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開設“文學蘇軍新觀察”欄目以來，我們陸續刊登了12位江蘇知名評論家的文章，其中或提綱挈領地對江蘇文學進行了概述，或條分縷析地對某一文類進行了盤點，或切中肯綮地對一些重點文學現象進行了探討，為進一步宣傳江蘇文學、認識江蘇文學、繁榮江蘇文學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這一期開始，我們再次邀請12位全國著名評論家為江蘇文學把脈、評判，以期從全國的視角和史學的視野出發，概括、點評、研討江蘇文學的成就、特質和風格，推動江蘇文學繁榮再發展、高處更攀高。

普遍的看法是，當代文學史的現象或“事件”大多發生在北京。但是，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全面開展，作家、批評家主體意識的確立、祛中心化的努力以及全國各地文學團體、文學刊物或文學同仁對文學現狀、未來的判斷和期許，不同的看法以及訴諸實踐的行為，在不同區域逐漸形成了諸多大大小小的文學現象或“事件”，并且程度不同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因此，當代文學打破了“中心”和“地方”的界限，平等的對話和彰顯個性逐漸成為自覺。這是四十多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最值得珍惜的經驗之一。文學史的本體是文學作品，文學現象或“事件”是某一時期文學創作的集中體現或思潮的背景，但不是文學史主體。比如近年出版的鮑鵬山的《中國文學史——中國人的心靈》，從《詩經》講到《紅樓夢》，共有52個作家、作品、流派群體，基本是作品，并斷言這是“中國人的心靈史”。他的這一斷語是否準確，是否被文學史界接受是另外的問題，但他講的是文學史的“本體”，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他只講了文學現象或“事件”，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可能還是不甚了了。這就是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事件”的關系。但是，文學現象、“事件”既然對文學創作有影響，那么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江蘇作為當代中國文學最活躍、最有創造力、最有生氣的區域，不僅在文學創作實踐上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同時他們在文學創作、文學組織和文學批評活動中有意無意構成的文學現象或“事件”，也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改革開放初期，江蘇作家方之的《內奸》，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陸文夫的《小販世家》《美食家》，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斷的紅絲線》等，構成了“反思文學”的主要陣容。改革開放初期，江蘇作家集中創作出了大量優秀作品，構成當時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江蘇現象”。

1980年第10期起，《北京文藝》改名為《北京文學》。這一期的《北京文學》發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受戒》一出，文壇震動。他那股清新飄逸、雋永空靈之風，讓文學界耳目一新。上世紀80年代最初兩年，汪曾祺連續寫作了《黃油烙餅》《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天鵝之死》《大淖記事》《七里茶坊》《雞毛》《故里雜記》《徙》《晚飯花》《皮鳳三楦房子》等小說。《受戒》本應是寫佛門故事的，但小說中的佛門顯然已經世俗化，佛門的戒律清規蕩然無存，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時，和尚們也一如游戲，年輕和尚甚至大出風頭。因此，在庵趙莊，和尚與俗人并沒什么不同，它極類似一個職業，如同有的地方出彈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畫匠一樣，明子的家鄉就出和尚。出和尚也成了一種鄉風。小說的用意顯然不在于表達作者對佛門佛事的探討。重要的是，他傳達出了東方日常生活的情調，傳達出了普通人對生活的樂觀態度。那白描的筆致和簡約的語言，也教科書般地影響了當代小說的創作。更重要的是，通過《受戒》，當代小說接續了“京派小說”特別是沈從文的傳統，現代文學的遺風流韻在當代有了回響。由于當時文學界對《受戒》評價的猶豫不決，1980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沒有授予《受戒》。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記事》。《大淖記事》當然也是一篇優秀的小說，帶有明確的汪氏風格。但實事求是地說，《大淖記事》在藝術性上不如《受戒》更渾然天成。將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授予《大淖記事》，可以看作是對《受戒》和汪氏風格的追認。改革開放40余年來的中國文壇，江蘇高郵籍作家汪曾祺以一己之力構成了這一文學現象，堪稱奇跡。

另一方面，江蘇的文學刊物也一直在引領文學風潮。比如《鐘山》倡導的“新寫實”，就是一個影響全國的“文學事件”，這個事件已經寫進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從文學史的角度去考察，那時的現代派文學、先鋒小說，在1987年應該是尾聲。這時，中國作家要探尋自己的文學道路，不能總跟著西方先鋒派寫，跟著西方先鋒小說寫，寫來寫去永遠第二。但是如何能夠寫出——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但不一定準確——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就要尋找新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新寫實”就是那個時候找到的路徑，并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池莉、劉震云、劉恒等的“新寫實”作品應運而生，是我們四十多年來最重要的文學成就的一部分，關于“新寫實”的討論，也是重要的文學事件。當然，任何一種文學都是話語實踐，因此，細究這些小說本文，我們不難發現，敘事的情感依然是“撒向人間都是怨”，艱窘的生存環境與大眾媒體中的樂觀估計相去甚遠，但普通人的實際生存是否都如“新寫實”的敘事那樣，大概也未必。那么，這代作家的目光完全集聚于平民生存的“原生狀態”上，本身就寓意了他們對生活的批判取向。“新寫實”直通人的“現實”存在，沒有幻想和期待，生活就是生存，人的精神層面所有的光環都已褪去，作家的人間情懷全部化入真實的呈現之中。但這些讓人尷尬得手足無措的生活景觀，確實給人帶來了閱讀的快感，而這一快感只能理解為一種“無奈的微笑”，那里隱含的還是作家的憂患感和批判精神。池莉曾在《寫作的意義》中說：“人類不能沒有憧憬和夢幻，不能從生下來就直奔死亡”。批評家陳曉明也認為，為了擺脫文化真正的失敗地位，文化（文學）的神圣性會被再度喚起（否則人們在文化上將沒有立足之地）。而“新寫實”在藝術上的光彩和情緒上的黯淡，恰恰表明了他們以藝術自我救贖的努力，黯淡的生活本身難以激活理想的沖動，這就是他們民間情懷中的憂患成分，盡管它們是那樣的微弱和難以體察。

2010年，《鐘山》發起了“評30年最好長篇小說”活動。雜志邀約12位知名評論家，從純粹的文學標準出發，投票選出他們認為最好的10部作品并簡述理由。結果在《鐘山》雜志第二期出爐，根據得票情況前11部（因最后4部得票相同）作品為：陳忠實的《白鹿原》、王安憶的《長恨歌》、阿來的《塵埃落定》、張承志的《心靈史》、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劉醒龍的《圣天門口》、賈平凹的《廢都》和《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勞》、王蒙的《活動變人形》、李洱的《花腔》。《鐘山》執行主編賈夢瑋介紹，12名評論家一共提名了30多位作家的53部長篇小說，在專家評選外，《鐘山》還與新浪網聯合推出了讀者調查，在評論家提名的作品范圍內邀請網友投票選出最好的中國長篇小說。從網上評論來看，有的網友對作品限定在專家推選出來的名單上表示了不滿，有的則列出名單之外的一些作品。有趣的是，在專家榜中以一票之差而未能進入十強的《平凡的世界》獲得最多網友的選擇，高居榜首，比第二名《白鹿原》多300多票。余華則取代賈平凹，以《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成為網友票選榜前十名中入選作品最多的作家。《白鹿原》《塵埃落定》《廢都》《長恨歌》《花腔》《許三觀賣血記》在兩個榜單中都得票較高居于十強之內。評過長篇小說之后，《鐘山》雜志還刊出了30年（1979-2009）十大詩人的評選結果。賈夢瑋介紹說，在評選時，唯一的標準是文學，其他因素皆不在考慮范圍內。除了獲得全票的北島外，其他入選詩人依次是：西川、于堅、翟永明、昌耀、海子、歐陽江河、楊煉、王小妮、多多。這個活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眾多媒體紛紛報道，也有評論家認為：“長篇小說三十年盤點，有喜有憂。”一時議論沸沸揚揚。這個活動也構成了當時不大不小的“文學事件”。

2016年，江蘇作協推出了趙本夫、范小青、黃蓓佳、蘇童、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畢飛宇、魯敏、葉彌10位作家為“文學蘇軍”領軍者。江蘇當代作家研究中心重點項目之一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16卷560萬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陸文夫、陳白塵、胡石言、高曉聲等有突出文學成就和影響的16位江蘇作家的研究資料，真可謂蔚為大觀。同時，《江蘇新文學史》正在編撰中，我參與了這個項目的評審，深感這是一部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地方文學史，也是一部經過精心準備、精心設計的鴻篇巨制。項目主編以及參與編寫的核心專家，都是國內知名的文學史家和本專業著名學者、批評家。作者隊伍決定了項目的可信任性。現在看來，我覺得有這樣幾點尤為可貴：一是將項目命名為“新文學史”，非常有專業感。多年來，關于百年文學史的命名、分期等，一直爭論不休。現在將百年江蘇文學史命名為新文學史，免去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第二，將江蘇新文學史從晚清寫起，顯示了設計者的歷史感。“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已經在學界形成共識，新文學史從古代與現代交替之際寫起，歷史的必然性和連續性一目了然。第三，厚古不薄今，將電影、網絡文學納入文學史，顯示了編寫者的胸懷和眼光，使這部地方性的文學史更豐富。相信這部巨大的文學史著作，對于總結江蘇百年文學經驗，豐富江蘇文化的當代性，都會有重大積極的意義，也將為中國百年文學史的構建提供重要價值的參照。僅這兩項工作，江蘇文學隊伍的強大，創作成就的豐厚，可見一斑。

2017年2月24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主辦的2017年度文學排行榜發布，這是第一次由文學評論刊物推出的年度文學排行榜。無論是評委的選擇，還是最后評出的結果，都有鮮明的學院風格，這也是這一文學排行榜與其他文學機構排行榜的最大區別。《揚子江文學評論》年度文學排行榜經過初評、終評兩個階段，初評階段提名評委由中青年批評家和一流文學期刊主編組成，有近百家期刊和出版社的作品被提名。根據提名票數，最終入圍終評的有長篇小說10篇，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散文隨筆各20篇（首）。終評評委由15位全國知名批評家、學者、權威評論刊物主編組成，根據初評階段提交的入圍名單，經過討論、投票，最終形成年度文學排行榜名單。這個排行榜迄今已經舉辦了四屆，在業內有良好的反響。無論是《鐘山》還是《揚子江文學評論》，舉辦一個時期的優秀作品評選，或舉辦年度文學排行榜，都是介入中國當代文學發展進程的一種方式，是通過地域的文學活動影響全國的一種文學行為。當然，這些活動都明確表達了舉辦者的文學觀和價值觀。

這些由江蘇文學界“創造”的現象或“事件”都是當下中國的文學現象或“事件”，當下的現象或事件都具有不確定性，具有實驗性、試錯性，因此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視野里，江蘇文學界的這些文學創作和組織行為，充滿了探索性，這種探索性就是責任和擔當，助力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向著更健康、更美好的方向發展，這是江蘇文學最可寶貴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