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3月3日至16日，魯迅用13天時間抄錄校勘了40頁、約13000字的《法顯傳》，既是對自己此前大量閱讀佛經的一個總結，也是他探索自我精神世界、堅守文化學術事業的一次發愿。

《魯迅抄校法顯傳注釋》封面

魯迅時代，佛教盛行于各階層、各群體，人們從中獲取對人生悲歡的認識，得到為善去惡的道德教育，并形成因果報應的信念。魯迅少時，不但在紹興街市見識與佛教有關的場景，而且在家中目睹了祖母的凄苦以及她從佛教中尋求精神慰藉的經歷。童年的記憶是一個人生命底色形成的重要元素，魯迅在家道衰落后嘗到人世冷暖，人生的苦難色彩加重，讓他對人生的艱辛和不確定性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因此，魯迅常常在文章中對佛教徒寄予同情和理解。

魯迅在求學過程中也很受佛學的影響。梁啟超認為佛學是晚清思想的一個“伏流”，是對清代文人沉溺于文學、音韻、訓詁等“漢學”的反撥，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包括梁啟超本人，都兼治佛學。崇信佛教成了時代風尚，社會上掀起了復興佛學運動。居士楊文會以弘揚佛教為己任，成立組織，刻印佛經，業績突出，影響很大，而他的主要活動地就在魯迅曾經求學的南京。

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遇到提倡發揚國粹、“佛法救國”的章太炎。章太炎推崇法相唯識學：“法相宗所說，就是萬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覺，并非實在真有”，認為人如獲得這樣的認識，“才能勇猛無畏，眾志成城，方可干得事來”。

1914年至1916年，魯迅的日記中關于購讀佛經的記載很多。特別是1914年4月到年底的9個月里，購買佛教書籍八九十部一百二十余冊，花去四五十元，占全年買書總款的百分之三四十。期間他經常流連在琉璃廠一帶，是有正書局、文明書局等店鋪的老主顧，日常與清末佛學領袖楊文會的高足梅光羲、佛教徒許季上等往來頻仍。

魯迅在十年沉默期大量抄寫包括佛經文獻在內的古籍。他的抄佛經不只是排遣寂寞的手段，也是學術研究的準備，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很多抄寫是有計劃的工作。

佛教文獻在激勵魯迅潛心學問方面起到了實際作用。1916年3月魯迅抄校《法顯傳》，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活動，這不但是對他本人一個時期購讀佛經的總結，而且是為了激勵他在寂寞的文化事業上更勇猛精進——他從這部書中找到自己志業的精神動力。

魯迅抄校《法顯傳》手跡

《法顯傳》是法顯晚年自述天竺求法經歷的著作，也稱《佛國記》，又名《歷游天竺記》《昔道人法顯從長安行西至天竺傳》《釋法顯行傳》《歷游天竺記傳》《法顯記》等。《法顯傳》敘述了法顯以六十歲左右的高齡，從長安出發，通過河西走廊，橫越今天新疆境內的大沙漠，逾蔥嶺，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即經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又返巴基斯坦境內，然后東入印度，穿行尼泊爾南部而達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在摩竭提國首都巴連弗邑留住三年，學梵書梵語，抄寫經律，后渡海至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兩年后航海東歸，中途在今蘇門答臘或爪哇短暫停留，繼續向北航行，終于到達今山東半島南部的嶗山，轉由陸路南下至建康（南京）。

在建康道場寺，僧人請法顯寫出游歷天竺的經過，于是有了這部《法顯傳》。傳后有一段記錄者所寫的跋文，引述法顯的自評道：“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并高度贊揚法顯的志業和精神：“于是感嘆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

《法顯傳》的價值，不僅在于記述了法顯個人經歷，更在于通過他的見聞，保存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亞、南亞（包括東南亞）的歷史、地理、宗教資料。法顯之前，真正到達印度的中國求法僧人幾乎沒有。學者贊道：“故海陸并遵，廣游西土，留學天竺，攜經而反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印度佛教由小乘逐漸過渡到大乘。小乘講漸悟，講個人努力苦修，并且不期許每個人成佛。大乘提倡頓悟成佛，認為只要虔心供養，口宣佛號，一樣可以成佛，為廣大信眾開了方便法門，這樣對社會生產力也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中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興起的頓悟學說，就是順應了中國國情的結果，陸續有與魏晉玄學思想相結合的般若學及涅槃佛性學說等出現，宣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法顯攜歸建康并同佛陀跋陀羅譯出的《方等般泥洹經》（亦稱《大般泥洹經》或《方等大般泥洹經》，即《六卷泥洹》）對這一佛教教義和佛教活動的發展和擴大所起的影響巨大而深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法顯傳》道：“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指的是書中印度僧人把印度視為“中國”，而將法顯等所從來的秦（漢）地視為“邊地”。《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固守儒家正統觀念，其對佛教的態度可想而知，對《法顯傳》中一些記述的準確性有所挑剔，也可以理解。千余年歷史變遷，民族國家、宗教信仰發生了很大變化，后人自難完全模擬前人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批評容或商討辯論，但《法顯傳》的記述對后來的歷史、地理研究的參考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結尾對《法顯傳》的總體評價仍然較高：“然六朝舊笈，流傳頗久，其敘述古雅，亦非后來行記所及。存廣異聞，亦無不可也。”

魯迅抄校《法顯傳》手跡

從魯迅手抄稿的天頭上的校勘成果如“明作”“麗日本無字”，可知他用來校勘原本的版本是“明本”和“麗日本”。但其抄錄所依據的原本卻沒有說明。推測可能是較為通行的宋紹興初思溪藏本，當時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有藏，魯迅借閱比較方便。將之與他的抄稿核對，內容相同，只有一個差別，即京師圖書館藏本在書名“《法顯傳》一卷”下有“通字”兩字，魯迅未抄；藏本卷末附有對書中字、詞的音、義解釋，有百余個，即所謂“通字”的具體內容，魯迅也未抄錄。現存抄稿中校文二百四十余條，主要內容是指出書中異字及抄本中多出或缺落之字。“明”指明代刻本。明代以后的多種叢書收錄了《法顯傳》，如《秘冊匯函》《津逮秘書》《唐宋叢書》《增訂漢魏叢書》《學津討原》等，均名為《佛國記》。但張宗祥據明抄本輯印《說郛》卷四題為《法顯記》。魯迅所據以校勘者可能是明代的《北藏》。“麗”指《高麗藏》。經檢核，魯迅的校對結果與高麗藏版本相同。“日”則指《卍（萬）正藏經》，全稱《大日本校訂訓點大藏經》，又稱《大日本校訂藏經》《日本藏經書院大藏經》《卍大藏經》，是日本京都藏經書院于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間（1902-1905），依據忍澄所校訂的黃檗本，以四號活字印行的方冊本。其經目略依《北藏》，經文多從《麗藏》，經名也以《麗藏》為主，因兩者極為相近，一般稱為“麗日本”或“日本翻刻高麗本”。魯迅在校訂《百喻經》時使用過：“乙卯七月二十日，以日本翻刻高麗寶永己丑年本校一過，異字悉出于上，多有謬誤，不可盡據也。”在抄錄《出三藏記集》時也使用過，1915年7月25日日記，晚“寫《出三藏記集》第一卷訖，據日本翻高麗本”。魯迅抄校《法顯傳》所出校文多來自麗日本，較少來自明本。

綜上，魯迅抄校《法顯傳》的意圖，推測起來大概有：一、對自己閱讀佛經的總結，像捐資刻印《百喻經》一樣是還愿和功德，也就是說，有將手抄稿本送去刻印的可能；二、在抄寫《法顯傳》之前，魯迅已經購買并閱讀了法顯取回或翻譯的經書，對法顯的業績有了比較多的了解，因此，抄校行為可以視為對法顯取經活動表達敬意，同時也是自己的一次發愿：決心在法顯求法精神鼓舞下對傳統文化進行系統整理。

抄寫《法顯傳》是魯迅人生一個關鍵時期謀求自我解脫的方法，更是一次發愿。他珍藏這個為他提供愿力的文本，時或以此明志，不但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表彰，在《拿來主義》中借鑒，更在翻譯工作中踐行。法顯的取經、譯經活動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主動“拿來”的壯舉，而魯迅一生從事翻譯工作，是對法顯“拿來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一百多年后，我們尋繹魯迅抄寫《法顯傳》所蘊含的意義，不但能看到其一生學術文化事業的一塊基石，而且能看到指引未來傳承中華傳統文化道路的一盞明燈。

2022年1月19日于北京阜成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