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卷191集部總集類“存目一”著錄《大全賦會》50卷：“不著編輯者名氏，皆南宋程試之文。案宋禮部科舉條例，凡賦限三百六十字以上成。其官韻八字，一平一仄相間，即依次用；若官韻八字平仄不相間，即不依次用。”《大全賦會》所收作品皆為“南宋程試之文”，而宋代科舉所考之賦實為律體。由此可知，《大全賦會》是一部收錄南宋律賦的文學總集。

據《四庫全書總目》自注，四庫館臣所見《大全賦會》為永樂大典本。然《永樂大典》歷經火災與戰亂，散佚嚴重，今存于世者僅800余卷。由于《永樂大典》殘缺不全，相關研究者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見到了《大全賦會》之名，卻想當然地以為此書已完全散佚。《全宋文》《宋代辭賦全編》《歷代辭賦總匯》等也未收錄《大全賦會》中的律賦作品。

實際上，《大全賦會》并沒有完全散佚。在現存的《永樂大典》中，就殘存了兩卷《大全賦會》。具體說來，《永樂大典》卷14837與卷14838分別為《大全賦會》的卷3和卷4。《大全賦會》卷3收賦35篇，卷4收賦41篇，合計76篇。這些南宋律賦作品具有獨特的文學和文化價值，但一直未曾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對其進行分析和解讀，可以推動宋代律賦研究進一步發展。

更新固有文學認知

對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進行研究，可以糾正人們對南宋律賦的固有認知。相比較而言，南宋律賦流傳下來的并不是很豐富。清人便已指出這種情況，李調元《賦話》卷5云：“宋人律賦，篇什最富者王元之（禹偁）、田表圣（錫）及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三公……靖康、建炎之際，則李忠定（綱）一人而已。南遷江表，不改舊章，賦中佳句，尚有一二聯散見別籍者。”宋代律賦留存后世較多者大多是北宋人，如王禹偁、田錫、范仲淹等。南宋時期，雖然科舉“不改舊章”，仍然考賦，但律賦的傳世數量就沒那么多了。據《全宋文》《宋代辭賦全編》統計，南宋律賦共有45篇，其中，樓鑰律賦14篇，方大琮律賦15篇。除此之外，便只有王之望、黃公度等寥寥數人有律賦作品傳世。這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認識上的偏差，以為南宋律賦寫作是衰頹、不景氣的。

總體而言，與唐代律賦相比，宋代律賦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與北宋律賦相比，南宋律賦更沒有得到很好的保存。這主要是因為元代科舉改考古賦，元人根本不重視律賦，也就任由宋代律賦（尤其南宋律賦）散佚了。實際上，宋人為了應舉入仕，還是相當重視律賦的。北宋李昉等人編纂的《文苑英華》收錄唐代律賦近千篇，可見他們對律賦的重視程度。而唐代律賦之所以能大量傳世，正是有賴于《文苑英華》的保存之功。南宋律賦流傳后世的少，只能說明它沒有得到較好的整理與保存，并不能說明當時的律賦創作不興盛。《大全賦會》原書50卷，現僅殘存兩卷，每卷收賦35篇以上，即使按每卷30篇計算，《大全賦會》原書所收南宋律賦也超過1500篇。由此不難窺見，南宋律賦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么衰落。

展現宋代賦集編纂狀況

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有助于我們了解宋代科舉試賦用書的編纂狀況。從本質上講，《大全賦會》是一部科舉試賦用書。宋代科舉試賦用書大致有兩種類型：一曰賦格，二曰賦集。賦格以講解律賦寫作方法為主，關于律賦寫作方法的文字謂之格訣；賦集以選錄律賦作品為主，挑選出具有典范性的律賦作品供舉子學習。宋代產生過大量的科舉試賦用書，只是時過境遷，此類書籍大多已亡佚。流傳至今的南宋鄭起潛的《聲律關鍵》可說是宋代賦格書的代表，至于宋代的賦集，如范仲淹的《賦林衡鑒》、吳處厚的《三元衡鑒》、唐仲友的《后典麗賦》等，則多見于序跋、書目記載而鮮有傳世者。

宋代賦格書的樣貌可通過《聲律關鍵》來了解，宋代賦集的樣貌又該如何獲知呢？現在借助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可以獲得一些基本的認知。首先，在《大全賦會》中，賦題一般不標“賦”字，如《圣人法天而立道賦》，其題目只寫作“圣人法天而立道”。這種情況在宋代科舉試賦用書中應是常見現象，鄭起潛《聲律關鍵》中引用了數以千計的例句，在標示例句出處時，賦題中也沒有“賦”字。其次，宋代律賦皆為八韻，在《大全賦會》中，每一篇律賦都被分成八段，顯然是依韻劃分出來的。這種劃分段落的方式既合理又清晰。《全宋文》《宋代辭賦全編》等在整理宋代律賦時，并沒有依韻劃分段落，稍顯美中不足。最后，《大全賦會》所收律賦作品，一般在賦題下標明了作者，同時也提供了大部分作者的籍貫信息。誠然，僅通過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來了解宋代律賦集的樣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與憑空臆想相比，已推進了一大步。

揭示理學對南宋律賦的影響

分析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有助于探討理學對南宋律賦的影響問題。理學對南宋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理論上，理學對科舉持批評態度，如朱熹說：“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朱子語類》卷13）陸九淵也說：“今天下士皆溺于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耳。”（《與李宰二》）“科舉之文”包括律賦在內，既然理學排斥科舉及科考時文，是不是就意味著理學已自動放棄科場這塊陣地，和科舉毫無關系了呢？其實不然。南宋理學不僅沒有和科舉保持距離，還持續不斷地向科場滲透。這可從批評理學的聲音里看到一些端倪，趙彥中曾向宋孝宗上奏言事，直斥理學對科舉的過度介入：“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圣賢為師可矣，今乃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宋史全文》卷26下）周密在《癸辛雜識》續集下“道學”條中也提到理學對南宋場屋的籠罩：“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為文，則可以擢巍科，為名士。”在這種情形下，作為“場屋之文”的南宋律賦必然受到理學的影響。

長期以來，理學對南宋律賦的影響問題并未得到充分探討，原因在于可用來分析此問題的律賦作品太少。李綱等人的律賦寫于南宋初期，當時理學的影響還不夠廣泛，這些作品未受到理學的濡染。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中的律賦基本上寫于南宋后期，受理學影響的痕跡十分明顯。理學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南宋律賦中“圣人題”的涌現就是理學刺激的結果。在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中，70多篇律賦大都屬于“圣人題”作品，如《圣人擬天地參諸身賦》《圣人寶天地之綱紀賦》《圣人抱誠明之正性賦》《圣人根中庸之正德賦》《圣人順性命以立道賦》等。

在這類“圣人題”律賦中，存在大量理學話語。例如，余汝舟的《圣人根中庸之正德賦》說：“此又以誠意正心之學，而為吾養根俟實之基。如節中以和其至，得道端之造；若物言其發之純，稱天命之惟。”薛福公的《圣人原天地而達理賦》曰：“物具太極，心潛圣人。原天地以達理，貫機緘而以神。睿哲夙全，本彼無私之化；昭融罔間，渾然先得之真。”“誠意”“正心”“太極”“理”等均是理學思想中的常見話語。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中的律賦作者，很多以理學人士自居，如王必用的《圣人輔天地恢皇綱賦》說“聞之造化無全功，賴吾道以維持”，李宏叔的《圣人竭心思仁天下賦》稱“天下非大，吾道為大”。“吾道”是典型的理學家口吻。總之，永樂大典本《大全賦會》殘卷中的南宋律賦具有濃重的理學氣息，深入考察這些作品，可以更好地認識理學與南宋律賦及科舉的復雜關系。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青年項目“理學視域下的南宋辭賦研究”（21DZWJ0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