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瓷帆影》的“主人公”是長沙銅官窯瓷器——長沙彩瓷。1200年前，它們遠涉重洋，走遍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一帶，越過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灣地區的伊朗、伊拉克，紅海之濱的埃及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著輝煌而又坎坷的艱辛歷程。我是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人，是長沙彩瓷不折不扣的“娘家人”。

我的家，就在位于彩陶源村的唐朝石渚古窯址湘江的對岸，按理說，關于那里的一些故事、一些場景已經植入了我的記憶，甚至靈魂深處。但慚愧的是，我過去所有的認知和情感都是那么的狹窄，所有對長沙銅官窯的關注與重新審視都處于被動。我從未想過與我對河相望的長沙銅官窯竟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更沒想到通過它，沿著湘江、長江、東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望去，竟然會看到一條滄桑而輝煌的人類發展和文明進程的道路。

自2017年底，我開始采寫《彩瓷帆影》。我從長沙市望城區彩陶源村開始，依托行走、探尋、考古、歷史講述及史料記載，探訪長沙銅官窯如何南北融合、創新突破，成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發源地、瓷器世界工廠艱辛而又輝煌的歷程；再從湘江出發，沿長江、東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追溯長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歷程。采訪是艱難的，創作是艱難的，但這對于我來說卻是一個不斷豐富自我的歷程。隨著對長沙彩瓷的了解和理解，我從開始的愧疚與不安，走向了悲壯與豪邁——這是一次對歷史的呈現，對一件事物的探尋，或者說一個彩瓷“娘家人”的自我反省與救贖，但這些顯然不夠。應該是通過寫史實現把握中國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的目標。因此，我的寫作不僅僅是為了探討過去，而更多的是為了助益當下甚至未來。

歷史不是死的，而是有生命的，它向我們呈現的東西并不是原本就封存在那里，我們隨手就能取到的，而是要我們去尋覓，去將許許多多的碎片縫補起來。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理解，不斷地去重讀。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方式，每個時代的人都會在重讀歷史的過程中找到自己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養分。

毫無疑問，長沙彩瓷是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史、世界貿易史、世界經濟史、世界政治史、世界文化史和世界藝術史的一部分。創作中，我始終在努力地將長沙銅官窯納入世界全球化的進程中描述。極力讓自己的表述既有縱向的時間流動，也有橫向的空間流動。同時，面對我們先民所創造的輝煌，所留下的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不應該只是驚嘆和稱贊，更應該是反思、銘記。

我們應該明白，長沙銅官窯的輝煌是在缺乏充分條件下創造的奇跡。長沙銅官窯地處內陸腹地，周邊沒有天然的出?？?，產品的外銷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沒有沿海地區便利。同時，它又不同于同時期的邢、越二窯，沒有掌握最先進的制瓷技術，沒有上等的制瓷原料，同時缺乏官方的支持。同時，長沙在唐朝時，雖已具城市規模，但離政治、經濟中心較遠，而且當地對陶瓷產品的消費需求也不大，只能依靠千里以外的揚州傳播銷售。這一切不利因素，使得長沙銅官窯只能依賴市場生存。但長沙銅官窯沒有氣餒，而是迎難而上。沒有官府的束縛，它能更靈敏地反映市場變化，因此它比其他名窯更具競爭意識，其產品的風格和式樣均以市場為導向。更為可貴的是，能順應商品經濟的發展趨勢，積極應對社會需求，開發新產品。

創新是長沙銅官窯成就輝煌的支點。與發展成熟的越窯相比，剛剛興起的長沙銅官窯肯定是不能與之抗衡的。但長沙銅官窯卻另辟蹊徑，走上了彩瓷之路，并在裝飾風格上獨樹一幟。它將大量的市井詩文、題記和商業銘文融入瓷器的制作工藝中。它最突出的創新點，便是以文化手段來經營品牌，在品牌經營中提升文化品位。長沙銅官窯口生產的彩瓷，是唐朝時名副其實的世界級的先進制造業。當然，長沙彩瓷能夠走向世界，除了創新，還有思想和文化的因素。當時中國出口的不僅是瓷器，也是文化，是價值觀。文化和價值觀才是其商品的最大附加值。即使是今天，高鐵風馳電掣，盾構穿山掘地，岸橋力拔千鈞，國產計算機算力翻倍……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在國內誕生，并且制造業所面臨的短板也在被一項項突破，作為世界上擁有最為完善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制造業已經創造或正在創造出更大的輝煌。其本質，是中國新時代思想、中國科技創新、中國文化創新的誕生、發展與強大。

我們還應該明白，包容是長沙銅官窯得以發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廣大包容胸懷才能取他人之所長，才能使其融入自己的創新中。故步自封只會停滯不前。正是因為長沙銅官窯吸收了各家技藝之長，才能在此基礎上創新，從長沙銅官窯的創新中，依然可以看到南北方瓷藝的痕跡。同時，它又整合了來自西亞和南亞的諸多文化因素，也正是因為其包含多元文化因素，其產品才會為各民族所接受。長沙銅官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本著開放的心態，其產品才是世界性的。

回到長沙銅官窯，進行反思與銘記，不只是回顧輝煌、重溫歷史，更是為了我們更好地再次出發，找到自己的路，沿著這條路迂回曲折地回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