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膚色黝黑，顴骨隆起，背佝僂著，說話時底氣不足，有時還哮喘，但雙眸炯炯有神，好像能穿透世間萬物。這就是我對聶紺弩先生的最初印象。其時他73歲，遭受了近十年的縲紲之災，剛從山西獲“特赦”返回北京。直至1979年3月和4月，他才先后被摘掉“右派分子”和“反革命”這兩頂帽子，恢復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黨籍。不知怎地，一見聶老，我腦海中頓時冒出了清代詩人徐宗干《詠炭》詩中的兩句：“一味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聶老其時雖處逆境，但仍傲骨嶙峋，桀驁不馴。

1979年，聶紺弩與夫人周穎結婚五十周年合影

我是文科生，當然知道聶老是詩人、雜文家，對古典文學乃至語言學都研究很深。我1976年4月即調到北京魯迅研究室任職，也知道聶老是魯迅晚年接觸較多的左翼作家之一。1934年他主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刊登過魯迅20多篇雜文，其中就有《拿來主義》《漢字和拉丁化》《略論梅蘭芳及其他》這些著名文章。魯迅遺物中還保存著這些報紙，不過因為時間太長，一碰就會掉渣，無法翻閱。

當年《動向》副刊支付稿酬的標準大約是每千字1元，但為了優待魯迅這樣的大作家，聶老每篇短文按3元付酬。魯迅跟聶老開玩笑說：“那我以后投給你的稿子要越來越短了。”1936年初聶紺弩等創辦《海燕》月刊，魯迅親自題寫了刊名，又在該刊發表了9篇雜文。魯迅去世之后，聶老是治喪委員會成員，16位啟靈扶柩者之一。聶老還撰寫了一首著名的悼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那走在前頭的，那高擎著倔強的火把的，那用最響亮的聲音唱著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暗夜，在風雨暗天的暗夜！……”

一、還原蕭軍決斗的歷史現場

我在跟聶紺弩老人不多的接觸中，有兩次記憶最為深刻。

第一次是1976年11月11日下午，地點在北京東直門外左家莊新源里9樓3單元33室聶老的寓所。帶我去的是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的老主任李何林先生。李先生是魯迅研究界的奠基者之一，僅比聶老小1歲。李先生之所以親自出馬，因為此行是在執行一項政治任務。國人都不會忘記1976年那金色的秋天。10月6日晚，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結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緊接著，就是緊鑼密鼓地清算“四人幫”的現實罪行和歷史罪行。我們的上級單位國家文物局承擔了調查“四人幫”成員張春橋歷史劣跡的任務，而聶老曾經跟張春橋打過交道。十分有趣的是：這次嚴肅的“外調”竟然是從蕭軍跟張春橋打架這件佚事聊起。

1976年11月，作者訪問聶紺弩后寫的記錄

在這次拜訪聶老前不久，我曾跟李先生及另一位同事金濤一起，到北京西城鴉兒胡同6號拜訪過“東北作家群”領軍人物蕭軍。蕭老一開口就跟我們聊起他跟張春橋的接觸。他說：“魯迅去世之后，成立了一個治喪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名義，具體的事情都由治喪辦事處來做。我是負責人，張春橋在我手下跑龍套，做點登記挽聯花圈之類的事情。后來，我被感情驅使，到萬國公墓的魯迅墓地前焚燒了一些登載悼念魯迅文章的刊物，如《中流》文學半月刊的《哀悼魯迅先生專號》。張春橋的朋友馬吉蜂就寫文章挖苦我。我約他在上海徐家匯一帶的空曠菜地決斗，張春橋作為馬吉蜂的證人，聶紺弩、蕭紅作為我的證人。一上手，我就絆了馬吉蜂一個跟斗，撲上去又給了他三拳，第二回合，我又把他打倒了，警告他：你再寫文章罵我，我還揍你。”

我跟聶老復述這件佚事。聶老說，“確有此事，蕭軍燒的是《中流》《作家》一類刊有悼念魯迅文章的刊物，馬吉蜂寫文章嘲諷蕭軍搞封建迷信。蕭軍大怒，帶了一根鐵棍，要跟馬吉蜂決斗。張春橋是馬吉蜂的見證人。我跟蕭紅是蕭軍的見證人。蕭紅怕真出人命，奪走了鐵棍，馬吉蜂個子大，但蕭軍習過武，兩人打得不相上下。后來蕭軍見人就說他打贏了，但我可以證明，馬吉蜂當場并沒有認輸。”說這番話時，聶老顯出了孩童般頑皮的神情。

二、回憶因辦報和曹聚仁產生矛盾

我們詢問《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的情況。聶老說：“《中華日報》是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的報紙，但該報的文藝副刊《動向》等于是‘左聯’半公開的機關報，具有獨立性。《戲》周刊也是如此。我是通過葉紫認識魯迅并約他寫稿的。魯迅給我寫過一些信，但他去世前我大多燒了。因為我入了黨，必須考慮魯迅的安全。”

拜訪聶老，自然會問及他跟曹聚仁的矛盾，因為這不單純是私人之間的糾葛，而是涉及對魯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信的理解。聶老說，魯迅臨終前不久，想跟他和二蕭等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合編一本刊物。胡風提議刊名為《海燕》，魯迅同意并親自題寫了刊名。印刷費是大家一起湊的，編輯雜務由他承擔。當時出版刊物，一定要注明發行人和地址，并交法院報備。但聶紺弩不能公開身份，第一期“發行人”就用了一個“史青文”的假名。地址印的是上海兆豐路人和里8號。刊物因此受到警告。一天晚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碰見了曹聚仁。“那時曹聚仁跟徐懋庸住在一起：曹是二房東，徐是三房客。”曹聚仁主動跟他打招呼。聶靈機一動，就想請曹聚仁出面做《海燕》的發行人。曹不贊成，聶勸了半天，陳述了很多理由，他以為曹默認了，所以《海燕》第二期出版時，發行人就印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刊物準備發行時，聶去代售該刊的群眾雜志公司，正看見曹用油墨把第二期上他的名字一個個涂掉。曹說：“我沒有答應，你誤會了。”2月19日，曹給魯迅寫了一封告狀信，魯迅21日復信調解。因為曹不僅發表了公開聲明，而且把聶告到了法院。《海燕》第一期印出后，當天售盡兩千冊，可見廣受歡迎。第二期印出后，以“共”字罪被禁，同時被禁的刊物有二十多種。聶也被判罰款50元，當然并沒有真去交罰款。

魯迅的這封信，從字面意思來看，是想緩和當時的態勢，所以先批評聶因是年輕人激烈的熱情，不顧前后，又對曹“懷著同情，卻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表示理解。曹聚仁覺得刊物只要“內容沒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魯迅表示這“是不能求之于現在的中國的事”。因為當局關注的“并不在內容，而在作者”，對于凡刊登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前途的荊棘是很多的”。對于《海燕》的夭折，魯迅當然是悲憤的，因為這是魯迅跟青年作家共同創辦的最后一種刊物，內容原本豐富，剛發行時的勢頭又那么好。

三、解釋為何被魯迅公開批評

在圍繞建立文學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展開的“兩個口號”之爭中，聶老是旗幟鮮明地擁護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反對周揚等人率先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但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魯迅卻公開批評了聶老，原文是：“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么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并不相干的。”對于這個問題，聶老的回答是：“馮雪峰對魯迅說，‘國防文學’口號是上海地下黨提出的，不能公開反對，全面否定。‘兩個口號’可以并存，實際上是馮雪峰的意見，目的是加強團結，緩和矛盾。魯迅同意了這個意見，并以自己的名義公開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所以‘兩個口號并存’也是魯迅在經過跟友人商議之后贊同的意見。”“兩個口號論爭”的問題在當時和當下都是一個眾所紛紜的問題，但作為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聶老的說法無疑是值得參考的——至少是一種說法。

我對于46年之前的這次訪談之所以記憶如此清晰，完全不是靠的“好記性”，而是靠的“爛筆頭”。我當場認真做了速記，回單位后馬上進行了整理，這整理稿還保存在我的一本采訪日記當中。1977年，我所在的魯迅研究室準備編一部資料完整的《“兩個口號”論爭集》，而由于時間不夠，第一次采訪時聶老又語焉不詳，便用通信方式請他再安排一次時間，那年2月26日，聶老復信說“何時枉顧均可”，所以4月初我就跟同事張小鼎再次登門了。

1977年2月26日，聶紺弩寄給作者的信

這回見到的聶老身體更差，他坐在床上，腰后墊了一個枕頭，腿上蓋了一條褥被。小鼎是我的師兄，熱情博學，后來調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過《瞿秋白文集》《茅盾全集》《老舍全集》等重要著作，主要缺點是有時說話有點啰嗦。我記得我們連板凳都沒坐熱。“周婆”就走進來對聶老大聲嚷嚷：“你這病剛好一點，不好好休息再病了怎么辦？”“周婆”指聶老的老伴周穎，鄧穎超的校友，天津覺悟社成員。1929年跟聶老結婚，建國后曾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我問聶家的朋友，“周婆”這個稱謂從何而來？回答是：這是聶老對夫人的昵稱。聶老因錯案勞改時，就寫過一首七律《柬周婆》，描寫他當時砍柴背草推車的情況。周穎短發，臉盤方圓，我們采訪當年已經67歲，所以大家都跟著叫“周婆”，并不認為失敬。那天“周婆”一聲吼，我們知道是下達逐客令，便嚇得趕忙告辭，落荒而逃，所以采訪也一無所獲。

至于此后聶老還為我們撰稿沒有，現已毫無印象。我們擬編的《“兩個口號”論爭集》也因故流產。1986年，聶老走完了83年的坎坷一生。2004年，他故鄉的武漢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十卷本的《聶紺弩全集》，為他修建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