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孟浩然早就說過：“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江山勝跡，往往與古今人物密切相連。明末天啟二年（1622），任職南京國子監的孫應岳撰成《金陵選勝》，書后附有《金陵人物略》。此中用意不可不知：在他眼中，人物也是風景，是金陵名勝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金陵選勝》中，孫應岳把金陵人物分為五類：里產、寓止、宦游、丘墓、享祀。所謂里產，指的是原籍南京的本地人，也就是所謂“老南京”。所謂寓止，就是流寓南京的外地人士，是新南京人。初來是客，一旦定居于此，歷經幾代，年久日深，也可以“反客為主”，變成真正的南京人。城南烏衣巷口的王、謝兩家，就是東晉初年從北方遷居南京的，后來遂成為本地的大家族。所謂宦游，是指在這里做過官的。有些人后來定居于此，終老于此，乃至安葬于此，遂與南京結下不解之緣。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王安石，起先是因為父親到南京做官而移居南京，后來又因自己深愛南京，而選擇在此安度晚年，最終安葬于此。丘墓在南京的名人，或者享祀南京的名人，原籍未必在南京，王安石就是一例。但他們的故居、墓葬和祠廟，往往成為南京的勝跡。東郊梅花山的孫陵岡以及紫金山的中山陵，南郊牛首山的鄭和墓，早已成為人們踏訪的勝地。說起來，孫權、鄭和、孫中山的原籍都不是南京。

明清以來，南京也出了不少名人，大抵不出孫應岳書中所說到的這五類。原籍南京的名人，自然屬于“里產”，其中有些堪稱“奇人”的，可以說是本地“特產”。比如號稱“樣式雷”的清代能工巧匠雷金玉，又比如吳敬梓《儒林外史》中描寫的義士鳳老爹的原型甘鳳池。而吳敬梓本人則屬于“寓止”南京的名賢，他的老家在安徽全椒，而他的精神故鄉，則是在南京。吳敬梓在秦淮水亭的日子，過得貧困又瀟灑。南京與吳敬梓，可謂兩不相負。假設吳敬梓沒有移居南京，恐怕也就沒有《儒林外史》了。像吳敬梓這樣的名賢，還有很多。早于吳敬梓的，除了東晉的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還有南朝偉大的科學家祖沖之、清初著名戲曲家李漁等，不勝枚舉。晚于吳敬梓的也很多，現代著名學者黃季剛和當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就是其中兩位。最奇妙的是白先勇，他在南京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晚年又常回南京，為復興昆曲藝術而奔走，還在南京大學設立“白先勇文化基金”。白家是回族人，元明時住在水西門七家灣一帶，是地地道道的老南京。明代，白家先祖因游宦而遷居廣西，沒想到過了幾百年，因為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任職于南京國民政府，白家又從廣西遷回南京。冥冥之中，白家注定與南京有緣。

很多文學史上的名家巨匠，雖然并未寓止南京，而只是短暫停留的匆匆過客，卻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后人追尋芳躅，懷想不已。李白在金陵詩酒風流，張恨水在南京才華橫溢，張愛玲在南京尋訪祖居遺跡，黃裳在蒼茫煙雨中寫下他的金陵舊夢。這些“匆匆過客”，有的是著名的思想家，比如明代大儒王陽明；有的是學者和文學家，比如清末奇人同時也是神秘的太谷學派傳人劉鶚；還有的是外國人，比如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曾經來過南京三次，大名鼎鼎的印度詩人泰戈爾也曾來訪。這些過客可以證明，南京不但是一座好客的城市，更是一座開放的城市。

在宦游南京的名人中，蔣子文算是年代最早的一位。從三國開始，蔣子文“青骨成神”，封侯拜相，稱王稱帝，幾乎每個朝代都為他建祠立廟，地位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今天南京及其周邊還有很多地方，仍然可見蔣王廟之類的地名，見證著他的文化存在。像蔣子文這樣宦游此地，有功斯土，享祀千秋是理所應當的。最早為蔣子文建廟祭祀的是孫權，作為吳大帝——第一個在南京建都王朝的第一個皇帝，他的身份自非等閑“宦游”可比，他的陵墓也不可與一般丘墓同日而語。有人提議在南京為這個最高級別的“宦游人”建一座紀念館，應該會有很多人贊同。

從前，南京城里城外，名人祠廟星羅棋布。雨花臺畔，曾有祭祀“用生命詮釋氣節”的明代忠臣方孝孺的方正學祠，而在尋常巷陌之中，則有晉代謝安、唐代顏真卿、宋代鄭俠、清代曾國藩、左宗棠、陶澍、林則徐等名賢的祠廟，不勝枚舉。在雨花臺側的普德寺后山，更有一座先賢祠，祭祀自周朝吳太伯以至晚清的歷代南京先賢，規模煞是可觀。斜陽草樹，雨打風吹，這些祠廟早已圮毀，化為歷史的塵埃，令人嘆惋。

（本文節選自《潮打石城》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