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擔任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擔任文藝界領導的茅盾先生，承載著共和國文學的榮光，為繁榮文學傾盡心力［1］。在1953年面世的完整版《中國新文學史稿》中，茅盾的《子夜》就被認定為繼《吶喊》之后中國新文學最為成功的作品［2］，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也漸漸形成“魯、郭、茅、巴、老、曹”的說法［3］， 足見茅盾文學成就的影響力。

1981年3月27日，茅盾先生與世長辭。經黨中央批準，中國茅盾研究學會與茅盾故居成立，《茅盾全集》開始編輯出版。1983年3月27日，首屆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茅盾研究由此開始以顯學姿態受到學者的關注。1980年代，研究茅盾的相關成果呈現“井噴式”增長；1990年代后，成果數量更為可觀，成果類型包括研究資料、普及讀物、年鑒、書系以及眾多的學術專著，呈現出多樣性的態勢，茅盾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然而，由于資料獲取困難以及其他條件的約束，對茅盾藏書的研究難以進行，這方面成果可謂“鳳毛麟角”。

2018年，陳列于茅盾故居“茅盾書房”的藏書迎來了成為“公藏”后的又一次大的整理、編目、清核，經過整理編目的茅盾藏書被納入“茅盾文庫”進行管理。在整理過程中，藏書中的痕跡得以記錄與呈現；在編目過程中，藏書的分類得以“嵌入”現代圖書分類體系之中。這些工作為藏書中的史料呈現、目錄編纂、內容研究奠定了基礎。本研究側重圖書館學視角下的文獻整理方法，秉承實證描述和價值揭示的理念原則，對茅盾藏書進行了“文獻整理”與“價值揭示”，力圖成為對茅盾研究的一次有益補充和對茅盾藏書的一次詳實呈現。

一、藏書形態與傳承軌跡

1.1 藏書的初現與散失

在茅盾回憶錄中，1949年之前尤其是1934年以前，常有關于閱讀圖書、購買圖書、整理藏書的細節記載，但并不系統。同時，茅盾先生說自己的一生“顛沛流離”，解放以前因為戰亂輾轉大半個中國，“往往空著身子、穿上衣服就走了，東西也被迫一段一段地丟失，現在能夠保留下來的，有些是很偶然的”［4］，手稿大多丟失。茅盾在抗戰開始離開上海時，將《子夜》手稿交給了在上海交通銀行工作的叔叔沈仲襄，沈仲襄在銀行租了保險柜，同時將《子夜》手稿與《追求》《動搖》等中長篇小說的部分原稿和一些筆記存入，這才得以保存至今。便于攜帶的手稿被保存下來的已經是鳳毛麟角，在這一歷史時期的藏書損失由此可見一斑。

目前所見到的茅盾藏書，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新購買、受贈的。從1976年3月24日開始，茅盾撰寫回憶錄，采取口述錄音，由家屬整理的辦法，茅盾的兒子、兒媳婦給他做助手，查詢資料，這樣慢慢寫出了40多萬字的回憶錄，但因為身體原因，整個回憶錄只寫到1934年，沒有寫完就病逝了。關于其早期藏書情況與閱讀的歷史痕跡隨著先前藏書的散失與先生的去世而無處可尋，這確是一種遺憾。也就是說，茅盾藏書在1949年之前存在過，但是由于戰亂其實體沒有保存，而且因為回憶錄中沒有過多涉及而淹沒在了歷史之中。

1.2 藏書的形成：私藏時期

1.2.1 東四頭條時期（1949~1974年）

1949年，茅盾成為文化部部長，和夫人孔德沚進入北京市東四頭條五號第一號小樓文化部宿舍居住。宿舍樓面積不大，“即低仄而窗子又小”［5］，到了1950年代末，小樓里的住戶大部分都搬走了。1964年，茅盾成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依然住在這里，保持著樸素而低調的生活。

在周總理的保護下，茅盾先生得以“不被打擾”，藏書也躲過了多次風波劫難，得以完整保存下來。東四頭條五號第一號小樓文化部宿舍成為了茅盾藏書生成與壯大的地方，茅盾先生在這里度過了25 個春秋。

1.2.2 交道口后圓恩寺時期（1974~1981年）

1974年5月間，古稀之年的茅盾先生年老腿軟，上樓時常有摔跤隱患，茅盾的兒子韋韜提出搬家建議，由樓房換為平房。年底，茅盾寓所由東四頭條五號第一號小樓遷至后圓恩寺胡同13 號四合院（原民盟中央主席楊明軒的舊居）。

后圓恩寺胡同13號是二進四合院，相對于南鑼鼓巷四合院落群的諸多四合院來說，這里的院子不算大，由三間正房、東西廂房、南房共9 間屋子組成，最大房間有20 平方米左右，最小房間不到10 平方米，但茅盾很滿意：“整個院子雖不大，但很緊湊，我們人丁不多，足夠用了。尤其妙在小房間很多，這樣服務人員都能安頓下來，我那些書也有了存放的地方”［6］。其數量龐大的藏書也隨之搬遷過來。相比于文化部宿舍狹小的空間，后圓恩寺胡同13號院更適于藏書，茅盾在此專門開辟了書房以及與書房隔開的“藏書室”，藏書室約10平米左右，七八個多層木質書架。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茅盾“顛沛流離”的生涯得以終結，其藏書也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從“萍蹤浪跡”轉為“落地生根”。藏書隨著時間的推進而不斷增長，這與茅盾的閱讀習慣息息相關。1949年至1974年的25年、1974年至1981 年的7年，茅盾先生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藏書閱讀體系”，期間經歷了兩次小的沖擊和一次大的搬遷。這一時期的藏書作為茅盾的“私藏”存放于書房之中，構成了“茅盾藏書”的主體。

1.3 藏書的傳承：公藏時期

1.3.1 “私人居所”向“茅盾故居”的過渡時期（1981~1985年）

1981年茅盾去世后，茅盾居所向茅盾故居過渡，藏書由私藏向公藏過渡。

自1974 年12月初由原文化部宿舍遷入居住，直到1981年2 月20日入院治療，茅盾在后圓恩寺胡同13號院度過了6年多時光的晚年生活，與其一起還有搬遷而來的藏書［7］。茅盾先生逝世后，1982年2月18日，中國作家協會向黨中央提出書面報告，請求把茅盾生前的最后寓所保留下來作為茅盾故居，收藏他的遺物，供后人瞻仰學習。1982年2月24日，中央領導批復報告，同意保留故居。1982年6月11日，原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通知中國作家協會向北京市房管一公司辦理移交手續。1982 年8 月23 日，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作家協會黨組“關于編輯出版〈茅盾全集〉、籌建茅盾研究會”的報告》。1983年中國茅盾研究會成立。研究會曾在茅盾故居的南房辦公，葉子銘、周揚、馮牧、孔羅蓀等文學界大家都曾在南房里，共同追憶茅盾。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政府京政發（1984）72號文件公布茅盾故居為文物保護單位。由此，在茅盾故居的二進四合院的院落中，“茅盾書房”成為供公眾參觀的展廳之一［8］，而存放于書房書架上的藏書也成為展廳展品的一部分。茅盾藏書以此方式得以完整保存下來。

1.3.2 茅盾故居的“茅盾書房”時期（1985~2018年）

1985 年1 月5日，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宣告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3月26日舉行了開館典禮，巴金先生親自主持，胡喬木、王蒙致辭［9］。與此同時，茅盾故居成立了管理處，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內設機構進行日常管理，中國作家協會為其主管單位。1985年3月27日，茅盾故居正式對外開放。

隨著茅盾故居成立并對外開放，茅盾的藏書從其個人私藏成為了國家公藏。“茅盾書房”作為茅盾故居的一部分由中國現代文學館下轄的茅盾故居管理處進行實際管理。在此期間，茅盾故居管理處對藏書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整理，對藏書進行排列、編號蓋章、粘貼標簽，實現了序化管理，并制作檢索卡片，實現手工檢索。這一時期，茅盾故居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旅游景點的觀光游覽職能較為突出［10］，其藏書作為景觀的一部分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關于藏書的研究不多［11］。從后續的整理情況來看，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藏書處于“塵封”狀態，只有少數相關研究資料呈現了有關藏書的“蛛絲馬跡”［12］。

1.3.3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茅盾文庫時期（2018年至今）

2018年，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茅盾藏書的保護與利用，中國現代文學館建立“茅盾文庫”，將茅盾故居“茅盾書房”的藏書進行了整體搬遷，由后圓恩寺胡同搬遷至位于芍藥居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二期建筑中的“作家文庫”，并對藏書進行了全面的編目、修復、除塵、加裝無酸盒等，茅盾藏書由此實現了從實體存放向信息開放的轉變，有了詳細的、標準的、基于《中國圖書館分類法》的編目信息并實現網上查詢。自2018 年中國現代文學館“茅盾文庫”建立以來，茅盾藏書管理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藏書實現了由“展品”向“藏品”轉變，由“實體”向“數字”拓展。

從1949年到2018年近70年的歲月中，茅盾藏書隨著茅盾先生的行蹤而遷移，隨著茅盾先生的讀書習慣與生活軌跡而變化，藏書中的諸多痕跡相繼形成，凝固了時間，記錄了歷史，塵封于歲月中。1981年茅盾去世后，私藏轉為公藏，經過初次統計與處理的藏書得到了第一次官方的認定，但是這一時期因為種種原因，對藏書的整理與研究未能展開。直到2018年，藏書由茅盾故居搬遷至中國現代文學館，得到第二次官方認定。中國現代文學館對藏書進行了更為詳實的統計、編目，并建立“茅盾文庫”對其進行保藏與研究。茅盾文庫的建立為茅盾藏書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

相比于巴金藏書分別捐贈于國家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泉州黎明大學、南京師大附中、香港中文大學、成都慧園［13］，李一氓藏書捐贈于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博物院、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彭縣圖書館等［14］，劉半農藏書分散于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部分藏書零星散入古舊圖書市場的命運［15］，茅盾藏書實現了“完整”的“傳承”，中國現代文學館“繼承”和收藏了茅盾藏書。從私藏到公藏，由故居到文庫，藏書傳承有序。隨著對藏書的整理，很多新的史料性信息得以呈現，很多藏書趣事、往事、故事也得以發掘、再現。

表1 茅盾藏書演變軌跡

二、藏書痕跡留存

圖書館是一個生長著的有機體，而“藏書”也是這樣一個有機體，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生長”著。茅盾藏書經歷了“出版流通—成為私藏—私藏私用—化私為公—公藏公用”的過程，留下了諸多的“痕跡”，既包括了歷時磨損，也包括增加的標記。根據對藏書的實際調查，藏書中的痕跡大致可分為三類：出版流通痕跡、作者閱讀痕跡、機構收藏痕跡。

2.1 出版流通痕跡

“出版流通痕跡”即圖書出版與流通過程中留下的痕跡。本研究以茅盾藏書為邏輯出發點，將藏書的“出版流通痕跡”界定為“圖書到達茅盾手中之時的痕跡留存情況”，即從圖書出版印刷出來至收藏者（茅盾）拿到圖書這一期間增加的“痕跡”。茅盾藏書的出版流通痕跡主要有三種：第一，出版原始形態無痕跡，即通過對圖書的查閱，確定圖書在到達茅盾手中時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標記；第二，出版印刷痕跡，主要包括印章標記，其中贈書章（會議贈、出版社贈）、二手書印章（原有藏書章、售賣價格章），如圖1，印證著藏書的“經歷”，是藏書來源的證明；第三，文字痕跡，主要包括文字標記，簽贈（字跡與印章）、附信等，如圖2、圖3，是藏書在他人手中經過加工留下的痕跡，同樣印證著藏書的“經歷”。出版流通痕跡是藏書來源的主要標識，對于了解當時的文化生態具有一定意義。

圖1 出版社贈書章、原有藏書印章、二手書價格印章示例

圖2 他人簽贈字跡與印章示例

圖3 贈書附信示例

2.2 作者閱讀痕跡

“作者閱讀痕跡”是茅盾在得到圖書后，對圖書施加的一系列的處置行為而留下的痕跡，主要反映以“閱讀行為”為核心的閱讀痕跡生成情況［16］，包括放置書簽、閱讀筆跡、加蓋個人印章等。

關于放置書簽即藏書內夾存簡易書簽。茅盾故居在建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茅盾原有的生活場景，藏書內的書簽也被完整保存了下來。雖然在具體的工作與運營過程中，部分圖書曾被借出用于研究、展覽、再版等，但是很多藏書因其與茅盾研究關聯不緊密而受到了“冷落”，這樣的“冷落”使其得以保持了原有的模樣。如今40年過去了，藏書中的“簡易書簽”被保留了下來，如圖4。

圖4 簡易書簽示例

關于閱讀筆跡。第一種是圖書內文字劃線。茅盾對閱讀作品有時不發表意見，而是對原文劃線，留下了閱讀的痕跡［17］。劃線是批注輔助手段，采用現在通用的劃線標示法，只能表示茅盾先生閱讀了這些文字，本身不能表達思想，如圖5。

圖5 圖書中內容劃線示例

第二種是圖書文內文字批注筆跡和個人印章等，如圖6、圖7。

圖6 圖書中筆跡留存示例

圖7 圖書中茅盾個人印章示例

第三種是扉頁閱讀記錄，對閱讀時間、地點與細節的記錄筆記是明確的閱讀“留痕”標記。茅盾有對閱讀過的圖書在扉頁進行記錄的習慣，如茅盾文庫中《林則徐日記》扉頁題“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在大連開創作會議兼休息，攜此自隨，每晚睡前讀一小時，計十日而畢，八月十一日雁冰記”，如圖8。

圖8 圖書中閱讀記錄筆跡示例

2.3 機構收藏痕跡

“機構收藏痕跡”指圖書從私藏轉為公藏后經過一系列加工處理所留下的痕跡，如圖書分類留下的標識、圖書編目時賦予的條形碼、圖書登記時加蓋的館藏章等。“機構收藏痕跡”包括三類。第一，印章類。茅盾藏書已從個人藏書變為國家“公藏”，是茅盾文庫場館的“館藏”，加蓋館藏印章是管理藏書的常規操作。印章往往加蓋在扉頁等較為顯著的位置，經歷新的階段則加蓋新的印章，代表“傳承有序”，如圖9。第二，筆記類。按照現代圖書館分類法對藏書進行分類，是藏書管理的基本方法。圖書被賦予一個分類號，作為進行分類排列、序化管理的依據，其分類號用鉛筆書寫在圖書扉頁的右上角。如圖9。

圖9 圖書中館藏印章、鉛筆分類號示例

第三，粘貼類。賦予圖書一個條形碼和書標，作為圖書的“身份證號”，便于圖書的查找、借閱。條形碼往往通過粘貼的方式置于圖書的封底或其他明顯位置，書標則粘貼在書脊下端，顯示圖書分類號、架位號等信息，如圖10、圖11。

圖10 圖書中條形碼示例

圖11 圖書中書脊貼（書標）示例

三、茅盾藏書的概念界定

3.1 藏品業務實踐語境下的“藏書”

藏品指“博物館收藏的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科學價值和藝術價值，并反映自然界發展變化規律和人類科學文化進程的歷史見證物”。目前，我國實體館藏分類標準不明確，藏品類目設置缺乏準確參考，個性化較強［18］，各博物館往往根據自身藏品的特征設置分類標準與類目。作為文學專業博物館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將藏品劃分為“圖書”“報刊”“手稿”“信函”“書畫”“實物”“照片”“特藏”“視頻檔案資料”“音頻檔案資料”10個類目［19］。

茅盾逝世后，按照相關政策與法定程序，其生前的居所建筑及其相關要素成為了博物館場所及其藏品，由中國現代文學館作為內設機構進行管理。在管理過程中，與茅盾相關的物品經過有關業務程序，一部分物品被歸入不同的類別，由不同的庫房進行保存，一部分留在茅盾故居中進行陳列，相關物品被登記歸類成為藏品。

其中，部分手稿被歸入手稿庫管理、部分信函被歸入書信庫管理，部分印章、生活用品等被歸入實物庫管理，部分家藏的書法作品被歸入書畫庫管理。但茅盾書房的藏書經過整理、編目，整體歸入作家文庫新建的“茅盾文庫”，作為藏品保存。這時候的“藏書”類似20世紀八九十年代民間俗稱的“書本報紙”，書房中的印刷本都被集中歸入了“茅盾文庫”中。

在實踐意義上看，“茅盾藏書”與“茅盾文庫”緊密相連，甚至在博物館藏品語境下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茅盾藏書作為博物館藏品，置于“圖書”類目下，存放于作家文庫庫房的“茅盾文庫”區域之中。由此茅盾藏書的外延范圍就可以確定了，即“茅盾文庫”中的藏品。

3.2 圖書出版語境下的“藏書”

從是否公開出版來看，藏品中的文獻可以劃分為公開出版物、非公開出版物，其中公開出版物包括圖書、地圖、期刊等出版類型，非公開出版物包括會議文件、內部刊物、其他印刷材料等。

從藏品分類實踐上看，根據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業務慣例，作家文庫收錄圖書類藏品，而期刊、報紙以及非公開出版物等藏品，則分別歸入報刊庫、手稿庫、特藏庫等。從出版物的視角，結合作家文庫的實際，可以看出“藏品—文獻—公開出版物—圖書”對應“茅盾收藏的物品—茅盾收藏的文獻—茅盾收藏的公開出版物—茅盾收藏的圖書”，由此可以進一步界定茅盾藏書的概念即“茅盾文庫中所有公開出版的圖書”。

3.3 閱讀痕跡語境下的“藏書”

茅盾故居的藏書從出版時間上看，以茅盾逝世時間為界限，可以分為1981年3月之前出版圖書與之后出版的圖書。其中，1981年3月之后出版的圖書是茅盾故居根據有關規定接收的茅盾生前好友的贈書、關于茅盾研究的圖書、茅盾作品的出版再版與茅盾全集等，這部分圖書非茅盾生前所收藏。而1981年3月之前出版的圖書為茅盾所收藏，具備被茅盾閱讀的可能，留下劃線、筆跡、書簽等閱讀痕跡的圖書則可以推定其被閱讀過。

茅盾藏書的概念定義綜合考慮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機構收藏痕跡上看，茅盾藏書應該保存在茅盾文庫之中，具有明確的機構收藏痕跡，即具備相應的印章、書脊貼、分類號，代表傳承有序。

第二，從出版流通痕跡上看，茅盾藏書是正式出版物，且具有相應的版權頁等出版標識，因此期刊、報紙以及其他非正式出版物則不在“藏書”之列。

第三，從作者閱讀痕跡上看，留下閱讀痕跡的藏書是標識最為鮮明的茅盾藏書，不但是藏書，而且被閱讀過，并留下痕跡。從出版時間上看，茅盾藏書是1981 年3 月之前出版的。而1981 年之后由茅盾故居、茅盾研究會、茅盾家人代為接收并捐贈到茅盾故居的圖書，非茅盾生前所收藏，未與茅盾發生直接聯系，故不在茅盾藏書范圍之列。

綜合所述，可以認為茅盾藏書是“具有較為明確的茅盾先生收藏標識標記的、公開出版的圖書”。這樣，這一概念用于不同的場景（如閱讀推廣、藏品展覽、文學史閱讀史研究等）時，就不必反復辨析解釋了，茅盾藏書研究的話語體系得以更加嚴謹、更加規范。

表2 多語境下的藏書概念辨析

結 語

茅盾研究是顯學，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繞不過的“一座高峰”。茅盾藏書的外在特征受到圖書館學研究者的關注，其內容受到檔案學、歷史學、文學研究者的關注。因為研究資料獲取的“障礙”，關于茅盾藏書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研究的推進，關于基本概念的界定就顯得十分必要，這既是交流話語體系的建立，也是對其內涵與外延的一種研究與審視。隨著茅盾藏書的書目數據、索引的生成，藏書痕跡、內容的呈現等等，相關研究將更加深入，一些文學史上的“謎題”也有望被更為清晰地展現。希望本文的拋磚引玉，能夠為相關的研究提供線索、資料與數據。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