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8日，我坐在從紅河回昆明的小車上，突然接到蔡毅同志的電話，告訴我張長同志已于昨天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我知道張長近來身體不大好，但沒想到會走得這么快，感到很突然、很難過。回到家就給他在北京的二女兒掛了電話，表示沉痛哀悼。

我同張長認識、交往有65年了。我至今還保留著他1957年底給我寫的第一封信。信寫滿4頁稿紙，有1000多字。信中說：“你比我大幾歲。我讀過你不少東西——當然，也讀過《生活的牧歌》和有關它的一些評論文章——我發覺，不論在哪一方面，你都比我成熟得多，懂事得多！我也想第一次信就直接地告訴你——也許有些冒昧——倘你樂意，就請你把我當個弟弟看，如何？”從此，我們就開始通信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60年他的第一本詩集《瀾滄江之歌》出版之后，他到昆明來給我送書，我們一見如故。

他的第一本詩集是怎么出版的，現在的人無法想象。當時，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在《人民文學》《詩刊》等報刊上經常看到白族作者張長的詩，覺得不錯，便把它們收集起來，準備出一本書。感到數量不夠，就在1959年給他寫了一封掛號信，讓他補充了一些尚未發表的新作，就編成《瀾滄江之歌》出版了。

與他見過面之后，我把他介紹給云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省作協主席袁勃同志。袁部長與西雙版納州委、州政府溝通，1963年把他從勐養衛生所調到了州文教局。我1972年從插隊落戶的農村調回昆明以后，向管文化局的軍代表、革委會主任趙敦民同志推薦他，1973年他調到了昆明。

回顧65年的交往，我忽然想到，我們兩個至少有五個不約而同的地方：

第一，我倆都是大理白族人，他生在蒼山之西的云龍縣，我生在蒼山之東的喜洲鎮。

第二，我倆都在同一年——1956年從學校走向社會。那年他18歲，昆明醫士學校畢業，被分配到西雙版納勐養衛生所當鄉村醫生；我從武漢大學畢業，回到云南當《邊疆文藝》編輯。

第三，我們兩人的詩在同一年——1957年，被選收入臧克家主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57年詩選》。他入選的那組詩發表在《紅巖》上，署名是趙培中，還不是張長；我的則是選了《邊疆文藝》發表的《蒼洱組詩》中的兩首。

第四，我的第一本書《生活的牧歌》出版時，是22歲；他196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瀾滄江之歌》時，也是22歲。

第五，我們兩人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同時獲得第一、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第一屆（1981年），他的短篇小說《希望的綠葉》獲獎，我是長詩《大黑天神》獲獎。第二屆（1985年），他的短篇小說《最后一棵菩提》獲獎，我獲獎的是論文《我國當代的少數民族詩歌》。

所不同的是，張長早在獲得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之前的1979年，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空谷蘭》就已經獲得中國作協以《人民文學》名義舉辦的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為他授獎的是巴金先生。

張長幾十年來都是一個普通的作家，平凡、低調，不愛出風頭，不爭名奪利，只顧埋頭寫作。我覺得形容他，可以用他在散文《一個好老頭》中引用的汪曾祺的四句打油詩：“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奮，人間送小溫。”他就是這么一個人，通過自己的作品，給人們心里送點溫暖。他默默地讀書，默默地寫作，默默地耕耘，就是這么一個沒有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的布衣作家。王蒙在為《張長文集》（2012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寫的序中說得好：“在我們國家喜歡文學的人不少，真正獻身文學，而且是獻身于真正的文學的人有限。些微的誘惑、弼馬溫的冠冕，就改變了一個人的文學道路。不足道的名聲、雞毛蒜皮的一點干擾，就抹掉了一個人的文學的感覺。所以能長期地文學著、工作著、夢想著、寫作著的人其實很少。張長是難能的忠心耿耿于文學的人當中的一個。”

作為白族詩人，張長的詩別有風味、獨具風格。我在1980年為他的詩集《鳳尾竹的夢》所寫的序中說過：“張長的詩，比較多方面地反映著西雙版納絢麗多姿的景物和各族人民繽紛多彩的生活”，他“有敏銳的觀察力”，“有比較豐富的思考力、概括力和想象力”，他的詩“像明麗的晨光，像晶瑩的露珠，像淺藍的空氣”，“如山間清澈的小溪、林中明凈的湖水”，“它雖無浩浩蕩蕩、一瀉千里的氣勢，缺乏奔騰咆哮、洶涌澎湃的旋律，卻也自有其清新明麗的特色。”

張長不光詩寫得有特色，他在文學的各種形式的創作上都全面開花，他的散文詩、散文、小說都有突出成就，他的短篇小說連續多次獲全國獎，他的長篇小說《太陽樹》是我國比較早反映生態文明建設的優秀長篇，他的散文更是寫得又多又好，影響廣泛。像他這樣在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都全面發展、成就突出的少數民族作家是不多的。王蒙在《文心·地域·作品——序張長文集》中說：“張長的詩、小說、散文是地地道道的云南風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作品里，聚集了云南的美好、溫雅、心愿、風景、真誠與樸質。”

“詩人走了，但他的詩活著。”我們永遠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