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氣”之說，源自清代鄒一桂《小山畫譜》里的“畫忌六氣”。“一曰俗氣，二曰匠氣，三曰火氣，四曰草氣，五曰閨閣氣，六曰蹴黑氣。”如果拿這些看似經年久遠的“畫品”來與我們今天歌詞創作對號入座的話，則不免有些芒刺在背的感覺。古人說：詩書畫同源。這意味著書畫里的那些美好曼妙在歌詩里都能有所體會，而換個角度看，書畫中那些常有的毛病也會在歌詩中找到投射的影子。

不幸的是，如今古人所言書畫“六氣”的社會面傳播尚沒有“清零”，而歌詞創作中的“六氣”卻愈演愈烈。曾幾何時，“小三也有情，小三也有愛”“你做了我的小三又當了他的小四”這樣惡俗的歌詞竟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一口氣連唱14個“傷不起”“你說嘴巴嘟嘟，我嘟嘟嘟嘟嘟”這類沒有營養的口水歌也開始病毒式地“流行”了。而一些低俗無腦甚至是色情惡俗的歌曲居然成為孩子們傳唱的“兒歌”。加之某些感情虛假、急功近利、絕少文雅的匠氣之作，某些打著國潮旗號糟蹋經典、胡拆亂搭、不知所云的偽古風之作，某些通篇毫無骨力、媚氣娘炮、矯揉造作的胭脂氣之作，某些無病呻吟、不知所云、空洞乏味的空泛之作等等漸有漫延之勢。

我們不僅要問，當下的這些歌詞是怎么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意蘊、典雅、靈動、形體與風骨之美怎么開始缺失了？與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我們先人創造了音、形、意三維立體的中華漢字，這種既能表情、又可達意的文字為歌詞創作提供了無限可能。數以萬計的漢字組合為我們生活的天地萬物、草木鳴蟲乃至歲朝月令都提供了多種表達方式和別致的雅稱。譬如我們從古寫到今的那一輪明月，就有“玉兔、素娥、望舒、玉蟾、桂魄、嬋娟、嫦娥”等幾十種別名供選擇，而這些不同的雅稱可以準確傳遞中國人在不同環境和心境下情感的細微變化。有了這么好的中華文化加持，難怪李白一個人就寫了300多首關于月亮的詩詞。因為這博大精深的中華漢字本身就如茫茫夜空里那一輪時而淡雅、時而皎潔的月輪，蘊藏了無盡的靈感。

中國古代把歌詞叫歌詩，絕大多數的詩歌都是可以想唱就唱的。中華漢字里的四聲特別富于音樂性。正如清代李漁在《閑情偶寄·詞曲·音律》中所言，“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這樣前有浮聲、后有切向的“聲音之道”讓歌詩有曲即歌，離曲可吟，因而才具有更旺盛、頑強的生命力。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的一些音樂人已經漸漸失去了對傳統文化堅守的耐心。以流量為王、把營利看作目標的商業化生產運作模式，讓寫詞變成了工業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個工種和環節。歌曲投入的多少、內容定向與推送力度等都更依賴于算法與大數據的“需求”。與歌詞的內容扎實、用字考究、平仄講求相比，部分詞作者寧愿花心思找到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題黨”式的歌名，或者更依賴于炒作熱點話題及爆紅的網絡流行語。現代生活的快節奏以及新媒體傳播方式的特點也吸引部分音樂人只注重歌曲30秒內的魔性口號式循環呈現。乃至出現了一種對某首歌曲既不知道名字也不熟悉主歌內容，但一聽到副歌部分卻馬上能夠隨口跟著唱出來的現象。

與古人相比，我們一部分詞作者確實是表現得更懶于思考、熱衷套路、急功近利了。同樣是表達忠貞的愛，李商隱說“蠟炬成灰淚始干”，我們說“死了都要愛”；形容女性之美時，《詩經》說“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們卻唱“你的笑像惡犬”；感慨自然之險峻時，李白有《蜀道難》：“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我們則干脆就是“哇靠、666、絕絕子！”……漢字的美需要通過恰當地使用來展現，漢字的韻味需要通過大聲吟唱來表達，漢字的博大精深是要通過寫詞人一代一代接續奮力、發揚光大的。說到底，歌詞創作中表現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缺失也是審美能力缺失的一種表現，這必然會導致鄒一桂所言的“俗氣、匠氣、火氣、草氣、閨閣氣、蹴黑氣”這“六氣”的“盛行”。而相比于繪畫而言，歌詞所涉及的音樂創作是一項更具影響力和更具社會傳播力的藝術形式，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義務和教化責任，因而在歌詞創作中忌“六氣”顯得更加緊迫也更具現實意義。

中國是“詩的國度”，而中華民族漢字的“漢”本意就是星漢和銀河。一個如此充滿想象力的民族用天地化孕出的文字書寫成詞、吟唱成歌，這本身就是一件夠詩意、夠浪漫的事情，所以，作詞人不應輕易放棄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而需努力找回華夏文明表情達意的文字之美。身為一個用漢字寫作的人，那種根植于血脈中的“文化自信”是與生俱來的。珍惜它、用好它，亦是作詞人的幸福。

（作者系詞作家，中國音協理事，中國音樂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