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要重視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和形式，繼承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富有理論指導性和現實針對性，為廣大作家正確看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外國文化，處理民族性、世界性與當代性的關系等重大問題指明了方向。

把世界文學的成功經驗內化為中國文學的內涵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他說：“我相信，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對此表示歡迎，并且都邁出令人高興的步子。”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各國文學譯介蜂擁而至，對中國白話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徐遲于1982年發表了《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把實現四個現代化與文學向現代派學習聯系起來，提出“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并且到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的觀點，這是現代主義審美向現實主義審美發起的進場宣言。人們認識到，中國文學走向現代化，必須了解西方的文學作品，包括最新的現代派作品。于是，現代主義思潮的閘門被打開，與世界文化的交流廣泛地展開，大量歐美文學作品被翻譯過來。中國讀者感受到了歐美文學新鮮、奇異的風格，作家跟上了時代步伐，滿足了讀者的閱讀趣味。面對又一次世界文學的挑戰，有時代使命感的作家們也懷著熱情開始學習借鑒歐美現代派文學經驗。這樣一個過程對于中國文學現代化來說十分必要。中國文學就是在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中，完成了從古典傳統到現代化的轉向，達到了一個更高更復雜的藝術水平。

文學的世界性并不是民族性的多元組合，而是具有更高的、更完美的藝術品質。文學的世界性問題是一個現代性問題，現代主義更具反思性的文學理念，現代派、后現代派千姿百態、層出不窮的藝術表現技巧，都值得中國作家認真學習和借鑒。

我們只有堅持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才能真正以開放的視野、寬容的胸懷和學習的膽識，去汲取一切外國文化中有價值的養分。這個過程，不是一味簡單模仿，而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與一切外國優秀文化進行平等對話和建設性互動，把世界文學的成功經驗內化為中國文學的內涵，內化為作家自己的創作元素，對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形式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使文學作品具有更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更具世界性視野和價值。

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

文學的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形成文學民族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傳統，張岱年先生將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提煉為四個要點：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自強、以和為貴。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貫穿著言簡意賅、形神兼備、意境深遠等美學旨趣。中國古典文學追求心性情志的“抒情傳統”與側重寫實求真的“史傳傳統”交相輝映，形成“信奉天地造化，以仁愛為本；厚德化育，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傳統。情韻說、風骨說、意境說、得意忘言說、逼真說、文以載道說等，都對中國文學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偉大的文學傳統都是彰顯中華文化獨特民族性的文化寶藏。

我們的文學創作要立足于民族風格，繼承發揚中華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要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同時又要突破傳統的局限性，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與當代斑斕的社會生活相融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進行當代性轉化，激活中華文化生命力，使其彰顯出歷久彌新的時代價值，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風范、體現中國氣派的優秀文化。

具有西北文化深厚底蘊的陳忠實創作了長篇小說《白鹿原》，對傳統敘事技法進行新的創造，在首尾呼應的結構中，暗含著“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以及隱隱約約的反諷暗喻，正面觀照了中華傳統文化精神，用中國傳統的“史傳”筆法，譜寫了白鹿原上兩大傳統家族的興衰沉浮，展現了鄉土社會的風貌，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這部小說被認為是一部中國的民族秘史，是20世紀9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收獲。

在新時代，文學的中國氣派、中國風范應當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確立具有當代性的新型民族風范。要秉承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還要與世界文學包括現代派、后現代派進行廣泛交流對話，融合民族性與世界性，獲得具有當代性的民族風范。只有那種能夠與世界文學溝通、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民族性，才是具有當代價值、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民族性。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繼承了中國偉大的文學傳統，從說書人、章回小說、筆記小說，以及蒲松齡那里得到了充分滋養，同時學習西方文學處理題材、觀察生活的方式，從中國現實主義單一時間線索的封閉結構中跳脫出來，獲得了空間上的自由。1986年，莫言寫道：“對我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無疑是兩座灼熱的高爐，而我是冰塊。因此，我對自己說，逃離這兩個高爐，去開辟自己的世界！”莫言學習他們的思想高度，把他們的文學經驗融化到自己小說的肌理中。例如他的小說《檀香刑》，形式是傳統章回體，構思、敘事等都是現代主義式的，消除了過度借鑒現代主義的痕跡，將世界文學的經驗與鄉土中國的民族性有機融合，呈現出一種具有當代性的民族風范。

麥家把紅色革命故事用后現代派懸疑小說的敘事手法、博爾赫斯不可知的形而上學哲思，以及史蒂芬·金、卡夫卡小說的優秀經驗，融合為一種渾然天成的敘事形式。例如他的長篇小說《風聲》，講述了抗戰時期敵我驚心動魄的斗爭故事，構思受到博爾赫斯小說《交叉小徑的花園》的啟發。他的小說寫得精巧、凝練，揭示出人的生存狀態，讓人體驗到獨特的閱讀感受——深不可測的幽暗、百思不解的詭秘、危機四伏的緊張和透不過氣的壓抑。麥家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了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問題，實現了后現代小說的中國本土寫作。

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拉美作家，之所以能夠將獨特的民族精神、民族風范遠播世界八方，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實現了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的有機融合，又保持了內在精神的個性追求與民族品格。這給中國作家以新的啟示，需要在中西融通上下更大的功夫，自覺把中國文學放到世界文學的坐標上進行審視和考量，融會貫通，相互激發，以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創作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范的優秀作品。

（作者：梅雁 單位：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