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真是個好東西。有了它，任何一個角落發生的事，只要有點新聞性，很快便傳遍角角落落。那種因人與人的沖突而產生的悲劇，不用隔三差五，隔一差二便能在自媒體上出現，又總是受到人們的熱議。這類事情，在剛發生時，輿論常常是“一邊倒”。人們據以表達同情、傾瀉憤怒、作出判斷的，是兩種東西：一是已經披露的事實，二是沖突雙方的社會地位。

這類事件一發生，我當然也很關注，但我總不敢輕易發聲。我總怕那業已披露的經過并非全部的事實；我總疑心事情的真相并不完全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事情越離奇，是非越顯然，我越是覺得事情并非像表現出來的那樣簡單，在人們已知的事實背后，說不定有幽微的蹊蹺，有未能顯露的曲折，有著只有一個人知曉甚至根本無人知曉的隱情。至于依據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判斷是非，那就像僅憑個頭挑選打籃球的，僅看臉蛋挑選演戲的，更是荒謬了。正義一定在弱勢的那一邊，這是人們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的形成當然是有原因的，但又并不是很理性的。那個人權勢煊赫，一貫欺壓良善，那么，在這件事上，就一定也是他在欺侮別人——這樣的習慣性認知，是可能誤解和冤枉人的。在其他所有的與他人沖突中，都是他無理，但偏偏在這件事情上他應該得到更多的同情——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紅樓夢》中的薛蟠，那可真是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角色，一天不凌辱他人，他就覺得日子不是日子。但是，他也有被誤解、遭冤枉的時候。那件壞事，太像是薛蟠干的；揆情度理，不可能不是他干的；于是，人們，包括他的母親和妹妹，都認定是他干的，但還真就不是他干的——這樣的事情，也是有的。

連薛蟠這樣的人都會被冤屈，升斗小民就更不會沒有冤屈。其實，任何一個人，活到一定年歲，都會積累些冤屈，就像茶杯水瓶用久了，杯底瓶壁上總要粘附些水垢。活到天命、耳順之年腹中還無冤屈的人，大概是沒有的。

被誤解、遭冤枉，不同于被栽贓、遭誣陷。被誤解、遭冤枉，是無意間錯拿了別人的錢包而被認為是偷；被栽贓、遭誣陷，則是有人把錢包塞進你口袋并指控你偷。前者像掏糞工掉進泥水溝，身上的東西不是糞也是糞；后者則是有人把糞抹到你褲襠里，不是你的東西也是你的東西。

被誤解、遭冤枉，是被人無意地置于道德的窘境。這種被置于道德的窘境的事情，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會令我們有些氣憤。有時候，正高興著，突然想起這樣一件事，我們會臉一沉，哪怕這件事過去數十年。但，一個人，活到一定歲數，也總會做過讓他人被誤解、遭冤枉的事情。既然讓他人被誤解、遭冤枉時，我們往往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那就誰也無法證明自己絕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但是，有時候，我們是知道自己的行為讓他人陷入了道德的窘境的，雖然并非有意栽贓、誣陷。那件發生在許多年前的事，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全部真相。這樣的記憶，則總是伴隨著愧疚。

我有過多次被誤解、遭冤枉的經歷，也肯定多次置他人于被誤解、遭冤枉的境地。在記憶中，置他人于被誤解、遭冤枉境地的事情，發生更早，那就先說說我對不起他人的事。

在我的生涯中，第一個對不起的人，是一個卡車司機。當然，這里的“第一”，是指順序，不是指程度。

我五六歲時，家在一個小鎮上。一條青石街橫貫小鎮。這青石街年代很久遠。青石街的一頭，與一條公路相接，形成一個“丁”字。這公路據說是國道，那時還是石子鋪路。從青石街往這石子路走，到盡頭，左手是一個有點高度的土坡。坡上面有兩家人家。靠近青石街的是一戶姓董的瓦匠，左邊是我家。兩家并排相鄰，家門都正對著公路。這里應該本來就是一處山坡，那公路從左邊延伸過來時，也是一條下坡路。在我的記憶里，那坡很有點陡。五六歲時的一個冬日，我正坐在家門口曬太陽，遠遠看見一輛藍色的卡車從左邊坡頂出現。我突然想要與卡車來個比賽：爭取在卡車駛過前穿過公路。這個念頭電光火石般一閃，我便立即從小凳子上站起，先是飛奔著下了土坡，然后左轉向公路對面跑去。而卡車也從坡上直沖下來。幾乎在我穿過公路的同時，卡車也在我身邊急吼一聲剎住。我跑過公路，便站在路邊，也就是站在卡車左前輪邊。我看看卡車輪子，再看看自己的腳，車的腳和我的腳真是緊緊挨著啊，可到底沒能挨上。我看著車輪和我的左腳之間幾乎沒有距離的距離，像在欣賞自己的偉大戰果。我贏了！我感到驕傲，我感到自豪，一陣喜悅涌上心頭。公路離我家大概幾十米，急剎車聲把在家里的外公、外婆和母親都喚出了門。外公、外婆和母親一看，便知道卡車是為我而急剎車，便一齊沖下坡。卡車司機也下了車。外公、外婆和母親把司機圍住，對著司機大喊大叫。我正驕傲、正自豪、正喜悅著呢，他們的大喊大叫很掃我的興。不是沒有壓著嘛，你們叫喊啥呢？我當時穿著棉鞋，系著紅色的鞋帶，左腳的鞋帶松了，拖在地上。外公、外婆和母親叫喊的話，我都忘記了，總之是對那司機的質問、斥責，只有一句話記住了：“車輪都壓著鞋帶了！”意思是再差一點點，就傷著人了。一個五六歲的孩子，被大卡車的輪子一碰，那結果還用想嗎？

我記人臉的能力，差到常常讓自己羞愧的地步。幾個月前在一起喝過酒的人，你敬我來我敬你，甚至互留了電話、加了微信，甚至稱兄道弟，幾個月后再見面，我也許就完全不記得他是誰。這容易被認為是傲慢，是目中無人。這實在也是冤枉。我有什么好傲慢的呢？我憑什么目中無人呢？記不住別人的臉，實在是因為智力有缺陷。但我一直記得五六歲時在我家門前急剎車的那位司機的臉。這是一個細高個子的男子，當時是三四十歲吧，有一張長臉。他下車后，臉色煞白，像撲了一層石灰，他看了看我，并沒有對我說半句話。這時，我的家人就圍上來了。當我家人開始對他大喊大叫時，他想分辯。但剛一開口，就被壓制住了。“家門口三尺硬地。”這是在人家家門口，他也確實差點把人家的孩子壓死，他還有什么可分辯的呢？他能說的話，也就是：“這伢突然跑著穿過公路呢！”但這句話即使說出口，也絲毫不能減輕我的家人對他的怨怒。在被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后，這位司機開著他的車走了。他和他的車，都是帶著委屈走的。他委屈，實在因為是我突然奔跑著橫穿公路，打了他個措手不及。他實在沒有一點錯，但驚嚇之余，還結結實實地挨了幾個人的罵。他一定以為我是在沒有看見汽車的情形下跑過公路的。他以為這就是事情的真相。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一個五六歲的男孩在看見卡車從高坡上駛下來時要以橫穿公路的方式，與卡車一比快慢。這位司機不知道，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當時沒有對他們講，后來也沒有。這真相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在我的家鄉，把孩子死后變成的鬼稱作伢鬼。我那天如果變成輪下伢鬼，這位司機可能要負全部責任。就連我突然跑過公路，他都無法證明呢！

這位司機師傅的臉，一開始是煞白，后來則有些紫漲。我一直記得這張臉。我一直懷著對這位師傅的愧疚。

……

（選讀完。以下略，全文刊載2022-3《收獲》）

王彬彬，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