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承東，西班牙語翻譯家，曾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翻譯服務委員會主任。1939年生于山東茌平，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曾先后赴哥倫比亞、西班牙、墨西哥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訪學，2015年獲巴拉圭北方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先后參加并主持了《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朱德選集》《陳云文選》《鄧小平文選》等相關重要文獻的翻譯工作。深耕西班牙語文學翻譯領域，譯有《迷宮中的將軍》《血與沙》《甘特的冬天》等近50部西語文學作品，同時還完成了《楚辭》《老殘游記》等十余部中國經典文學作品的外譯工作。

自不同文明出現交流的需求開始，翻譯就作為“筑路者”而存在。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文明間的相互認知與互鑒成為各國知識界乃至全人類更為迫切的需求。這無疑拓寬了翻譯活動的外延，同時也提高了對翻譯的要求：傾聽其他文明的低語，講述屬于中國的故事，讓這條跨越時間的道路呈現出多維趨勢。我們的話語如何抵達世界，世界的瑰麗如何呈現于我們眼前？為了得到最清晰的回答，筆者求教于在中西互譯領域深耕多年的翻譯家尹承東，探求他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深刻體悟。

緣起：文學寫作、語言學習與翻譯初探

萬戴：尹老師您好！非常榮幸有機會向您請益。您的職業生涯橫跨多個領域，卻又從未偏離過西班牙語翻譯這一核心主軸。我們還是要從一個稍嫌老套的問題開始：您是如何進入西班牙語世界的？

尹承東：我也很開心，可以就我的經歷和理念與您進行交流。我差不多從小學起，就對語文有所偏愛，成績也比較好。當時，我喜歡讀舊小說、武俠小說，像《彭公案》《施公案》《三俠五義》……不自覺地培養了一種對文學的濃厚興趣。當我升入初中，就開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入高中之后，開始發表短篇小說。當然，那時候發表短篇小說還有一個好處——可以解決家里的經濟困難。還記得我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磨坊里的風波》，解決了我三個月的伙食費，當時我每月的伙食費是4.1元，這篇文章的稿費足有12元，那種高興的心情難以言說。

種種因素使然，我最初是羨慕作家，希望能夠成為一位寫作者。但我在讀中學時，有一位精通俄文的舊官員被派到了我所在的中學任教。這樣，我有機會從初二開始學習俄語。直到高中畢業，我的俄語都保持著全優成績，并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

1960年，在我踏入大學校門時，經濟狀況的困窘讓我有些自卑。第一次點名時老師特意點到了我，這讓我既意外又惶恐。后來，他私下告訴我，我高考的外語成績是滿分，鼓勵我努力學習，這重燃了我學好外語的決心。當時由于中蘇關系降溫、古巴革命勝利，學校選調了各語言學生轉向學習西班牙語，我就是其中之一。從此，我與這門語言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萬戴：從少年時代的文學愛好者，到青年時代的語言學習者，再到您一生從事的翻譯事業，您的這種轉變是悄然發生的，還是存在什么標志性的事件呢？

尹承東：我們之前談到了我從少年時代就對文學興趣頗深。在中學時代，我有機會讀了很多俄羅斯文學作品，從此對外國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之后，我就想當個翻譯家。還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把課外讀物中題為《一個西班牙母親》的中篇小說翻譯成了中文。我把譯稿寄到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沒多久就意外地得到回復。信上說：“這篇小說很有意思，我們接受出版。可惜它太短了，希望您再翻譯幾篇，合在一起出版。”

但后來書不但沒出版，我還挨了批評。原來那封回信，不是先到我手里，而是先被系領導拆看了。系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說我學習目的不純，不應該有成名成家思想。甚至在我畢業時的最后鑒定上，還掛了那么一句。盡管書沒出成，但這給了我信心，我覺得我還是成功了，受益匪淺。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一次翻譯學術研討會上無意中知道，當時給我這么一個青年學生親筆回信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翻譯家、《簡愛》的譯者祝慶英先生。

我終生都感謝這位鼓勵我堅定走上翻譯道路的師輩。這次翻譯的嘗試和獲得的肯定，成了我翻譯事業的起點。

理論著作外譯：事業、理論和精神

萬戴：當您真正進入專業翻譯領域，進行的卻是經典理論著作的中譯外工作，這一點是非常獨特的。當我們談起翻譯，所說的其實是兩項互有關聯又存在差異的工作：外文作品的譯入和中文作品的譯出。您曾經總結到，系統性的中譯外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選集》的外譯。在您看來，我國的中譯外工作是怎樣得到系統性拓展的？您又與之保持了怎樣的緣分呢？

尹承東：長期以來，我們一提到翻譯，就是指把外文的東西翻譯成中文，尤其是指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我的確認為，中譯外的提法形成一個概念，是從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組織《毛澤東選集》翻譯開始的。在這之前，盡管也有零星的中譯外工作出現，比如50年代初，中央就指示毛主席的俄文翻譯師哲、后來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袁水拍、著名翻譯家葉君健，以及同樣也蜚聲翻譯界的著名學者錢鍾書開始了《毛澤東選集》的初期翻譯工作。甚至還在1949年，林語堂先生就邀請從英國回來的楊憲益先生翻譯《資治通鑒》，之后又有《牡丹亭》《聊齋志異》《易經》《詩經》《論語》《儒林外史》等中國古代經典英文版問世，但中譯外并沒有形成什么大氣候，中國的翻譯概念仍舊是停留在把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上。

中譯外的正式提出，是在英文版、俄文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即將問世，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開始組班子翻譯的時候。當時中央從長期系統地翻譯國家領導人的著作考慮，于1961年末由鄧小平同志批示，正式成立中譯外專門機構，設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冠名“毛澤東著作翻譯室”，與外譯中的馬恩列斯著作翻譯配套。我本來1965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但只在外交部待了一年。翌年，中央編譯局找外交部要干部支援《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結果我被選中了，到了編譯局，一干就是40余年。從1966年到2002年，我參加的翻譯工作除了《毛澤東選集》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的全集或文選的翻譯，以及從1969年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到后來八次黨代會和這期間歷次的人代會以及政協會議的翻譯工作。

萬戴：當時您還是一位年輕的譯者，這項工作給您在專業上帶來了怎樣的改變？這是否對您之后數十年的翻譯工作有所影響？

尹承東：作為當時翻譯團隊中的年輕人，我確實感到很幸運。《毛澤東選集》的翻譯人員，幾乎都是從全國抽調的翻譯大家。拿西班牙文來說，牽頭的是廣電部的劉習良，成員有外交部的湯柏生，外文局的陳用儀，外交學院的丁永龍，中聯部的鄧蘭珍，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蔡同廓，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王懷祖、趙士鈺、毛金里等，可謂群賢畢至。在他們和外國專家的幫助下，我由統稿開始，中譯外水平很快進步到能夠獨立承擔翻譯任務。直到今天，每每回憶起與這些老師在一塊工作的時光，心中還不禁涌起一種特殊的激動，一種感激之情。

前些年，我曾就《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問題作過一些講座。在講座中，我總結出了這個翻譯班子十分可貴的三種精神：一是無私奉獻的精神，就是大家只求奉獻，不求索取，一心想到的就是工作，還常常加班到夜間十一二點，帶病工作也毫無怨言。二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可以說翻譯的每一個句子都是精雕細刻出來的，為用某個詞要不要冠詞可以爭論一個小時，連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所以，我在作講座時敢于底氣十足地說：“如果誰發現《毛選》的譯文有問題，他可以到中央編譯局來領獎金。”三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就是每個人都把這項工作看成是自己學習的好機會，謙虛謹慎，從不自以為是，而那些老師級的人物對我們年輕人則總是諄諄教導，愛護有加，不厭其煩地幫助我們提高水平。我在中央編譯局工作的40余年，由于工作的性質，始終處于西文界高端翻譯家們的熏陶中，使自己有所建樹，所以我說自己感到很幸運。

“文學爆炸”與“翻譯爆炸”

萬戴：您是中國西語翻譯界最早一批投入系統性文學譯介的翻譯家之一，也是將拉美“文學爆炸”作品介紹入中國的主將之一。您從何時開始投身拉美文學翻譯，又是一段怎樣的經歷呢？

尹承東：我剛才講了我第一部譯稿的遭遇，從此在大學里再也不敢有翻譯小說的念頭。大學畢業以后進了機關工作，其實同樣管得嚴，除了本職翻譯工作以外，不能搞業余的東西，否則也會受到批評。

我是在“文革”期間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和《百年孤獨》的。記得在1975年，我和劉習良先生在一起翻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時，他拿了本《百年孤獨》給我看，說真應該把它翻譯出來。可惜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也只好惋惜作罷。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1979年，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在南京應運而生，我們多年壓抑在心頭的欲望才得以釋放。又兼國內出版社同樣進入了高速發展期，迷上了魔幻現實主義，爭相出版拉美文學，我和同代譯者自然滿懷熱情地投入其中。

開始，我跟我的同事蔣宗曹女士和中國外文局的李德明先生合作翻譯了兩部長篇小說：西班牙作家帕拉西奧·巴爾德斯（1853—1938）的《修女圣蘇爾皮西奧》、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的《不速之客》，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分別于1981年和1983年出版；接著，又跟趙德明教授等合譯了巴爾加斯·略薩的《胡利婭姨媽和作家》。接下來便一發不可收拾，一悶勁兒地翻呀，翻呀，不停地翻，所有的節假日都用來干活，大年初一都在翻稿子，時常工作到深夜更不消說。不這么干也不行，出版社催得急。為了趕時間，我們只能更多地采取合譯的方式，比如我與他人合譯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迷宮中的將軍》《霍亂時期的愛情》《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這幾部作品在國內都是首譯，當時十分暢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現了“文學爆炸”，而中國在80年代出現了拉美文學的“翻譯爆炸”，到9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們用了十來年的工夫，將拉美文學的各種流派、各種思潮，包括文學經典差不多都介紹進了中國。

萬戴：通過翻譯活動、研究活動與成立文學研究會，您和同時代的學者、翻譯家共同構建了一座聯通中拉、實現理解的文學橋梁。即使在信息交互高速發展的今天，也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在您的回憶里，這些譯介和研究對中國知識界和文學界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尹承東：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譯介的量變引起質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樓宇博士的統計，這40年間，我們共翻譯了900多部西語文學作品，絕大多數是拉美文學。如果再加上繪圖本，我們翻譯的拉美文學作品已超過1000部。這徹底改變了知識界和文學界的閱讀生態，也在我國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文學創作領域。以莫言和閻連科兩位作家的話為代表吧。莫言說：“拉美文學影響了我們20世紀80年代的一批作家。魔幻現實主義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們一批作家。我自1984年第一次讀到《百年孤獨》時，心情就像當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的閣樓里讀到卡夫卡的《變形記》一樣：啊，原來小說可以這么寫。”另一位對拉美文學感觸至深的作家閻連科表示，拉美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影響之巨，“可能超出世界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流派、主義和文學團體，對中國文學造成的震動基本跟地震和火山爆發一樣”。

拉美文學對我國的影響不僅僅是翻譯界和創作界，而是上升到與拉美的文化交流以至政治層面。李克強總理2015年訪問拉美，行前不僅專門委托外交部做有關調研工作，莫言、鐵凝和麥家三位作家也隨團出訪。在波哥大的一場高級別文化研討會上，李克強總理感慨地說：“哥倫比亞偉大的文學大師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這部魔幻現實主義不朽巨著，幫助中國人認識了拉丁美洲，對中國的當代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文化效應穿越遼闊的太平洋，變成了聯系兩國人民靈魂的獨特紐帶。”無疑，這是對我們幾十年來文學譯介工作的一種總結和肯定。

萬戴：作為翻譯家和研究者，您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拉美多位重要作家都有過直接接觸。這些交往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回憶和影響？

尹承東：我應該是第一位與巴爾加斯·略薩有所接觸的中國學者。1984年10月，我當時正在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訪學，我的哥倫比亞朋友告知我巴爾加斯·略薩訪問波哥大的消息，并極力促成我們的見面。在接到我的便條后，巴爾加斯·略薩主動聯系了我，約我在他離開哥倫比亞前在飯店見面。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容俊秀、溫和有禮，沒有所謂大作家的傲慢。他向我仔細詢問了自己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對于能夠擁有中國讀者表示非常興奮。此外，他也向我介紹了自己作品的創作與未來的寫作計劃，也包括他對秘魯文學的理解和哲學閱讀，這無疑對我在此后理解和翻譯他的作品助益良多。

同年在波哥大，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一位醫生朋友在報紙上看到我到訪的消息，便想促成我與其會面，作家也答應了。當天正待出發時，他突然打來一個電話，說見面的第一個議題先談版權問題。我沒有條件這樣做，于是這次會面沒能成行。1990年10月，加西亞·馬爾克斯到訪中國。時任哥倫比亞駐華大使的何塞·瑪利亞·戈麥斯協調安排了作家與申寶樓、趙德明和我見面。我們在國貿大廈與加西亞·馬爾克斯進行了會面，老先生友善幽默，并沒有我們擔心的不悅之色。我和他開了個玩笑，說我在哥倫比亞第一大報《時代報》上看到過一篇文學評論說：“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在中國拿到一個比索的版稅，但是卻掙得了兩億多個讀者，所以算總賬還是賺了。”他笑了笑并未反駁。在文學討論之外，加西亞·馬爾克斯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表現出了濃厚興趣，這一點也讓我們印象深刻。

每部譯作都像自己的一個孩子

萬戴：您的文學翻譯跨過了多個時間維度：從伊比利亞美洲經典文學作品、“爆炸文學”時期作品到“后爆炸文學”時代的代表作品都有涉足。您在翻譯不同時期作品時，會不會有不同的感受、采取不同的手法？這幾個時代，有哪部譯作給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尹承東：確實，不同時期的作品，其文學風格、語言習慣都有著較大差異。而文學創作除了具有時代性，作家個人的語言風格其實也各有不同。像佩雷斯·加爾多斯（1843—1920）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這些較為經典的作家，其語言往往是精確、優美和流暢的。比如伊巴涅斯的《血與沙》，盡管其中的一些關于斗牛的專業名詞需要核實，但他在描摹場景和推進劇情時使用的語言是便于理解和易于翻譯的。事實上，再復雜的表述都是由語言本身構成的。我常常戲稱自己為“翻譯匠”，依照楊絳先生所說的那樣，對每個文本都致力于還原原文表述的內容，也就談不上難易了。

作為一個譯者，正如巴爾加斯·略薩所說，每部作品都像自己的一個孩子，很難說哪一個最好。如果說印象很深的作家，我們剛好可以談談巴爾加斯·略薩其人其作。我們剛才聊到了巴爾加斯·略薩和我在波哥大的一場深談。在與他的坦誠溝通里，我得以了解到他的創作心得與思想脈絡，這對我理解他的作品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下筆之時，我常常會神游與他傾談，感覺他在用流暢的語言向我解釋面前的文字。翻譯他的作品，就像是在清晨提起竹籃走上田間小路，去欣賞青草上晶瑩誘人的露珠。

我近年來翻譯的作品中，《甘特的冬天》算得上是非常獨特的一部。從現實意義來講，這是國人首次讀到巴拉圭作家創作的長篇小說。回到作品本身，這也是拉丁美洲“后爆炸文學”的一部代表性杰作。小說的篇幅不算很長，但作品的容量大大超出了一般敘事文本，作者胡安·曼努埃爾·馬科斯也是一位文學理論學者，他在有限的篇幅內一展所長，巧妙地運用倒敘、插敘、拼貼、對位、互文、意識流等多重手法來闡釋主題。

而最令我欣賞的，是這位學院派作家并沒有耽于奇技淫巧，他在精妙繁復的文學表述背后，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巴拉圭遙遠、陌生土地上色彩斑斕的族群以及他們的社會、人生圖景，表現了那里的人民頑強不屈、英勇反抗軍人暴政的斗爭精神。在這片言語森林之后，在后現代的敘事手段之中，依然可以看到寫作者對歷史的審視和對民族精神的探尋。

萬戴：我們剛才談到了您幾十年里在經典理論與文學作品領域的耕耘。在現實層面上，您的職業翻譯和業余翻譯間是否存在聯系和沖突？

尹承東：這里還有一則趣事，足以說明其中的情況。我在任中央文獻翻譯部主任的時候，曾被人以“翻譯大量文學作品，沒有把精力全部投入本職工作”為由，拒評高級職稱。我深感委屈，賭氣向領導請示不再評定職稱，得以用“翻譯家”為頭銜印了200張名片。

恰巧，一周后我和董燕生老師一起到韓國去參加亞洲西班牙語文化學者會議。在機場海關，由于我剛從哥倫比亞回來而護照上卻沒有入境章，怎么解釋也不讓我出關，非要我說清楚不可，一時間雙方有些劍拔弩張。為了緩和氣氛，我向邊檢人員出示了我的新名片，表示可以向我的工作單位進行核實。對方接過名片仔細看了一下，不失尊嚴地問道：“您是翻譯家？”我半開玩笑地說：“小翻譯家，不是大翻譯家。”他把手一甩：“是翻譯家就過去吧！”沒想到，這賭氣印上的“翻譯家”卻立了奇功。

萬戴：您是常年投身一線翻譯實操工作的翻譯家，也是中國當代翻譯史和翻譯理論的闡釋者之一。在您看來，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應當如何協調？

尹承東：翻譯理論這個問題，說簡單很簡單，說復雜很復雜。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翻譯理論能把嚴復先生的“信達雅”理解好、實踐好已然是很高的境界，恐怕多數翻譯工作者一生都不敢說自己的譯著達到了“信達雅”的水平。盡管理論流派紛紜，翻譯這門學問，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大家公認、沒有人能推翻的定理，即翻譯就是把一種源語言變成，或者用錢鍾書先生的說法，化成一種目標語言，而目標語言的讀者享有跟源語言讀者同樣的感觸。

我非常喜歡和贊同楊絳先生的觀點，她說：“我暫時拋開翻譯理論——理論只是在下文談的經驗里逐漸體現——這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觀點，不同于那些專搞翻譯理論的不談翻譯實踐所謂翻譯理論家。反正一切翻譯理論的指導思想，無非把原作換成一種文字，照模照樣地表達。原文說什么，譯文也說什么；原文怎么說，譯文也怎么說。”我愿將其稱之為“實實在在的翻譯理論”，即由實際出發、具有操作性的翻譯理論。只有這樣的理論工具，才能對翻譯實踐做出切實有效的指導和幫助。

萬戴：政經翻譯、經典理論著作翻譯、文學翻譯、學術翻譯、商務翻譯……在您看來，不同翻譯門類的從業者，是否會存在一定壁壘？作為這個時代的譯者，是否應當主動跨界，或是深耕自身的領域？

尹承東：在我看來，客觀上是存在一定的翻譯壁壘的。對我個人而言，在經典理論著作翻譯之外，幾十年間也出版了近50本譯著（包括合譯），也跟國內外人士合作把《老殘游記》《楚辭》《道德經》《茶經》《陳毅詩選》等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了西班牙文。雖然同時存在中譯外和外譯中，但我的業余翻譯還是大多集中于文學。這既是我個人興趣所在，也是能力的長項。

在一些外譯叢書的審稿工作中，我也會和出版社進行溝通，選擇合適的學科類別進行審校。每位譯者都存在著自己更為熟悉和擅長的領域。當然，會有翻譯大家能夠橫跨多個領域，但我認為更應該將一個領域搞精、搞通。比如說僅在文學領域，翻譯資源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并不一定需要強行跨界。

萬戴：您被稱為“翻譯產業”的創始人，是將中國翻譯產業整合為一個新型產業模式的開創者。這是一條怎樣的道路？您又是如何考量的？

尹承東：2010年之前，鑒于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許多翻譯公司，并且在翻譯事業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在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會議上，已經開始探討翻譯是不是一種產業，以及翻譯協會應不應該管理的問題。但是爭論很大，一直猶豫不決。

2010年秋天，上海的一家翻譯公司邀請我以中國譯協副會長的身份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會上南京鐘山翻譯公司的總經理張南軍先生作了一個精彩的發言，詳盡地談了應該創辦翻譯產業的道理。我對他的發言很感興趣，飯后我們在一起就這個問題交談了三個小時，取得了共識，最后決定以鐘山翻譯公司和中央編譯局翻譯公司的名義在南京召開一次翻譯產業交流會，試試水，沒想到許多翻譯公司積極參加，規模相當大，會議很成功。

經過會上交流，最后大家形成一個決議：把問題提到中國譯協會議上，建議成立中國譯協第九專業委員會（譯協原有八個專業委員會），叫翻譯產業委員會，結果在這一年的譯協常務理事會上，提議順利通過，從此翻譯產業這個名稱也正式確立下來。我做了10年的翻譯產業委員會主任，也幫助制定了一系列行業標準，算是為我國翻譯產業的發展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因而在2012年獲得了中國譯協評定的“翻譯事業特別貢獻獎”。 

（作者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記者、中國拉丁美洲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