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對文學有些樸素的愛好，雖然這也有可能是我那一向算是不錯的語文成績的“誤導”，以至于高考時還曾想報考文史類——是我的父親那一年給我高中的教導主任寫了一封信，愣是把我從全校唯一的文科班重新投送到了理科班。雖然如此，即使到了高中階段，我于文學的素養委實是貧乏到可憐的。唐詩宋詞背得不多不說，這種匱乏的主要表現還在于我幾乎自小就沒有念過什么文學名著。但是回溯起來，倒是我陰差陽錯地讀過的幾部當代小說在生命的青春期給予了自己在別處難以得到或許也無法取代的精神滋養，這種情形甚至一直持續到我的大學時代。

記得是剛上初中時，一次我偶然從鄰村一位酈姓的同學那里看到一冊已經被翻得很舊的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忘記了當晚是住在同學家，還是把小說帶回了自己家，我記得的是，自己把那本并不厚的小說念完時，天邊已經露出了晨曦。我顯然是受到了至今難忘的震撼——有點兒像朝陽升起，也有點兒像查干湖解凍。主人公南珊的形象從此永遠地留在了一個少年的心中。我好像在后來看到過對這部小說的評論，其中說南珊的形象塑造得很抽象，但是在我那時的心目中，南珊的形象卻是很“具體”的——至少，南珊肯定是一位女性！由此就可在相當程度上解釋她對于一個懵懂少年的“吸引力”。更何況，這位女性仍然是在一種具體的背景下出現的，例如東岳泰山上的那散發著浪漫和抒情色彩的天街。塑造我對于天街的瑰麗傷感甚至帶著歷史感之意象的，不是大詩人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而是《晚霞消失的時候》最后的“詩句”：王冠，命運，寶劍……

應該是在此后，可能都已經升了一年級，或者就是在同一年級，又一部小說進入了我的視野，那是另個鄰村的一位與我同姓的同學帶到學校來的，戴厚英的《人啊，人！》，那可是比《晚霞消失的時候》要厚重了不少。雖然這兩部小說都承載了大量在那個年歲的我看來特別“有范兒”的“思辨性”的語言，而且總體的背景具有“同時代性”，但是何荊夫顯然要比南珊更為老練，似乎也更為深刻。“引經據典”是一方面，這種說理或論理的風格對我顯然是很有魅力的，如果說在《晚霞消失的時候》中，因為與少年的情懷聯系在一起，這種所謂思辨的風格還帶著感性的和詩意的光輝，那么由懷疑教條的沖動所支配的這種看似枯燥的語言風格則洋溢著解放和自由的力量，雖然從那時所能把握的層面而言，這種“力量”主要是體現在其雄辯滔滔之上。

成長性的表現并不總是一往無前地單線突進的，自身的不定型狀態和外界因素——這里主要是指在“以學為主”的課業之外所能接觸到的課外讀物——的偶然性能夠局部地解釋這種“迂回性”。在我短暫的高中階段，在草塔鎮上供銷門市的書柜上，我前后買到并閱讀了兩個中篇小說，分別是何士光的《草青青》和張抗抗的《北極光》。何士光的小說寫的都是鄉村教師在那個艱難歲月的生活和愛情，我至今不知道應該怎么解釋它們在我心中引起的那種幾乎可以說是難以自已的“共鳴”。推想起來，這當然應該是與我少時在鄉村的生活背景有關，那些只有城市生活記憶的少年可能很難對此感同身受，雖然這無疑是一種過于外緣甚至外在的解釋。再往深里挖掘，也許是何士光作品中既恬淡又堅韌的情致比較契合我的性情，特別是那種有時甚至帶點兒自戀的一唱三嘆的低回沉吟中有著與一個鄉村少年的“多愁善感”氣質相切合的質素吧！就好像一首樂曲之所以打動我們，有時就是因為其中反復涌現的某個樂思。

我對《草青青》作者的“迷戀”還是持續了一段時光的。應該是在高中的最后那個假期，忘記是通過什么途徑，我從一冊大型文學叢刊上讀到了何士光的另一個中篇《青磚的樓房》。從風格上說，這個作品無疑比《草青青》更加純熟，可以說是把前述那種情致抒發和發揮到了極致。記得那時候，我還遇到了一位何士光作品的同好，他是我的一位同鄉，高中同級而不同班，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和分享對何士光的感受——說到這里我想起來，也許是因為我先對這位同學提到了《草青青》，于是等他有一次在那本雜志上見到《青磚的樓房》后，就推薦給我了，否則我是沒有其他渠道接觸到例如《收獲》和《十月》這樣層次的文學刊物的啊！而到了那年底，冬天的長春，當我在我們大學附近的一間書亭中邂逅何士光的《似水流年》，那種閱讀似乎就已經帶上懷舊的感受了。

與何士光的小說不同，張抗抗的《北極光》是描寫大學生活的。這部作品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雖然我一直并沒有記住那位男主人公的名字，但他顯然幾乎成了我的“偶像”，因為他那種孤傲清高桀驁不馴的個性和氣質立即就讓我深為折服——用后來的表述，他在我心目中明顯是偶像級的人物，雖然我在這位偶像身上也肯定有自我投射的因素。夸張點兒說，我就是背負著這樣的“人設”進入我的大學生活的，這或許能夠局部地解釋在我的大學時代的第一次班會上，現已成為我的母校最高領導的我的輔導員對那時想必是長著一頭蓬亂的長發的我說：你身上洋溢著五四青年的氣質！

吉林大學的自然辯證法專業是清一色地從理科考生中招生的，雖然同學們同樣應該是基于各種不同的理由或原因而來到這個專業。現在想來，如果不想做一個空頭的哲學家，那么這個專業絕對應該是一個合宜的選擇，但是不做一個空頭的哲學家或哲學工作者真是談何容易啊！更何況是一個十七八歲心智未定的少年。專業學習目標未明以及這種學習本身的難度，導致我在入學不久就開始經歷一場精神上的危機。在那個階段，既是對專業學習的逃避，又是對精神慰藉的尋求，我重新開始批量地閱讀文學作品。

也許是某種路徑依賴，抑或是當時風氣，包括吉大本身氛圍的影響，我所接觸的文學作品主要仍然是當代中國文學。從傷痕文學和朦朧詩，到“重放的鮮花”和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先鋒實驗文學，我都追風似的領略和追逐。在從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王安憶的《雨，沙沙沙》，從張賢亮的《綠化樹》到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這樣紛然雜陳的閱讀中，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沉重的翅膀》是給我留下了夢一般記憶的作品，毫不夸張地說，張潔是那個時代女神級的作家。一個作家，一個女作家，能夠對具有如此精神跨度的領域具有如此大開大合的把握力，這無疑是具有令人驚奇的震撼力量的。張潔作品中的愛，已經擺脫了階級斗爭和身份歸屬的沉淀和烙印，而回歸到其本身的含義，但它又不同于《雨，沙沙沙》中那種少女的朦朧情愫，而是更為本質更為刻骨銘心的；張潔作品中的現實，已經走出了《人啊，人！》中那種抽象的應當甚至由此而重新陷入教條的風險，而本身展現了內在的豐富性和生長性。這種立體的架構及其力量，正是那個時代本身的矛盾和緊張的寫照。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張潔是真正屬于八十年代的。

雖然一度沉浸在文學作品的消費性閱讀之中，但是我心里很清楚，自己顯然并非作家之料，并且頗為“精明”地在那時候就自我籌劃，退而求其次，開始學習中西文論，甚至設想可否從事當代文學評論之類。在此過程中，我不但聽了像季紅真這樣當紅的文學評論家的報告，而且有一次同樣在吉大文科樓聽了中文系講師楊冬老師關于文藝學方法論的一場報告。這是在我的生涯中聽過最為重要的一場報告，如同我已經不止一次地回憶過的，正是在那次報告中，我第一次聽到了李澤厚的名字，第一次聽到了《美的歷程》這本書。具有吊詭意義的是，正是通過聆聽一場關于文藝學方法論的報告，我實際上才真正告別了我的文學夢，包括成為一位文藝理論家或文學評論家的不靠譜的設想——容我顯然有些大言不慚地說：“重新”回到了哲學的懷抱。

說來并非巧合的是，從此以后，我竟也告別了自己讀小說的習慣，但是如今我能夠說，小說對我的“啟蒙”已經完成了嗎？很多年后，我從《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中讀到，殷海光先生對其時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接受博雅教學的林毓生“吐槽”：做哲學的，與抽象觀念打交道的人，總是不舍得花時間讀小說，因為覺得小說太raw了，太不“夠勁兒”了。當時讀到這里，未免啞然失笑。作為多多少少念過一點小說的人，我知道這是一種偏見，或者片面之詞，于是，我只好套用同樣堪稱是八十年代之子的黃子平的話：這是否一種“深刻的片面”呢？

正月初七日，島上陰雨一天，傍晚偶然從朋友圈的轉發得知張潔已于1月21日在大洋彼岸離世，聽聞這個消息，心中黯然之余又觸發了我很早擬出的“小說啟蒙”這個題目，就在這寒夜中流水記下來，以此表達我對這位作家曾經給予我的精神饋贈的感念。

壬寅正月初八凌晨二時半，千島新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