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歷史、讀社會、品人生，文學作品始終能夠給予讀者有益的啟示。在接受美學理論中，社會接受性始終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審視對象。如果能夠從文學創作的社會性中去尋求審美價值，那么作者就有了這么一種能力：打通文學作品和讀者之間的隔閡，向社會傳遞審美意蘊,在情感或精神上引起讀者共鳴，從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把藝術創造力和中華文化價值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和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

梁啟超曾在評價潘光旦時說：“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文學“情緒”不該停留于淺顯，滿足于一般性的“感時花濺淚”，完全可以在“深刻”上做一番功夫。例如，在追究人的本質的時候，是不能不對人的社會位置、社會身份和社會態度加以關注的，它們不僅為人物活動創造了舞臺和依據，還把人性的展露置于現實多重的社會關系中。文學創作不能忽略人與現實社會相互關聯的復雜性，無論是人生命運還是人性狀態，終究是離不開社會的，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呈現、于社會關系中活躍、隨社會轉折而變化。一言以蔽之，文學創作者的社會審美追求，就在于社會本質、“人學”本質和審美本質的有機統一。

社會進步和發展，是文學創作的認知關鍵

在對文藝作品的評價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這一文藝批評標準。美學觀點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具有藝術性，歷史觀點則是將作品放到一定歷史條件下，看其內容是否具有理解歷史進步的積極意義。

現實生活是文學創作的背景和場域，是文學作品生發的土壤和養料。1979年，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提出：“要通過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趨勢。”就是說，文學創作者要在社會認知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通過特殊的文學事實和感情來揭示社會運行狀態，展現滿帶時代風塵、投入社會生活的人們。為此，文學創作對國家政治不能不知，對社會發展目的不能不明，茲事體大，關涉格局，影響立言。

我們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以及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我想，能夠為文學創作所捕捉的生動而豐富的素材，就藏在社會發展的細節中，那些曲折的人物命運也正裹挾于社會矛盾處。馬克思指出：“社會的進步就是人類對美的追求的結晶。”作家在向讀者提供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呈現了一個社會狀態的文本。事實證明，發現和欣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美，需要洞察力，也需要思考力。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以現實國情作為考察社會活動的出發點，懂得社會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這個道理，否則不僅不能看到現實社會的發展趨勢，還會被細枝末節、溝溝坎坎的現象所蒙蔽，顯出一葉障目的無知。

在文學創作活動中，對社會發展狀況的感受力是有差距的，有大小強弱之分。如果能夠在社會愿望、過程階段和成熟條件等方面，有敏感、豐沛、深刻的感受力，就把握住了在文學創作中留下“敘事性歷史文獻”的前提。這里試舉一例：因有人質疑茅盾的《子夜》對1930年中國民族工業困境描述的真實性，近期有學者考察論證了當時繅絲業、火柴業、棉紡織業、面粉業和煙卷業等行業的發展情況，最后認為這部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正在于它的客觀性，即正確而典型地反映出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現象。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文學創作的精神凝結

崇高，是來源于視覺的主客觀融合的美學概念。它所產生的激昂情緒和莊嚴卓越的審美效果，培育了人格情操，提升了精神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我們這個時代既有崇高之理想，也有崇高之事業，更不乏崇高之人物。文學創作者應該分辨這些崇高，描摹這些崇高，讓讀者從文學作品中感受到熱情與力量。

恩格斯早年曾講到民間故事的社會教化功能，認為民間故事可以讓農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得到精神慰藉，“使農民有明確的道德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自由，激發他的勇氣并喚起他對祖國的熱愛”。美的力量絲毫不遜于思想的力量，尤其是從文學審美中獲得的精神飛翔，可以讓人掙脫凡俗的煎熬與羈絆，直達脫胎換骨的新人模樣。

文學創作者的社會責任，就是看到新的社會現實，把握新的社會經驗，理解新的社會需求，以文學作品的審美形態，描摹社會生活和閃光人性，并把營造社會認同感、培植社會凝聚力作為“歷史的參與者”的崇高事業。美是道德上的善的象征，可以肯定地說，先進與落后、善與惡同時存在，這是現實社會的真實。應該如何認識這種客觀現象、如何敘述這種矛盾沖突？“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這一詩句出自聞一多的詩集《死水》，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把專注低下和丑陋作為文學個性而加以推崇，以至于將文學創作理解為追逐消極因素、揭開骯臟之地的專門活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工作者的自身修養不只是個人私事，文藝行風的好壞會影響整個文化領域乃至社會生活的生態。”那些具有社會價值和意義的文學作品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創作者對如何維系社會關系價值的探索之力甚銳，對社會歷史進步的思悟之勢甚強。

筆墨所至，精神頓出。現在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反映了時代發展的豐富內涵，集中體現了當代的中國精神，是社會文明構建的重要軟實力之一。我們應該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進入文學創作的思想門檻，尤其在社會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發生變化時，文學創作更應當反映和推動社會歷史進步，透露和揭示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新的時代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在對社會生活和社會事物的美的探索中，將社會美的核心落實在人的外在與心靈美的集合上，把人的社會性和精神性的根本屬性，透過文學作品的情節意象、人物活動生動地展現出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文學創作的新時代視野

以民族與社會關系為視角，詳細說明民族與國家整體關系，是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著名理論內容。他認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倘只講多元，把每個民族作為封閉的單位，是忘記了民族之間的復雜聯系和共生性；或只講一體，則忽視了民族歷史和現實的豐富內涵。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民族關系是至關重要的社會關系。民族關系的特殊內涵，就在于既有社會性又有民族性。這種民族多樣性結構成為激發社會活力、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為此，文學創作所追求的社會美，應該建立在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體現這一心理特征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把關心民族團結進步事業，關注民族團結創新方式作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重要方面。倘用哲學方式表述，那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重要的社會意識，原因就在于它反映了對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自在存在的堅實歷史基礎上生長出的現代民族敘事的察覺與關注。

在民族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社會審美應聚焦各民族的合力，展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社會共同體面貌。民族從屬于社會，適應社會發展；社會離不開民族，民族發展也影響著社會進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促進各民族廣泛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各民族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意識，是歷經長期的社會生活培育而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形成了利益相關、情感相通的互嵌式社會結構和民族共同體的社會形態。

在文化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社會審美應聚焦中華民族文化集大成的特點，敘說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內涵和外延極為豐富的概念，展示了民族社會交往融合的歷史過程，呈現了各民族的融合之美、整體之美。悠久堅實的民族文化不僅是社會歷史最通透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們國家以自信自強自立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民族文化認同是最廣泛、最深層次的文化認同。

文學創作涉及民族社會考察、民族文化視野和民族情感指向，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會生活，呈現了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自覺狀態，內涵豐富又有規律可循，開啟了文學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學問、一種文學社會學的可不斷完善的專業體系。學術研究則是另外一種路數，是在社會審美所賦予的靈感和熱忱下，把社會精神和文化作為審美的主要領域，從而推出影響讀者的情緒、心理和思想的文本，改變讀者人生、推動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