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則直接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新中國成立后，柳青放棄了優越的城市環境，舉家定居皇甫村，深入人民，書寫人民。對于人民，柳青不但身入人民群眾之中，更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與人民打成一片，他“就跟關中老百姓一樣，穿著啊、打扮啊，連容顏都一樣；他就是長期在農民里面，對他們非常了解”。正是因為這種扎根人民、為人民書寫的真誠態度，柳青才能成就其史詩巨著《創業史》。在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如果我們不能像柳青一樣“身入”、“心入”、“情入”，充分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感、思想，而只是基于個人的臆想或者網絡上的道聽途說進行寫作，就很難寫出廣大人民認可的精品力作。現在的文藝產品越來越多樣，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分散，文學要想獲得讀者的認可、關注，核心要義還是要寫出老百姓真正關切的命題。因此，新時代文學要繁榮發展，我們需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像柳青、杜鵬程那樣走進人民、了解人民、謳歌人民，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

三是“生活”。黨的文藝思想中非常看重“生活”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始終把人民生活看作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柳青始終把“生活”放在文學創作第一位。1962年，柳青在中國作協西安分會的報告會上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學校”（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校）這一著名主張。他提出，“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并提出文學“技巧是很重要的，但是技巧是后來起作用，根本上起作用的，是生活”。正是基于這一理念，柳青在皇甫村的14年中，他與老百姓共同參與農村社會的偉大變革，共同感受這場偉大變革帶來的情感和精神激蕩。正因為這種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的真誠態度，才使他的《創業史》鄉土氣息深厚，形象逼真感人，細節真實生動，成為同時期農村題材小說中的翹楚。其實，深入生活長期以來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一條必然途徑，是作家進行文學創作的基礎與前提。新時期以來，隨著現實主義文學一統格局的打破，現代主義的興起，深入生活的創作理念也開始遭到一些人的遺棄。一些作家認為，文學就是一種私人化的敘述，單純注重文學的審美性即可，這導致他們只重技巧，不注重生活內容，更不要說生活體驗。到了當今的信息化時代，面對互聯網集束式、爆炸式的生活素材，一些作家更沒有耐心花大量時間去深入生活了。因為深入生活的不夠，不僅僅造成了部分作家創作題材單一和創作思維局限，更因情感的投入不夠造成一些作品內容和人物形象與現實的偏離。這一趨勢嚴重制約了當下文學的進一步繁榮發展，使一些作家逐漸喪失了書寫現實的能力，使一些文學作品成為“無根的豆芽菜”，缺乏持久的生命力。這就是“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重建文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這是當前很多作家努力的方向。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有藝術打磨的耐心，以審美的方式將之轉化為文學作品。

總之，新時代文學仍然需要柳青的“愚人”精神。其精神價值在當下這個必須不斷克服“浮躁”的語境中尤其顯得熠熠生輝。

（作者系延安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現代中國研究”[18ZDA28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