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鄉村題材寫作是繁復的。書寫當今鄉土及鄉村文化景觀，在書寫中以對鄉村過往詩意性的憑吊來對抗都市浪潮的時代之弊；在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張力中，尋找“鄉村幽靈”；書寫新鄉村特別是扶貧中的鄉村新變……這些大致構成了當今鄉村題材的書寫景觀。而學界重返“十七年”的鄉村書寫，試圖以此來構成考量今天鄉村的文學資源，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嘗試與努力。在此語境中，曾經作為“方向”的書寫鄉村的“鐵筆”“圣手”的趙樹理，又能給新時代的鄉村題材書寫以什么新的啟示呢？

在今天，在對鄉村的文學書寫中，趙樹理式的以生命書寫超越政治書寫、倫理書寫、職業書寫，似乎成了新的歷史性的召喚。在過往的一些鄉村題材書寫中，有的書寫者將對鄉村的文學書寫轉為政治書寫，成為政治理念的感性顯現；有的書寫者，試圖通過對鄉村生活的持久深入，寫出鄉村的時代性訴求，但最終卻止于對讀者在倫理層面上的浸染與感動；還有的書寫者，文學書寫是其追求的目標，鄉村生活只是其文學書寫的簡單道具。趙樹理則全然不是這樣，鄉村變革的訴求與趙樹理的生命訴求是渾然一體的。康濯曾經形象地說過：“老趙和我下農村……有個最根本的區別，即我去農村總還是‘下鄉’，是從‘上面’去‘下面’，趙樹理卻毫無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鄉’‘回家’。”這段話形象地說明了趙樹理與其他人的區別。前者是由內而外的，其創作是基于生命的沖動，是以作家真實的生命的本體感受為依據，感受、衡量鄉村生活的對錯是非。后者是由外而內的，其創作是基于政治或倫理的沖動，是以所信奉的社會標準來理解、詮釋鄉村生活。前者是天然的血緣的情感的，后者是后天的姻緣的理性的。在趙樹理看來，文學是變革鄉村生活的一種手段與載體，而不是鄉村生活為成就文學事業服務。當鄉村生活為成就文學事業服務時，鄉村的變革訴求就有可能被某種文學觀念所遮蔽甚至歪曲。趙樹理是站在鄉村變革的本體性立場上，來面對及處理政治變革與思想啟蒙的訴求，所謂的“政治上起作用”、所謂的“問題小說”都應該作如是解。這里的“政治”是符合鄉村變革訴求的“政治”，這里的“問題”是鄉村變革訴求中的“問題”。又由于這樣的文學書寫，是基于趙樹理自身的生命沖動、生命訴求，所以，形成了趙樹理在面對政治變革與思想啟蒙時的自身的倔強不移品格。在今天，當一茬茬的正在人生成長期的鄉村的青少年，通過高考、務工，爭先恐后地涌入、融入都市時，天然地血緣地情感地將鄉村訴求、生命訴求渾然一體結合起來的文學書寫者在哪里呢？“回鄉”“回家”或許是對新時代鄉土題材文學書寫者的時代性召喚吧。

正因為趙樹理是將對鄉村的文學書寫視為對體現鄉村訴求的一種方式，所以，除了以文學對鄉村進行書寫之外，他對鄉村的實際變革工作也同樣甚至更充滿著熱情。趙樹理的女兒趙廣建曾經好奇地看過趙樹理的筆記本，發現上面幾乎沒有任何關于寫作小說的內容，而幾乎就是記錄農村干部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工作筆記。所以，當對鄉村的文學書寫不能直接解決鄉村變革中的實際問題時，趙樹理每每會有干預鄉村變革的實際舉動，這在他三次兼任縣委副書記時，有著特別具體的體現，而直接上書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陳述不同于時論之己見，則更為突出與鮮明。中國的文學創作，一向有為時為事而作的傳統。譬如魯迅，之所以棄醫從文，是為著療救國人心靈的時代之需，其之所以犧牲個體內在的豐富的感情世界，停止小說創作而轉向雜文寫作，直接服務社會變革，也未嘗不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此的關心時務的文學家的公眾性品格，或許也是今天鄉村題材文學書寫者所應該繼承的吧。

也正因為趙樹理是將對鄉村的文學書寫視為體現其鄉村訴求的一種方式，所以，他對文學書寫鄉村的體式、風格有著更為廣闊的理解，譬如他對各種鄉村通俗性的曲藝形式的看重，譬如他的不入“文壇”而甘居“文攤”的著名說法。眾所周知，中國文學研究界在評判學術水準時，注重的是專業性的論文與專著，但我注意到，近年來北大教授陳平原看重“演講”之對于恢復中國“述學”傳統的意義。如果我們不拘泥于趙樹理強調的是秧歌還是鼓書這些具體的文藝體式，如果我們不拘泥于陳平原強調的“演講”的具體體式，我們或許會對如何看取文學書寫體式及文學研究體式有著更為廣闊的理解吧。至少在今天這樣的一個全媒體時代，在今天這樣一個恢復中國“大文學觀”的時代，在對鄉村題材的文學書寫中，我們或許會并不將之再僅僅規范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這傳統的四個正宗的文學書寫門類之中吧。

文學的寫實品格，是學界已成共識的趙樹理在鄉村書寫中最重要的文學書寫品格，但在今天，卻也仍然有著給予重新解說的必要。確實，除了《小二黑結婚》中的“大團圓”結局等個別書寫外，你幾乎可以把趙樹理所有的對鄉村的文學書寫都視為“紀實文學”。在論述其對今天新時代的鄉村題材書寫之意義時，我覺得有三個特點還是值得特別提出：

第一，是“細節的真實”。譬如，一向以白描著稱的趙樹理，一旦在書寫鄉村各階層經濟生活、日常生活及其變動時，卻不惜筆墨，將各種經濟細節、數字一筆筆地詳盡列出。讀到這樣的文字，你不由得會想到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創作的贊揚：“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所學到的知識，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

第二，是對鄉村個體生命日常生活的如實描寫。譬如他對三仙姑、小飛蛾、小腿疼女性系列及其他人物系列的發展中的動態描寫，即40年代的三仙姑，到了50年代初就成了小飛蛾，而到了50年代末則成了小腿疼。恩格斯贊揚巴爾扎克“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至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圍繞著這幅中心圖畫，他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那么，趙樹理筆下的各種鄉村人物系列，則如實地揭示了中國鄉民個體命運的歷史性變遷，在這種變遷中，實際地體現著時代風云、歷史滄桑。如果說，“五四”“人的文學”“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人為了所愛的人，或所信的主義，能夠有獻身的行為。若是割肉飼鷹，投身給餓虎吃，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這“人的文學”中“分量最多，也最重要”的，是“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那么，趙樹理筆下最成功的“中間人物”就是這種“人的文學”在中國革命中與革命后鄉村文學書寫中最成功的實踐。這樣的實踐，對在今天這樣一個伴隨著市場經濟大潮而將“個體”再次浮出歷史地表的時代的鄉村生活的書寫者來說，或許不無借鑒意義吧。雖然這一“個體”已然從基本物質生存層面的改變轉向如何面對欲望的挑戰。

第三，是如實書寫對觀念局限的突破。譬如，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十里店》一向為學界所詬病，認為是對其時所錯誤鼓吹的向農村“走資派”奪權理念的圖解，一向一筆成文的趙樹理，在創作這一作品時，一反常態，修改五次而不成文，終于說出自己是“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但時過境遷，我們今天看這部作品，仍然可以看到作品的實際內容遠遠突破了作者外顯的原有理念，而對我們認識鄉村的干群矛盾、階層分化有著不斷再認識的價值。恩格斯對巴爾扎克以寫實的力量戰勝世界觀的局限曾經大加稱贊，并將之譽為“是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偉大的特點之一”。這樣的贊揚，對趙樹理也是適用的。趙樹理的鄉村書寫曾被人批評“寫的東西不大（沒有接觸重大題材）不深，寫不出振奮人心的作品來”，也屢屢被一些專家搖頭嘆息曰“小兒科”。他筆下的三仙姑、《三里灣》中三對青年男女的情愛書寫等等，也屢屢被“思想深刻者”譏諷為缺乏現代意識等等。但時過境遷，趙樹理對鄉村文學書寫的魅力卻又一次次地活躍在人們面前，逼迫著解讀者給以新的解讀。這正是趙樹理鄉村書寫寫實力量的體現。在今天這樣一個價值多元的“無名”時代，當鄉村的文學書寫者，每每為以何種價值姿態面對新的鄉村變革所困惑時，趙樹理以寫實而突破觀念局限的寫作實踐，也還是值得今天鄉村的文學書寫者所學習。

趙樹理在成名之前，即是一個成熟的作家，用郭沫若的話說，“是一株大樹子”，他之所以能從被埋沒而一舉成為“方向”性的大作家，毋庸諱言，與其時的政治助推是分不開的。其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日漸被主流文壇邊緣化，也是因其與其時政治要求不合的緣故。但今天我們檢點趙樹理的晚期創作的文學史價值，又分明可以看到是因了他與其時主流文壇的“對抗”價值，并在這種“對抗”中，構成了與其時文壇的一種“張力”關系。應該承認，趙樹理得以成名時的政治助推作用在其時的時代發展中，是有著積極作用的。也應該承認，趙樹理晚年與其時文壇主流的“對抗”也是有著“史性”價值的。要而言之，無論其時的“主流”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但只有與時代“主流”有著緊密的或“體現”或“對抗”或“對話”的關系，趙樹理文學的“史性”價值才能得以體現。如是，當對鄉村題材的文學書寫在今天日益被邊緣化之時，如何重構鄉村題材的文學書寫與時代“主流”的關系，也是今天的鄉村題材文學的書寫者所應該予以考慮的吧。譬如，無論是從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并進一步決定意識形態精神生活的觀點，還是從文學結構與社會經濟結構、文學的敘事意識與社會的集體意識具有同構性的文學社會學的觀點，總的說來，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范式，于今天的中國文學創作，仍不失其現實意義與借鑒作用。

譬如，在中國今天急速的社會歷史轉型期，在文學創作界，當原有的思想資源都暫時無力完全應對與解讀新的時代矛盾時，回到事實本身，直觀事實本質，就成為時代新的特征，也是文學創作重新切入社會現實生活、走進公眾實際生存的主要方式。對趙樹理的研究，因為種種原因，近期在學界成為熱點，這不是偶然的，而探討趙樹理之于新時代鄉村題材書寫的現實意義，應該是這一熱點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