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周立波代表作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在《人民文學》1958年1至6月號連載推出，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熱烈的討論。六個月內，編輯部不斷收到讀者來信，給出好評，也有部分讀者提出了一些相關的疑問，希望作者解答。《人民文學》編輯部根據讀者來信，綜合整理了幾個問題轉給周立波，并在當年7月號刊出《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一文，將讀者意見與作家的回答一并發表。

8月1日，中國作家協會將在周立波故鄉湖南益陽舉行“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啟動儀式。在計劃啟動儀式前夕，讓我們一同重溫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的創作心路，傾聽文學名作的誕生歷程。

——編者按

《人民文學》1958年7月號封面、目錄

問：作品中寫了好多個人物，個個生動、逼真，活靈活現，一出場就很自然地吸引了讀者。特別是亭面糊、王菊生、陳先晉幾個人物，更是形象鮮明，具有真實感，讀后給人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不知這些人物是否都有模特兒？作者在塑造這些人物時有些什么體會？

答：這些人物大概都有模特兒，不過常常不止一個人。比方，王菊生的形象，有些是我的一位堂弟的縮影，有些是另外兩個富裕中農的行狀。面糊是我們這帶鄉間極為普遍的性格，我們一位鄰居恰巧是具有這種性格的鮮明的特征的貧農。但書上也不全是寫他，我碰見的面糊不止他一人。陳先晉這個人物的家里我只拜訪得一次，平素，從別人的口里，主要是從他親戚的口里，多次聽到談起他，而且，我也觀察和分析了和他屬于同一類型的另外幾個較為守舊的貧農。

塑造人物時，我的體會是作者必須在他所要描寫的人物的同一環境中生活一個較長的時期，并且留心觀察他們的言行、習慣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著他的生活的規律，有了這種日積月累的包括生活細節和心理動態的素材，才能進入創造加工的過程，才能在現實的堅實的基礎上馳騁自己的幻想，補充和發展沒有看到，或是沒有可能看到的部分。

沒有接觸和研究過的人最難描畫。

問：作品中采用了群眾的語言，生動、樸素，有濃厚的生活氣息，表現了各種不同人物的性格。不知作者是怎樣采用了群眾語言的？有的讀者認為不應該用這么多方言土語使外鄉人看不懂。不知作者對這個問題有什么意見？對于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有些什么看法？

答：在農村和工廠，我常常留心傾聽一切的人的說話，從他們口里，學習和記取生動活潑的語言。使用方言土語時，為了使讀者能懂，我采用了三種辦法：一是節約使用過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須使用估計讀者不懂的字眼時，就加注解；三是反復運用，使得讀者一回生，二回熟，見面幾次，就理解了。方言土語是廣泛流傳于群眾口頭的活的語言，如果完全擯棄它不用，會使表現生活的文學作品受到蠻大的損失。有些方言，字同音不同，寫了出來，別的地方還是看得懂，如“拆壁補壁”，放在作品里，全國的人都懂，但照這地方的土音（壁音bia）講起來，恐怕只有本地人懂了。這樣的方言，我主張多用，因為它們可以豐富普通話的語匯，加強它的表現力。但也有一些土話，有音無字，或是不知道那個音是哪一個字轉化而成的，寫了出來，別處的人看不懂。比方，我們這里有句這樣的話：“和尚錯了臘肉，亂犁子犁。”意味相當地深遠。吃齋吃素的和尚是不應該有臘肉的，既然有了，又失去了，急得亂跑亂找，又不好聲張。拿這句話來形容暗中著急的人的心情，實在是生動。但它有兩個動詞：錯和犁，別處地方的人看不懂，必須說明錯是失，犁是奔跑和瞎撞的意思。等到解釋了半天，這句話的生動性和幽默味，已經損失了。碰到這樣的土話，我雖然歡喜，但也只好不用它。

有些地方特有的物事、器具，如北方的睡覺的“炕”，南方舀水的“端子”，寫在書里全國的人不一定都懂。我沒到北方以前，不曉得“紅樓夢”里描寫的“炕”是什么樣子。沒有到過南方的北方人一定不曉得“端子”是什么玩意。但這樣的名詞還是要用，估計讀者不懂時，可加注釋，我就是這樣做的。

我以為文學語言，特別是小說里的人物的對話，應該盡可能地口語化，但也要提煉、潤色，要多少有一些藻飾。

周立波《關于“山鄉巨變”答讀者問》

問：作品的結構具有特點。每一個章節差不多都集中描繪一兩個人物，單獨看某一章節也能引人入勝。也有的讀者說這樣的結構顯得凌亂，雖然整個作品的中心是圍繞“建社"問題，但在具體的故事情節方面，缺乏一個中心線索貫穿全篇。不知作者對這個問題怎樣看法？在寫作過程中對于情節結構方面是怎樣構思的？

答：創作“山鄉巨變”時我著重地考慮了人物的創造，也想把農業合作化的整個過程編織在書里。我這樣做了，不過是著眼有遠有近，落墨有淡有濃，考慮到運動中的打通思想，個別串連，最適合于刻畫各式各樣的人物，我就著重地反映了這段，至于會議、算賬，以及處理耕牛農具等等具體問題，都寫得簡明一些。在“入鄉”和“區上”兩章里，我想，人們可以感覺得到，合作化是一個全國性的規模宏偉的運動，上自毛澤東同志，下至鄉的黨支部，各級黨委，全國農民，都在領導和參加這個歷史性的大變動。清溪鄉的各個家庭，都被震動了，青年和壯年男女的喜和悲、戀愛和失戀，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運動有關。

新與舊、集體主義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銳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貫穿全篇的一個中心的線索。

結構顯得零散，是因為在描畫人的肖像和再現運動行程兩個方面，想得多些，沒有勉強地去生造一個整個的故事。在章與章間，我注意了銜接的問題。懸念或伏筆，襯托和波瀾，以及高潮等等這些文學的章法，我都略懂，而且有時也使用，但根據人物的發展和事件的起落的情況，這些技巧能用則用，不能用時，沒有勉強。我以為文學的技巧必須服從于現實事實的邏輯的發展。

中國的古典小說，如“水滸傳”和“儒林外史”，都是著重人物的刻畫，而不注意通篇結構的。我讀過這些小說，它們給了我一定的影響。

問：作品中關于盛淑君和李盛氏的愛情生活是怎樣來的？是根據實事還是虛構的？

答：盛淑君的愛情是農村姑娘的情感。李盛氏的愛情是在婚姻上遭了不幸的農村少婦的情感。按照她們的年齡、身份和遭遇的不同，我揣摩和描繪了她們的不同的戀愛。

記得一九五六年，我在鄉下寫這書的初稿時，我的滿妹的一個鄰舍婦女來找她。這位年輕的勞動婦女，身上穿著新婚時節的大紅玻璃緞棉襖，還在打聽她丈夫，但他已經和人結了婚，她不知道。她的遭遇和面容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她身上，我發展了李盛氏的失戀和戀愛的故事。不過她的那種勞動婦女的結實的外形，卻是屬于別一婦女的。

既然是小說，不是傳記，不是真人和真事，自然不免有虛構的成分，但我以為虛構只能建筑在作者對于現實中的人和事的細心觀察和研究的基礎上。沒有這個堅實的基礎，虛構就會變成沒有根子的憑空的捏造，那是不會動人的。

問：作品的結尾似有些倉促。像秋絲瓜、劉雨生等人在作品前部分很突出，而末尾沒有寫出他們有什么發展和變化。又如龔子元夫婦下場如何沒有交代。不知作者為什么這樣安排結尾？是否有些生活素材還沒有寫進去？作者是否準備寫它的續篇？讀者是非常希望能看到續篇的，并且想早點知道續篇的內容是怎樣的……

答：“成立”不過是一個小結。龔子元夫婦的故事還沒有完畢。陳大春和劉雨生的戀愛還會有發展。在初稿上，關于秋絲瓜和龔子元，本來都多寫了一章，后來，為了壓縮篇幅，剪除過繁的枝蔓，我把它們刪去了。

我準備寫作續篇。對續篇來說，已經點出的龔子元的事情不過是伏筆。他們的下場會怎樣？大家猜吧。

（陳澤宇 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