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七”回歸，香港的歷史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這種變化，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前后就已經開始了。1978年來中國進入新時期，1979年中美建交，特別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這三件事改變了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也隨之改變。

1949年以后，香港文化的基本結構是美元文化、左翼文化及現代主義三分天下。20世紀70年代，深化為右翼文化、左翼文學和本土文化三個部分。70年代末期以來，這種結構被打破了。中美建交、冷戰結束，意味著美元文化的結束，而隨著香港即將回歸祖國，左翼文化逐漸成為主流。

20世紀80年代前后，香港的文藝期刊境況趨于惡化。黃傲云驚嘆：“1984年底，香港的文學，又是否已經走向滅亡？1984年的結束，看起來像香港的文學或香港文學，已經結束。”香港的文學環境不好，純文藝刊物不容易存活，這是一個老問題，但為什么會在進入80年代以后，香港文學刊物忽然出現集體崩盤？這其中自有歷史原因。香港的歷史發生了轉折，既往的文化格局也出現了變化。徐速的《當代文藝》在1979年結束，刊物《海洋文藝》在1980年中止，均并非偶然；作家阮朗和徐速于1981年去世，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香港回歸祖國指日可待，新的時代即將開始。

1985年《香港文學》創刊，意味著一種新的開始。《香港文學》沒有延續從《文藝世界》到《海洋文藝》的傳統思想，而是另起爐灶，總攬全局。《香港文學》是內地出資的，邀請劉以鬯任主編，即露出幾分端倪。當時的社會形勢出現變化，《香港文學》的任務變化成為團結香港各路作家，劉以鬯是香港文壇元老，適合于調停。《香港文學》的發刊詞，第一強調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二強調《香港文學》不是代表某個同人或黨派，而是代表整個香港，第三強調香港文學可以在溝通中西、聯絡華文文學方面擔當特殊作用。這三點，奠定了香港文學的發展方向。

其實早在1980年9月14日，《新晚報》就主辦“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第一次將不同派別的文人聚集一堂，如黃思聘、徐速都有公開發言，“打破了左右翼文化人多年不公開交流的局面”。當然，這還只是一次座談會。到了1985年，《香港文學》第一次有條件將他們集中在一個平臺上，這在香港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香港文學》一亮相就出人意料，上面居然出現了力匡、黃崖和慕容羽軍等作家的名字，李英豪、戴天、葉維廉和楊際光等現代主義作家也赫然在列，這對于一個內地出資的刊物來說有點不可思議。這說明，《香港文學》已經與從前的刊物完全不一樣了，在香港回歸大勢已定的情形下，它的任務不再是堅守某個派系，而是團結各方。1986年后，侶倫、何達、夏易、舒巷城等文人也陸續登上《香港文學》。

中年作家群也是兼收并蓄。60年代末期以后的香港詩壇，大致以《盤古》為先導，其后分化出“《大拇指》—《素葉》”派、“《詩風》—《詩網絡》”派以及《海洋文藝》新左翼作家三種主要派別，代表著現代主義、古典主義及寫實主義三種不同風格。不出意料的是，《香港文學》將這三派的作家，都集中到《香港文學》這個陣地上了。

二

“九七”之后，《香港文學》主編由陶然擔任（2000年第9期，總189期），他保持了劉以鬯所建立的綜合傳統。2018年，周潔茹繼任《香港文學》總編，繼續堅持了劉以鬯和陶然的編輯理念。“九七”之后，老作家陸續退出文壇，中年作家擔當大任，最活躍的是新生代作家。周潔茹主編期間，則已經開始推出“90后”甚至“00后”作家，說明香港文學后繼有人。

在前輩作家中，昆南在“九七”后依然表現不凡。昆南是50年代以來香港現代主義運動元老，他在1963年《好望角》停刊后退出了文壇。《香港文學》創刊后，特別是陶然接編后，昆南復出，發表了大量作品。昆南復出后，小說多于詩歌，文風激烈，語言的混雜也一如既往。不過他在文風上的變化也相當明顯，后來主要表現個人歷史與情欲的錯置。

中年作家中，西西是最具生產能力的。西西1979年出版的《我城》，已經成為香港的象征。1979年和1980年，她創辦的素葉出版社和《素葉文學》雜志，成為香港本土文學的主要陣地。其實，在《香港文學》初創的時候，西西就積極發表各種文類，也深得劉以鬯欣賞。沒想到，1995—1996年發生了劉以鬯批評藝展局資助西西《飛氈》的事件，導致西西不再給《香港文學》寫稿。但2000年后，陶然接編《香港文學》，西西又開始創作大量不同類型的作品。除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作品外，西西還出版了《飛氈》《我的喬治亞》《縫熊志》，2019年她更是出版“天工開物”式長篇小說《欽天監》，并獲得“花蹤文學獎”等各種獎項。

1997年之后，香港文壇最活躍的無疑是香港新生代優秀作家，當然他們今天已經不再年輕了。新生代沒有什么歷史包袱，他們致力于文學革新，創造了香港文學的先鋒姿態，這其中較為突出的是董啟章和葛亮。

董啟章是香港文學最有影響力的年輕作家之一，他前期以《永盛街興衰史》（1995）和《地圖集：一個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學》（1997）出名。后來很多小說都先在《香港文學》發表，如《體育時期》《天工開物》等。他已經走出了以人物和故事為主的傳統小說世界，而是從人走向物，以物體指涉歷史，以文字的象征系統對抗經驗現實。

葛亮系新的內地南來作家，他本科畢業于南京大學，2000年去香港繼續深造，博士畢業留在香港工作。2005年10月，他以《黑白套印的城》第一次登上《香港文學》，此后他把寫香港的小說編成了小說集《浣熊》。葛亮觀察香港的視角，聚集在“新香港人”的身上，作者關心這些外來者如何在香港落腳，如何融入這個城市。葛亮寫香港的小說，精練而典雅，應該受到中國古代筆記小說及當代偵探小說的影響。不過，葛亮真正的力作，卻仍然是寫內地的。他的長篇小說《北鳶》一枝獨秀，獲得諸多殊榮。這也說明，香港的南來作家與本土作家的關注仍有差別。

當然，香港也有不在《香港文學》發表作品的作家，其中較有成績的有陳冠中和黃碧云。陳冠中在1976年創辦香港《號外》雜志，雖然從70年代開始創作，1978年出版《太陽膏的夢》，但正式大量生產小說卻是“九七”后的事情，“香港三部曲”的后兩部《什么都沒有發生》《金都茶餐廳》分別出版于1999年與2003年。陳冠中筆下的香港，體現出更多元的面貌。《太陽膏的夢》中宋家聰表現出頹廢的波希米亞精神，后兩部小說則分別體現出專業經理人跨國的時空和雜交文化。

黃碧云早年以《失城》出名，后來她希望為香港寫史。小說《烈女圖》以“我婆”“我母”“你”三代女性的家世，作為香港歷史的隱喻。《烈佬傳》則試圖替底層發言，小說刻意減低故事性，然而卻突出物質性，不厭其煩地詳細描繪香港的地名、街道、器物、用具、風俗等等。在語言上，《烈佬傳》繼承了高雄的三及第寫作傳統，白話與粵語的結合，閱讀不易然而真實。《烈佬傳》在2014年獲得“紅樓夢獎”，名噪一時。

除香港本土作家及南來作家之外，海外華人作家也常常在香港發表作品。劉以鬯主編期間，《香港文學》就刊登了多種海外華文文學的專輯。“九七”之后，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作家從50年代開始就“出口”海外，他們轉化了身份，但他們持續在香港發表作品，成為了香港文壇的一個特殊部分，其中有葉維廉、楊際光、盧因、陳浩泉、蓬草、綠騎士、黎翠華、梁羽生等。此后，大量活躍作家都愿意在《香港文學》發表作品，林海音、王鼎鈞、非馬、張翎、趙淑俠、朵拉、蘇煒、喻麗清、聶華苓、洛夫、尤今、劉荒田、黎紫書、張錯、鐘怡文、痖弦、陳謙、駱以軍、許世旭、章平、袁霓等人分別在《香港文學》上出過專輯。

香港原是英國殖民統治地區，外來文化主要體現為盎格魯薩克森文化，海外華文文學帶來了世界各地文化，使得香港文學的文化混合更加繁復，顯示出獨特的文化交錯形態，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三

還需要提到的是，“九七”后的香港文學研究也成績斐然。劉以鬯深具文學史意識，自執掌《香港文學》以來，劉以鬯就有意識地約請過去香港報刊的主持者回顧歷史，也約請專家進行報刊和文學史研究，其規模之大，堪稱前所未有。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香港文學》開始，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基礎才真正開始建立。

就研究而言，內地學者撰寫了不少《香港文學史》，但內地的香港文學研究至“九七”達到高潮。與此同時，香港本地卻一直未能出現一部香港文學史。看起來，香港本地的香港文學研究似乎較內地落后，其實不然。香港之所以沒有出現香港文學史，主要原因應該是他們覺得資料積累還不夠，火候未到。在內地學者大量撰寫《香港文學史》的時候，香港學者一直在默默進行基礎資料積累。“九七”之后，這些資料逐漸面世，顯露崢嶸。這其中較具貢獻的，是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主編的一系列“資料選”“作品選”和“年表”，包括《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品選》（1998）、《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98）、《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1999）、《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1999）、《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2000）等。盧瑋鑾等還大量整理了香港文學報刊，促成了“香港文學資料庫”，使得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原文及目錄面世。這些基礎工作，無疑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必要準備。

引人矚目的是近年面世的由陳國球教授主編的12卷《香港文學大系》，這套“大系”在報刊史料的基礎上初步完成了對于香港文學史整理和定位。陳國球對于香港文學史的建構，與各種中國新文學大系都有所不同。除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史料卷以外，多出了“通俗文學卷”和“舊體文學卷”，少了“文學論爭卷”，這是很讓人矚目的現象。由于殖民地香港的歷史獨特性，在香港中文文學中，新文學與舊文學兼容，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并行，其間并無根本性矛盾，也無爭議沖突，這是香港文學有“舊體文學卷”和“通俗文學卷”而無“文學論爭卷”的原因。內地學者簡單套用中國新文學史模式，必然產生盲點。

隨著香港的回歸，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日趨密切。新時期以來，香港電影和音樂在內地風生水起，在文學上除了金庸小說有較多讀者外，交流卻不多。這種狀況正在改變，近年來內地開始關注出版香港文學作品。2010年，作家出版社與世紀文景出版公司分別推出董啟章的代表作《體育時期》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16年1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西西系列”——《飛氈》《手卷》《胡子有臉》等。2020年譯林出版社推出簡體中文版《哨鹿》《我的喬治亞》。2017年7月，花城出版社接力推出“香港文學新動力”叢書。香港文學作品，逐步被內地讀者所熟悉。當然，這一點做得還遠遠不夠。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從此香港正式納入粵港澳大灣區，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從此得到進一步加強。2019年6月24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在廣州開幕，主題為“灣區花正開”。香港與內地及澳門原來就是一體的，屬于粵文化的一個部分。據《小說星期刊》，20世紀20年代廣州、香港和澳門之間文化交流甚多，關熾在《天涯吟社詩序》中曾描繪過詩人“出澳入港，虎嘯風冽，龍起云從”的場景，由此可見，當年三地之間文人唱和盛極一時。如今，粵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