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孫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圖》出版，無疑值得關注。當年的先鋒派主將，“我是少年酒壇子”的豪放絢麗；“信使之函”滿紙荒唐言卻抑制不住字字珠璣，詩意流淌；而“請女人猜謎”詭異靈動，玄機四伏……。一晃30多年，其中孫甘露也有其他作品，他寫得謹慎，小心翼翼，怕是傷著文字，劃傷時代的皮膚。甘露干脆把自己獻給了文學事業，為上海作協做著日常工作，舉辦巨型的上海國際國際文學周，偶爾在一些新作的研討會上發表精辟點到為止的言辭。甘露是令人敬重的作家，日久彌新，他存在，他就永遠保持一個作家的狀態。雖然歸來不再是少年，《千里江山圖》卻不得不讓人驚嘆筆法精湛，針腳綿密，機鋒內斂。雖然故事危機四伏，分明是十面埋伏的猙獰；他卻寫得如宋明工筆般的秀麗。20世紀的慘烈，像里爾克的豹子被關進籠子，我們翻動書頁，卻看到豹子踱著精巧的步子，在那個籠子里，謹慎丈量自己的命運。

書名《千里江山圖》用的是北宋年間的名畫為題，名畫《千里江山圖》傳為宋徽宗趙佶親授弟子王希孟在18歲時用了半年時間繪成。《千里江山圖》顯然表達了徽宗心目中的社稷江山的理想，山青水秀，雄奇氣派，太平盛世，天人合一，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足。當然，孫甘露的立意在當下，這是就是當今時代常說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而小說的故事設置是1933年早春發生在上海的故事，我地下黨圍繞一次秘密任務與敵特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千里江山圖》是小說中的接頭暗號，小說當然有點題之筆，陳千里到診所找林石，他以書畫商人的身份說“我想找一幅宋畫。”林石：“那可不好找。”陳千里：“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林石：“那您說說看是哪一幅？”陳千里：“《千里江山圖》。”林石：“你打開窗朝外面看。”陳千里：“說的是，這些人就是江山。”小說的主題由此很清楚，就是一批共產黨的忠誠戰士為人民打下江山所付出的血的代價，他們不惜犧牲年輕的生命，就是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人民過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這一主題當然是當今的主流主題，或者說紅色主題，無數的作品都在處理同一主題，但孫甘露依然能把故事講得有聲有色，其筆法正如宋明工筆畫，在故事設置、情節結構安排、人物刻畫方面，都顯示出孫甘露的藝術力道。

小說開場就緊張驚險，我地下黨一次布置工作的秘密會議在一個圖書館的密室，不想有內奸向特務機關通報消息，開場就是緊急的疏散和逃離。在這樣危急關頭，人物一個一個出場，表現也一場比一場危險。地下工作最危險的是出了內奸，那就意味著暴露在敵人的槍口下，生死就是瞬間之事。既要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又要防止內奸出賣。猜疑也在革命者內部蔓延，這同樣具有殺傷力。誰是內奸？故事突然間展開了兩條線索，一條是完成護送浩瀚同志的任務；另一條是要識別誰是內奸。這兩條線索歸結到敵特葉啟年、游天嘯那里，時刻牽動敵特的陰謀與兇險的暗殺。整個故事，懸念十足，緊張驚險，環環相扣，危機四伏。

小說的主題固然是歌頌革命志士英勇無畏，為黨的事業視死如歸；但小說的寫法吸取了諜戰小說和影片的特點，完全可以當作精彩絕倫的諜戰故事來讀。這促使我去思考一個理論問題，“紅色寫作”——如果可以創立這個概念的話，同樣可以有藝術性。此前寫紅色諜戰成功的作品有麥家的《解密》《暗算》《風聲》《風語》系列小說，其中多部改編成電影也非常成功。麥家的《解密》英文版被收進英國“企鵝經典”文庫，這也說明寫紅色主題并非就只能成為意識形態宣傳讀物，其文學性和藝術價值同樣可以得到承認。所以，對于藝術手法高超的作家來說，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么寫。當然，如今寫地下黨的影視作品尤其多，但成功的小說并不多見，麥家的小說并不僅僅屬于這個類型，他的小說還具有多元綜合的藝術特點，是故其藝術性體現得比較復雜。五六十年代寫地下黨作品成功的例子有《野火春風斗古城》，要說那時的條條框框比現在要多，但這部作品無疑非常成功，直至今天讀來還是同樣引人入勝。要說“紅色寫作”與藝術探索最早結合的作品當推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該作品雖然受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影響，但莫言卻把我爺爺我奶奶的愛恨情仇的故事講得如歌如訴，再有余占鰲抗日的故事穿行于其中，歷史被托起了高度，并被賦予了20世紀的本質。

顯然，孫甘露的《千里江山圖》無疑要歸在典型的“紅色寫作”的綱要下，這不只是這一群地下黨灑熱血，拋頭顱，最終有一個長長的犧牲人物的名單——革命志士用鮮血染紅了江山。小說中著筆不多的老方，卻有一個驚人的細節，“那個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寫的，他自己的血。那是個未寫完整的‘山’。”顯然，甘露要強調這江山不是赭石朱紅畫下的山水，而是用鮮血染就的土地。

《千里江山圖》在藝術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在情節處理上的緊張性與緊湊性。盡管說這是諜戰敘事的基本特征，但具體動用卻并非易事，做到入情入理，合乎邏輯，令人信服卻是要靠敘述功夫。小說以失敗開場，以有內奸為懸念展開敘述，一開始就是一個組織成員悉數亮相，人物群體相互關聯，故事的展開井然有序，錯落有致。陳千里出場，林石被懷疑，陳千里還懷疑崔文泰是內奸，后來凌汶和易君年南下，誰能想易君年就是內奸，就是特務盧忠德假冒。很顯然，敵我雙方相互潛伏，盧忠德這個“西施”潛伏在我地下黨組織中，破壞性極大。但我地下黨的潛伏更是厲害，特務頭目葉啟年的女兒葉桃就是地下黨，多少有價值的情報從她這里送出，但她英勇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另一個人物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穆川始終寫得隱晦，莫測高深，讀者十有八九可以推測，他可能是一個級別相當高的潛伏人員。因為這些線索的交叉，使得險象環生，危機四伏，故事的每一個推進環節都加強了緊湊性，生發出緊張性。

這篇小說值得肯定的是寫人物，畢竟是老道的作家，對每個人物都握得緊，刻畫得準確精細。正面的人物如陳千里，林石、凌汶、梁士超……，每個人的經歷、職業、性格不同，人物形象表現出來的特點也就各異，這才有豐富多樣的地下黨的群體形象。紅色面孔并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也沒有虛張聲勢，發宣言做議論那些套話，孫甘露讓每個人物在行動中去展現自己的性格。因為故事的動態性，人物的運動感很強，這仿佛是動作片一樣，人物擺脫了靜態存在的沉悶，人物的機警、心理活動、智慧以及身手都在行動中透示出來。固然，主要人物我地下黨陳千里和敵方葉啟年寫得相當成功，這倆人一直暗地較量，又有正面交鋒，而且還有家國愛恨。葉啟年一直認為是陳千里把女兒葉桃引入共產黨而潛伏在身邊；哪想到實際上是葉桃把陳千里帶進組織，引導他走上紅色革命道路。葉桃之死與葉啟年脫不了干系，雖然并非葉啟年直接“大義滅親”，但他顯然怕“家事外揚”。這當然是一個悲劇，本來陳千里和葉桃或許能相愛一生，陳千里會是葉啟年的乘龍快婿，但20世紀的酷烈把這些原本可能性的“親情倫理”，皆轉向黨國的敵意，變成了欲置對方于死地的深仇大恨。在中國20世紀的進程中的這些生命和親情代價，孫甘露隱而不顯，含而不露，在追求客觀性和緊湊性的同時，略微少了一點反思性——這當然是苛求，紅色寫作中的反思性是一大難題，人性、個人選擇、愛恨情仇，都被特殊的歷史情勢所決定。個體生命、命運如何揭示和深化，確實是一個難題。但不管如何，孫甘露筆下的女性，葉桃和凌汶雖然著墨不多，但卻寫得栩栩如生，她們永遠帶有孫甘露筆下的女性的那種屬性，優雅、美麗、堅決，她們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她們用行動給20世紀的中國歷史寫下了革命的紅色篇章。

當然，孫甘露的小說最值得稱道的永遠是他的語言，他是一個始終用語言寫作的作家，不管寫什么題材，不管年月發生什么變化，他的語言質地不會褪色，這是一個道地的作家的可貴品質。這部小說之所以可以創造出緊湊性和緊張感，人物刻畫幾筆就神情畢現，根本還是得益于孫甘露的語言。即使去掉了先鋒小說的那些絢麗和華美，在簡潔質樸中，依然可以感覺到孫甘露的敘述語言的那種潔凈、準確、精煉和細致。有語言背書，孫甘露這部小說用《千里江山圖》為名，也算是自然天成。傳統工筆的精致細膩，蕩氣回腸的神韻，在孫甘露的精雕細刻的語言中，也顯山露水；然而，更重要的是，在20世紀的生死酷烈中，它們前后呼應，共同演繹著千年綿延的一個民族的命運。

陳曉明 （文藝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