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要義在“變”。我國作為世界上體量巨大的農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以來，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特別是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等方面，取得了歷史性突破。這一巨大成就，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交口稱贊，也獲得了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的高度評價。

那么，今天來書寫中國農村的歷史巨變，還能用過去的觀念、態度和方式來對待嗎？不能。這就要求作家首先要自身求變，以積極適應、順應山鄉的巨變。

山鄉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因此，作家的變化也應是全方位的。這當然要有一個過程。竊以為，至少在三個方面，作家亟待轉變。

一、實現態度的根本轉變

必須正視一個基本前提：大多數當代作家對鄉村的態度，是復雜乃至矛盾的。盡管我們有不少作家來自鄉村，或在鄉村生活、工作過，但主要生活和工作環境卻是遠離鄉村的，與鄉村是比較隔膜的。于是，我們一方面在城市叢林中奔波拼搏，另一方面在心底卻時常向往著田園牧歌，有意無意地給鄉村抹上一層浪漫的色彩。

而這，恰好說明我們許多作家及藝術家并不真正了解鄉村、理解鄉間人民的奮斗和追求。他們經常是從上面俯瞰鄉村，或者從外面遠眺鄉間。因為與鄉村有距離、有隔閡，因此對鄉村的認識也就難免有些片面。

因此，在真正進入創作之前，作家首先要轉變從上面、外面觀看鄉村的態度，沉下來、走進去，切實把握新時代山鄉躍動的脈搏，全面認識當今“三農”的實際狀況。

很顯然，當今的農民與他們的父輩祖輩都大不相同。他們大多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又生活在信息時代，眼界更開闊，思想更活躍，能力也大為增長。他們都抱有改變現狀的夢想，并主動或被動地付諸行動。一些新型技術和方式，如蔬果栽培、家畜養殖、農機操作、電商運營、直播帶貨等，他們都運用得十分嫻熟。對村外的事情，甚至國內國際大事，他們也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當今農民，別說與閏土們完全不同，就是與梁生寶、孫少安等也有很大差別。我們的作家，務必要走進他們的生活，走進他們的心中，切實體會和感受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同時也要看到，當今鄉村的發展并不平衡，留存著不少歷史“舊債”，也涌現出一些新型矛盾。農民們希冀開發出更多致富之路，盼望孩子們受到良好的教育，老年人得到更好的醫療，文化娛樂活動更為豐富，鄉村治安和環境獲得更大的改善，等等。對農民兄弟的苦惱和艱辛，作家們不能視而不見、漠不關心。應該以我們的智慧才能和特有方式，幫助他們破除困惑，克服困難，把祖國的鄉村建設得更加宜居、更加和諧、更為文明。

在這些方面，先賢們曾為我們提供了范例。趙樹理、孫犁、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他們或長年扎根農村，或隔三岔五去鄉間生活一段，與農民朋友交流交心，為他們排憂解難，逐漸成為農民兄弟的貼心人。所以生活在鄉間主要從事農業勞作的農民兄弟，其悲歡離合、喜怒哀樂，自然就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他們的誠摯態度，他們的務實精神，他們的寶貴經驗，今天依然值得我們作家認真學習和吸取。

二、以全新觀念認識和表現山鄉

今日中國農村，從外在面貌到內在結構，從社會定位到發展路徑，都與過去有質的變化。如果我們在態度方面還能夠追隨先賢，在關涉當代中國鄉村的思想觀念上，我們卻不能停留在20世紀的認識水平，必須改變、拓展和提升我們的思想意識。

中國農村的變革，是一場歷史性革命，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息息相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中國農村的全面振興和邁向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屬于基本盤的方面。廣大作家因此一定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民族復興大業這一歷史高度，來認識鄉村振興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同樣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這場依然在推進的變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階段開展的。關于“城鄉二元結構”的破解、關于新型城鎮化的布局、關于“三權分置”制度的完善、關于農民進城務工與回鄉創業的分流等等，都需要作家在思想上有清晰的理解和認識。否則，只會隔靴搔癢甚至南轅北轍。作家們因此不能拘囿于鄉村寫鄉村，還要有更開闊的視野，要聯系“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新發展理念，準確地把握鄉村的現實坐標和發展趨向。

全球現代化特別是過度工業化，帶來的一個負面影響，就是資源短缺和糧食危機。這兩個重要問題，尤其是糧食及農產品供給與安全，都取決于鄉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取決于廣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我們務必要有危機感和緊迫感，牢牢地并持續地把飯碗端在自己的手里。作家們對鄉村振興和農業現代化的理解，也一定要樹立這一重要觀念。以我們的生動展現，推動全社會高度重視糧食及農產品的生產和提高。

與之相關的，鄉村全面振興是在生態文明理念確立之后進行的，因此我們在反映新農村建設時，務必還要有生態文明的理念。國家層面，已經確立了“不搞大開發，要搞大保護”的重要原則。具體到一個鄉、一個村，村民要致富，要改善生活條件，常常要修路、筑堤、挖礦、采石等，這都會涉及生態保護問題。所以，要通盤考慮，統籌解決，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努力使產業生態化、環境更美化。我們作家的創作，也要積極反映農業農村的綠色發展。

三、采用各種方式展現山鄉新風貌

當年恩格斯語重心長地對拉薩爾說，“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是不再夠用了”。面對今天日新月異的新農村，我們過去擅長的表現方式，顯然也會捉襟見肘。因此也要有所改變，采取更有成效的方式。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一個重要關鍵，是塑造生動感人的新型農民形象。

當今的農村早已不再靜謐封閉，而是一個開放流動的小社會。除了種地的村民外，還有往來客商、各地游客、扶貧干部、返鄉青年等等。作家們要廣泛深入地與他們接觸，了解他們的不同需求，以及他們之間的各種關系，從而全面呈現出新時代農村的“眾生相”。

也不能平均用力，我們的重點還是在農民和農村基層干部，包括駐村干部。事實上，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過程中，實際生活里已經涌現出了許多優秀代表，如脫貧帶頭人毛相林、駐村第一書記黃文秀、科技扶貧代表李玉、文化扶貧代表白晶瑩、教育扶貧代表張桂梅等等。對這樣的優秀人物，我們作家要努力去現實生活中發掘和予以特別關注，并在我們的創作中加以濃墨重彩地表現。

人物形象的塑造離不開典型化。受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的影響，一些作家曾將塑造典型人物視為過時、落伍的觀念和做法。其實作為“人學”的文學，其長久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就是塑造出具有典型性的鮮活的人物形象。就農村題材而言，二黑哥、梁生寶、李雙雙，甚至亭面糊、賴大嫂、梁三老漢等，都久久地活在讀者的心中，每當念及都會會心一笑。這就是典型形象的感染力。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一定要寫出新時代鄉村的典型人物。

當然，這不是說要把某種方式、某種風格定于一尊。在文藝創作上，我們依然要堅持鼓勵各種風格、各種流派爭奇斗艷。當初，趙樹理的“山藥蛋”，周立波的“山茶花”，各領風騷；柳青的渭河平原、路遙的黃土高坡等，都體現了神州大地山鄉的不同風姿。進入到我們作家筆下，也應該多姿多彩、異彩紛呈。雄偉、濃烈、剛健、奔放，與柔美、清新、雋永、含蓄，可以并存共榮，并相得益彰。嚴肅的正劇如《山海情》，輕松的喜劇如《暖暖的村莊》，只要真實反映了新農村的生動氣象，同樣可以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青睞和喜愛。

作家歷來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進行寫作的，但在元宇宙、大數據、云計算、多媒體的時代，作家也應該有效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并與各種媒體聯結融合，使自己創作的表現力得到不斷豐富，使其感染力和影響力不斷獲得提升。

（作者系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