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精神的源頭就是“詩言志”。“詩言志”主張倡導一種價值、一種精神，屈原、陶淵明、陳子昂、李白、杜甫、韓愈、蘇東坡、文天祥等都是代表人物。他們高揚“詩言志”的傳統，建構起中國詩歌的精神脈絡。

“詩言志”是中國詩歌的最高標準和黃金律令。何謂 “志”？許慎《說文解字》曰：“志，意也。從心，之聲”，志可以理解為意愿、意向、意義、思想等含義，總之，屬于精神范疇。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統一起來理解的，如唐孔穎達稱，“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為，相對而言，情是個人性的，志包含他者及社會的視角。比如，情是個人發動，愛就有指向，需要對象，需要接納。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覺得“詩言志”，就是表達情懷、理想和志向，就是倡導價值、弘揚精神。

“詩言志”，詩來源于情感，但應該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礎上。詩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發、情緒宣泄，詩應該有更高的使命：詩言志。精神的源頭是情感，但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經過疏導、提升，就可能轉換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終轉化為精神。

中國詩歌精神的最早確立者是屈原。他追求靈魂的高貴和人格的完美，為了理想拒絕同流合污，寧愿舍生取義，其詩歌所傳遞的精神，顯現強大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屈原的《離騷》最能體現這種高貴而昂揚的詩歌精神和他堅持理想的決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呈現出一種理想人格的典范，體現了詩歌精神的力量。

陶淵明和陳子昂是中國詩歌精神的開拓者。陶淵明不求富貴，不為五斗米折腰，安貧樂道，其《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可謂一份堅守心中之道的宣言書，一篇大隱于市的心靈告白。陶淵明平淡沖和的后面，是其“守道”的風骨氣象，因此歷來被推舉為士大夫精神的榜樣。陳子昂則在逶迤頹靡風氣盛行之時，意識到他心中看重的精神價值必須通過詩歌發聲，因此提出確立詩歌正道，發出震古爍今的吶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呼喚恢復強調精神性追求的詩歌主潮，即漢魏風骨和興寄傳統。陳子昂順應時代要求，振臂一呼，應者如云，被譽為“盛唐之音”。

中國詩歌精神兩個并肩而立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他們出現在盛唐期間，那個時候也是中國文化的青春上升期。李白自立自傲自強的人格隨時見諸詩作：“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沖決羅網的自由精神，如大鵬展翅翱翔九天。他從前人廣泛吸取精神力量，可以說是自由意志、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集合體，所以龔自珍這么評價李白：“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

杜甫則是儒家的美學代言人，杜甫年輕時具有強大的個人主體性，“詩是吾家事”“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但經歷安史之亂后，杜甫深刻體會了百姓疾苦，跳出了個人一己之關注，將關懷撒向了廣大的人間。他的境界不斷升華，胸懷日益開闊，視野愈加恢弘，成為一個具有“圣人”情懷的詩人，所以歷史上稱之為“詩圣”。杜甫最著名的詩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寫到自己陋室的茅草被秋風吹走，又逢風云變化，大雨淋漓，床頭屋漏，長夜沾濕，一夜凄風苦雨無法入眠。但詩人沒有自怨自艾，而是由自己的境遇，聯想到天下千千萬萬的百姓也處于流離失所的命運。詩人抱著犧牲自我成全天下人的理想呼喚“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這種“仁愛”思想，正是儒家精神的傳承弘揚，其詩歌可謂儒家精神的最佳闡釋者。

中國詩歌精神的發揚光大者是韓愈。韓愈在思想混亂的歷史關頭，痛恨于情欲的泛濫、修辭的奢華和異端的蠱惑，開始發起“原道”“原學”等運動，表現出自覺的修道修身，開啟新的文學革命。韓愈高擎“道”之大旗，寫下《原道》《師說》等著名文論。《原道》強調“道”的重要性，《師說》指出“傳道”的必要性。韓愈將其“道”貫徹于其詩歌中，成為“詩言志”的踐行者，也是“傳道”的文學復興運動的領袖。

將中國詩歌精神實踐到底的是蘇東坡。烏臺詩案，蘇東坡被貶黃州，但他堅持心中之“道”不變，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生死之際。若見仆困窮，便相于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可謂大義凜然，置生死于度外。他稱自己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地方恰恰是其被貶之地，可以理解為在最艱難的時候，蘇東坡仍堅持以“道”為最高準則并堅定地走在“行道”的路上，所以他內心堅定，不斷以“道”的標準完善自我，達到了一種“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超脫境界。

將中國詩歌精神弘揚為浩然正氣的是文天祥。其《正氣歌》是在囚房里寫的，雖然“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但文天祥深感浩然正氣的存在，故作《正氣歌》一首：“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文天祥遭遇險境，困于囚室，但因為天地間圣賢們的光輝照耀和精神激勵，胸中涌動浩然正氣，泰然處之。

“浩然之氣”的說法來自孟子。他將昂揚向上的精神性力量稱為“浩然之氣”。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里說的“浩然之氣”就是一種精神性力量，但這種精神性力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浩然之氣”需要長期培育涵養，否則就不會生長增進，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詩人為之注入心血，增強能量。這種“浩然之氣”，也是持續增進加持著中華文明的中國詩歌精神。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詩刊》社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