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畢業季，種種美好的勵志、修身、勸學話語流行。有一種說法認為：一等的學者以學術為事業，二等的學者以學術為職業，三等的學者以學術為副業。

初看起來，這個說法并不錯，有敬畏學術之用心。尤其在今天，年輕一代的學人如何認真治學、不混青春、不為功名利祿，越來越不容易的情況下，有這樣嚴肅的提示，尤為重要。

然而，我不主張，一定要把學術隆重地看作是一番人生的重大事業，敬慎戒懼，才是一個好的學人。原因有二：一是談這個話題，需要換位思考。二是在“事業”的上面，還有“志業”。這當中陳義甚高，但其實也可以由淺處講來的。

古人無今日之專職學者，將著述當作學術大道，以勤勉終身，代不乏人；也有通過科舉以取利祿者，更滔滔者皆是。前者是而后者非。應該承認，現代社會以學術為事業的學者，既是前者的傳承，也有后者的遺緒。所以，褒貶都未必得當。褒義而論，以學術為“事業”者，對應于古人的“經生之業”“著述”家云云；以為“志業”者，則對應古人所云“身心之學”“為己之學”。區別在于，前以“學”為身外之物，勉力建功立業；后以“學”為修道之方，期以“學”成人。

志業與事業，古人雖然在文獻上不一定有明確區分，難以在文本上一一舉證，但一定有長久相承的觀念上的高下之別，中國文化是崇尚“心”的文化，因而發于心、蘊于內的“志業”，與表于外、立于功的“事業”，有高下之分，這是可以確定的，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一種隱含的價值取向與潛在的集體認同。事業的同義詞是“功業”，東坡為何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而不說“問汝平生志業”？前者帶有自嘲與很深的感慨，后者則說不通，也無人知，更不必說。總之，“志業”有時而不彰，抑而難伸；“事業”“功業”則可大可久也可速朽可嘲弄。“志業”是內在于士人內心，就是孔子說的“士志于道”，是讓自己的生命融入學與道之中，與學共在。故孔門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唯稱顏子（“德行”之科）為好學。程子《顏子所好何學論》：“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圣人之道也。”

其次，如果“志業”得遂，無論是事業職業或者是副業，都如長空中一點浮云，甚至是把學術當作業余的都是有道理的，因為學術成為一個“事業”，就變成了一個功名，不能相忘于江湖，有一個東西在那里執著了。莊子說的忘足，履之適也，忘親，親之永也。其入佳境，則學之于身，猶魚之在水，如朱子所論：“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魚在水里，滿肚里都是水。”這雖是往高處講，道理卻又極為平實。

第三，雖然在現代社會，學術分化為職業，往往志業與職業沖突，但基本價值，志業發于內心，高于事業，高于功名，古今并無疑義。近人吳宓《我之人生觀》一文中辨析：“志業者，吾閑暇從容之時，為自己而作事，毫無報酬。其事必為吾之所極樂為，能盡用吾之所長，他人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為此者，則由一己堅決之志愿，百折不撓之熱誠毅力。縱犧牲極巨，仍必為之無懈。”這其實就是古人所謂“為己之學”。這也是往高處講，犧牲極巨，而為之無懈，已經看到，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在近代社會，兩者往往沖突不可調和。

先師王元化先生說：學問是一種快樂的事。“什么是樂呢，就是達到一種忘神，你不去想它，它也深深貼入到你心里邊來了。使你的感情從各方面都迸發你的一種熱情，激起對這個問題的學術的研討。”（上海文學貢獻獎獲獎辭）往淺處講，學術是內心的歡樂。先生一直說他是一個“為思想而生活的人”。學術使他遭受厄運，也從厄運中救了他，此中的糾纏與執著，絢爛而平淡，淺處中的幽深，真非片紙能辦。

今人揚之水老師，業余出身，著述極富。她自述學問甘苦，講得真好：“‘且要沉酣向文史，未須辛苦慕功名’，這是陸游六十八歲時寫下的詩句。此后九年，放翁詩又有‘學術非時好，文章幸自由’之句，兩詩各有寄慨，且不論。斷章取義，乃覺得這里的意思，都是教人喜歡……”——有一回揚之水老師對我說，“有人說我應該寫文學論文才對，可是我發現我喜歡寫自己研究的問題，怎么辦？”往淺處講，做學術，就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那么，副業不副業，甚至業余愛好也行，都不是重要的區分了。饒宗頤先生對我說，“我寫文章就是好玩，常常同時擺著幾個桌子，同時進行幾篇文章寫作，一會兒寫這個，一會兒寫那個，搞七搞八。”他像一頑童，以游戲的心態，無所謂出世，也無所謂入世，天機自發，而得大自在。孔子說的“游于藝”，饒公可能是最后一個“游于藝”的文人。

錢鍾書先生更有一番關于學術的話，事關靈魂。他看不起那些以著述為目的的經師。他說，你們不要以為那些老師宿儒，白首窮經，就真的能夠傳承文明的事業了。其實，真正的“讀書是靈魂的冒險，是發心自救的事情”。——說到底，人文學，不一定、或不只是追求真，但一定是要追求“意義”。人生本無意義，就看你是否在追求中賦予其意義，有意義即有發現的欣幸、表達的愉悅。

可是，再回到開頭的第二義，這個話題，需要換位思考。我說年輕一代越來越不容易，是說尤其在大城市，要兼顧成家立業、升等考核、敬德修業、生存與發展，個中甘苦，一言難盡。曾經有某名牌大學畢業的研究生對我說，畢業十年，一天都沒有好好讀過書，時間都耗費在培訓班里了。因為，無錢則無房，無房則無婚，“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沒有室家的人生，豈止是不完整。——而已經有室有家、有功有名、有房有車的老師宿儒，每每大言談及年輕人如何要用心學術，好好讀書，不要太功利，于理何安、情何堪、心何忍？我想起最近看到范景中老師的一番獲獎發言，不是講自己如何勵志勤學，反而是勸學生不要做學術，學術的路，步履維艱，須先將生活落實好。個中滋味，也只有過來人、體貼人，才能懂得。

那么，是不是就勸學生把學術當作一份職業來對付，甚至一種副業來混混，就是正確得體的贈別話語？我不這樣認為。上面的引證，事關學術的原動力，內在而非外在，這個要講。同時，我也不主張把學術的職業與志業對立起來。吳宓《我之人生觀》的講法，把二者對立起來，我也不贊成：“職業者，在社會中為他人或機關而作事，藉得薪俸或傭資，以為謀生糊口之計，仰事俯蓄之需，其事不必為吾之所愿為，亦非即用吾之所長。然為之者，則緣境遇之推移，機會之偶然。”博士越來越多，學術職位越來越少，求得一學術職業，機會與境遇，何等不易，我主張充分珍惜，不然就干脆放棄，讓有志于此的人來做學術。此外，職業有職業的操守與規范，以學術為職業，就要遵守學術的職業道德，這個也不可輕忽。美國克瑞頓大學袁勁梅教授，給她被開除的研究生寫過一封很長的公開信《我就不該錄取你》，其中有一句說得好：“你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商人、公司老板或其他什么職業人士。搞學術，和經商或當清潔工，沒有職業高下的不同，但明顯有職業要求的不同。”做學問的職業要求首先就是真誠第一。所以，學術作為職業也不是可以輕易做好的。

我還主張，于職業的磨折歷練與無奈無力之中，既要能動心忍性，空乏其身，為吾所不愿為、不甘為；也要不改初衷，時時傾聽內心的聲音，喚醒自我，回歸游于藝與感發生命的本然。其實，只要認真對待學問，一定會發現，職業的平凡瑣碎蒼白之中，亦或有發現的欣喜；職業的漸進困頓泥淖之中，亦或有真力的累積；“為伊消得人憔悴”之時，不妨亦或“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或許，“深深海底行”，方有可能“高高山上立”，莊子說真正的高人，“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大宗師》）“攖寧”就是雖受干擾而安寧如故，與天為一。既如此，為何要將副業與職業、事業與志業，打成四截，塊然對立起來呢。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