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以真實的歷史時空為背景，如《百年家書》（瘋丟子）、《中華女子銀行》（不畫）、《羋月傳》（蔣勝男），還是以架空、半架空或者平行時空為背景，如《大帝姬》（希行）、《詩酒趁年華》（我想吃肉）、《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廋》（關心則亂），抑或是以既有文藝作品衍生而來的時空為背景，如《木蘭無長兄》（祈禱君）、《明朝五好家庭》（掃雪煮酒）等，網絡女性小說在想象與建構歷史的過程中，通常都無意深入挖掘和揭示女性的生存真相，也不怎么關注和思考歷史的發展軌跡，而是大多選擇了將歷史倫理化，即通過女性個體的倫理道德取向，讓歷史成為根植于女性道德責任的歷史，從而把女性和歷史統一起來。

這大體上圍繞著兩個向度展開：

其一，歷史主要呈現為女性的道德成長歷程，其倫理選擇往往是影響歷史發展走向的一個關鍵因素。在網絡女性小說的歷史敘事中，故事基本上都是以女性成長史為主線，道德的修煉和提升則是其成長的精神核心，女性一般會經歷從個體、家人的切身利益出發，然后發展至自愿為民族、國家貢獻力量的階段。在這一成長過程中，女性基于道德責任感的抉擇，也影響到家族，乃至民族、國家的發展。其中，《大帝姬》就是頗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故事將女主人公薛青的身世之謎置于王朝內憂外患的背景之下，講述了她如何從個人利益至上、只求自保的殺手一步步成長為胸懷天下、抵抗外族侵略的統帥。她的道德自我完善之路，不僅揭開了王朝所謂“忠奸”之爭、視人命如草芥的罪惡真相，更是讓維護國家利益、尊重個體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

其二，歷史不再是曾經的過往，而是個體正在參與其中的當下，并經由當下女性的道德價值取向所展現。這在穿越類小說中極為多見。女主人公由于各種原因，離開自己當下的生活時空，進入到某個歷史時空之中，歷史因此不再是已經結束、且獨立于當下存在的過往，而是仍然顯現為正在進行中的當下。當女性介入其中之后，她的道德價值取向決定了其看待歷史的角度、以及由此所做出的選擇。《百年家書》堪稱這一書寫模式的典范之作，小說敘述了“90后”少女艾珈因為意外，穿越到“九一八”事變前夕的沈陽，隨之經歷了血與火交織的14年抗戰生活的故事。對于艾珈來說，抗戰不再是與己無關的文字和影像記錄，黑暗血腥、苦難深重的一幕幕都是她所親歷的，與她曾經習以為常的盛世繁華、幸福安穩形成強烈的對比，潛藏在她內心深處的愛國主義情懷于是被徹底激活。她義無反顧地成為一名戰地記者，投身于國人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勝利之路。

倫理化是中國古典文藝偏愛的敘事傳統，歷史倫理化在此基礎之上，拓展了其表現形式和內容，并融入現代女性意識。這既符合當下女性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心理，又可以給予其心理慰藉，因而受到眾多女性讀者的喜愛，在網絡女性小說創作中必將會是一個長期的存在。

敘述感性化

在網絡女性小說歷史敘事中，敘述感性化是一個極為普遍且顯著的寫作特色，與歷史倫理化密切相關，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歷史主義、新寫實小說，以及《紅樓夢》《金瓶梅》《醒世姻緣傳》等明清世情小說的影響。

它主要體現在兩點：首先，注重對女性個體生活的完整性和連貫性、以及以女性為中心的各種人倫關系的書寫，酷愛對女性日常生活進行重復化和瑣屑化的細描，歷史經常被碎片化后點綴其間；與此同時，還較為關注女性的情感體驗，偏愛以女性的主觀感受來代替客觀反映和理性分析。例如在《清穿日常》（多木木多）中，故事以日常飲食為切入點，圍繞著平民飲食文化與貴族飲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碰撞和交融，講述了女主人公李薇從格格到寵后的家常生活及其心路歷程。其間所涉及的康熙、雍正兩朝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斗爭，也大多散碎地通過李薇的視角，從家庭關系的角度進行解讀和評判。

其次，敘述態度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在網絡女性歷史敘事中，雖然絕大多數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但是在對女主人公的言行以及與之相關的事件進行描述時，常常會放棄相對客觀中立的態度，更多的是站在理解、甚至是認同女主人公的立場上。如此一來，即便女主人公對倫理道德規范有任何偏離或違背之處，也都會被弱化；而符合主流價值觀和女性讀者期許的則必然更加凸顯。《花開錦繡》（吱吱）、《盛華》（閑聽落花）、《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廋》等作品在此方面都處理得較為出色，這就導致不少女性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道德與情感的天平不由自主地向女主人公傾斜，繼而可能達到敘述者所期望的倫理認同和情感共鳴。

敘述感性化或許在廣闊性、深刻性和邏輯性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不過卻能夠使作品具有別樣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助于增強女性讀者的代入感、提升閱讀興趣。

解構溫和化

對傳統男權文化的解構，可謂是貫穿了紙媒女性歷史敘事的發展歷程，至網絡女性歷史敘事興起后，自然也延續了這一創作傾向。不過，它一般并不選擇紙媒女性書寫的慣用模式：在充溢著苦難與血腥的歷史語境中，注重凸顯傳統男權文化的殘酷、以及女性反抗和顛覆的艱難與痛苦，而是喜歡采取溫和的姿態，在虛構的歷史中將其輕松解構，同時還完成了對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木蘭無長兄》即是一典型例證。

小說以古典詩歌《木蘭辭》為創作背景，從花木蘭解甲返鄉后開始故事的敘述：花木蘭不但無法再適應百無聊賴的鄉村生活，并且還飽受各種流言蜚語的困擾，遂抑郁而亡。如此開端，敘述者以合理而新奇的想象，虛構出花木蘭歸家后的慘淡境地，解構了原詩歡快自豪的結局。在敘述者看來，當女性為了符合傳統男權文化的期許、放棄自己的獨立性之后，往往就只能成為一種尷尬的歷史存在。但是，敘述者并沒有因此而大肆渲染女性的悲慘遭遇，更沒有將之強行歸于傳統男權文化的禁錮，而是著重從女性自身尋找原因，反復強調女性自己欠缺獨立強大的精神世界，才是造成悲劇的關鍵所在。所以在解構過程中，沒有絲毫的偏激與戾氣，隨處可見的都是悲憫與反思。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敘述者的解構沒有止步于此。隨著故事的進一步發展，敘述者還拆解了女性自以為是的建構：現代女法醫賀穆蘭穿越成為花木蘭，并意外回到木蘭從軍前夕，以為自己可以輕易復制木蘭的傳奇經歷，可結果卻是在驕傲自負中很快陣亡。至此，解構才基本結束，其后是再次重生的穆蘭如何真正地成長，以女性身份鑄就一個超越木蘭的輝煌人生。

顯然，兩次解構都是聚焦于構建女性的主體性，所以溫和的、建設性的反思姿態始終占據主流。這種頗具積極正能量的書寫策略，不僅能夠帶給讀者較為愉悅的閱讀體驗，而且對當下營造更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毋庸置疑，在歷史倫理化、敘述感性化與解構溫和化的共同作用下，網絡女性歷史敘事呈現出較為獨特的風貌，從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但是，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容易造成對歷史的理解和詮釋流于淺薄、空泛和片面，甚至走向虛無主義，難以創作出立意高遠、格局宏大、視野開闊的作品。如何在保持已有特色的基礎上，提升對歷史的認識水平和闡釋能力，拓展歷史創作的格局和思路，豐富故事的內涵和意蘊，是今后網絡女性歷史敘事亟需努力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