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獲得者、山西詩人楊鐵軍：我高興的是會有更多人知道《奧麥羅斯》

8月25日，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揭曉，7個獎項共35篇（部）作品獲獎。其中，我省詩人、英語文學翻譯家楊鐵軍的詩歌翻譯作品《奧麥羅斯》獲文學翻譯獎。

楊鐵軍，1970年出生于芮城縣，198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年北大世界文學碩士畢業后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后肄業轉學計算機，在美國工作生活20余年。2017年歸國后在上海工作兩年，于2019年返回芮城居住至今。出版有詩集《且向前》《薔薇集》《和一個聲音的對話》《我知道魚的歡樂》，詩歌翻譯作品有《林間空地》《電燈光》《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佩索阿詩選》《詩的鍛造·休斯寫作教學手冊》《奧麥羅斯》等。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國家級文學獎之一，每四年評選一次。此次楊鐵軍翻譯的入選作品《奧麥羅斯》是諾獎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創作的一部史詩巨構，其宏大的篇幅和深遠的藝術維度，構成了對翻譯的巨大考驗，被國內詩歌翻譯界稱為“最難翻譯的作品”。楊鐵軍在翻譯過程中，多次推倒重來，數易其稿，無數次修訂打磨，最終完美呈現了這部作品。他說：“對沃爾科特的譯者來說，難處原來根本不在于對原文的理解，而是如何在漢語中找到一種適合他的風格。”

《奧麥羅斯》中文版自推出以來，獲得了讀者和詩界的廣泛好評，楊鐵軍也憑借此書獲得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翻譯獎和年度“詩東西”翻譯獎，都是當年唯一獲此殊榮的作品。

楊鐵軍用漢語呈現的《奧麥羅斯》基本傳達出了原詩的爆發力和沖擊力，同時又盡量保留住了原詩的新鮮感、緊張感和雕塑感，讓讀者明顯感受到了原詩的鮮活靈動和磅礴氣勢，從而領略到沃爾科特詩歌的獨特風格和魅力。而這次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董強認為：“德里克·沃爾科特的《奧麥羅斯》采用現代罕見的史詩體，譯者楊鐵軍將全書翻譯得回腸蕩氣、引人入勝！”

在得知楊鐵軍獲獎后，山西晚報記者第一時間對其進行了獨家專訪，他熱情地和記者分享了《奧麥羅斯》的翻譯經過，并深情地講述了他對家鄉的情感。

我翻譯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

山西晚報：得知自己獲得“魯獎”時是什么心情？

楊鐵軍：當然很高興啊，我在美國待了二十多年，一直游離在中國文學圈之外，“魯獎”能注意到我翻譯的這部作品，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也很有意義。其實在8月22日得知《奧麥羅斯》進入提名作品名單并公示時，我就已經很激動了，因為我沒有想到《奧麥羅斯》能從86部文學翻譯參評作品中被選出來，成為10部提名作品里的一部。到25日《奧麥羅斯》最終成為5部獲獎作品里的一員時，其間只隔了兩天，都沒緩過神來，還有點沉浸在被提名的喜悅里。

山西晚報：被提名就很高興了？

楊鐵軍：是的。我2017年才回國，對國內文學界一點兒都不熟悉，被提名就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雖然這部作品確實很重要，但我也確實沒有想到它最終會獲獎，雖然這也不是它第一次獲獎了。這次獲“魯獎”說明有許多圈內人士、權威人士、詩歌界的人注意到了這部作品，這就很難得、很好了，這就是我翻譯的初衷，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沃爾科特和他的作品。

山西晚報：感覺有更多的人知道沃爾科特和《奧麥羅斯》比您獲獎更令您開心？

楊鐵軍：是啊，沃爾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聲世界，《奧麥羅斯》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之一，把他介紹給中國讀者，讓更多的人讀到他的這部史詩巨著，確實是我的衷心所愿。

山西晚報：您能具體說說它的意義嗎？

楊鐵軍：《奧麥羅斯》通過一個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加勒比海與西方經典的平行互通結構，讓詩意在錯位中獲得了最大限度的張力。沃爾科特因此沖出了由T. S.艾略特開啟的現代長詩的定式，開辟了一個浩渺的詩學空間。這樣的寫作在后艾略特時代，既讓人意想不到，又全在情理之中。沃爾科特拒絕循規蹈矩，拒絕在現代派的夾縫里匍匐，這個做法本身就很有意義，更不用提他光芒四射的文本本身。

這一點對中國當代詩學是有啟發意義的。艾略特的長詩，在當時是一種文體的解放，但卻在某種程度上斷絕了長詩的可能性，自此之后，所有的長詩都不約而同地向《荒原》看齊，在文體上更激進一步，作為確立自身詩學的法門。包括很多中國當代詩人的長詩，都是如此。但沃爾科特在長詩的“荒原”中開辟了一條可行之路，希望沃爾科特的實踐，能起到幫助中國當代詩人開拓思路的作用。另外，沃爾科特對加勒比海島國在西方文化輻射下命運的思考，對我們中國也是有意義的，比如他對西方和本地的經濟和文化關系的思考等。

翻譯《奧麥羅斯》是“勤我”戰勝了“懶我”

山西晚報：躋身“五強”確實不容易，但翻譯這部作品應該更不容易，《奧麥羅斯》共七卷八千余行，是一部現代生活的史詩巨構，當初是什么促使您翻譯它的？

楊鐵軍：當時我還在美國，每天晚出早歸上班，懶散得很，什么也沒做，心越空，反而越被空填滿了。一早一晚，在森林里走幾個小時的路，排遣排遣心情，排遣到排遣本身也需要排遣了。就在那時，廣西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吳小龍在微信上問我有沒有興趣翻譯。我的那個“懶我”下意識就推托了，更不用說此前也是應小龍之約，翻譯過希尼的晚期詩集《電燈光》，艱辛情境，歷歷在目。

但過了一陣子，我的“勤我”鼓起勇氣，質問“懶我”：“你不總是焦慮不安嗎，你不經常說時不我待嗎？閑著也是閑著，這不是荒廢時日嗎？”“懶我”為了對得起“勤我”的良心，也為了能把自己給騙過去，只好萬分不情愿地應允了。于是二我歸一，事情就這樣定了。雖然不管哪個我，對今后幾年的大大超出預期的各種困難，并沒有心理準備，也無從準備。

山西晚報：《奧麥羅斯》以荷馬史詩《奧德賽》為原型，以漁民赫克托和阿喀琉爭奪美麗的海倫為主要線索，通過眾多來自現實、夢境、歷史、經典的人物，講述了一個現代版的奧德修斯漫游記，這其中呈現了沃爾科特對愛、歷史等永恒主題的思索與感受，這些內容都要用中文來表達，難度可想而知。

楊鐵軍：確實，《奧麥羅斯》作為一部規模龐大的史詩，真到了翻譯的時候，便如汪洋大海，每在驚濤駭浪之中，難窺天日之時，“懶我”都會出來指責一下“勤我”。最大的問題是，在翻譯過程中，我越來越對其在漢語中呈現出來的平淡、冗長深感不安，完全沒有我想達到的汪洋恣肆的效果。記得翻譯到一多半的時候，我已經有點喪失信心。每一行都是煎熬，每一頁都加深了已經沉到最底的懷疑。但是，必須挺過這些懷疑，一步一步，蹚過晦暗不明的叢林，不可能指望奇跡。就這樣，憑著殘余的紀律性，慢慢地完成了初稿。沮喪之余，我在停頓了幾個月后，開始修訂。

山西晚報：您修改了許多次？

楊鐵軍：是啊，但在漫長的修改過程中，我反而體會到了最大的歡樂。《奧麥羅斯》采取了《神曲》的三行體，有一種一浪一浪、洶涌不絕的節奏，如何在漢語中呈現它，本來就是最大的挑戰，也是此次翻譯的核心所在。認識到困難所在，就等于抓住了解決的線索，我的沮喪原來都是錯付。我把前面幾章作為樣本，反復琢磨，一遍一遍修改，大改不下六七次，小改起碼有六七十次，在調整的過程中定調，在定調的過程中調整。修訂伊始，我并沒有什么期待，只有不能提供任何擔保的過往經驗可依靠，剩下的就是掙扎，似乎一切都是運氣。當我終于找到那個聲音的時候，我自己內心其實是明白的，因為它充滿了欣喜。

調子定了，就有了方向，但全詩八千多行，每一行都得按新語調重新衡量，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全書規模的大改。經過這次大改，我把草稿擱置了幾個月，完全不去想它。當我從頭撿起，感覺還可以進一步精簡，每一行都可以再減兩到三個字，把意義壓縮在更有張力的詩行中，效果只會更好，于是就有了全書規模的第二次大改，對每一行都做了如此的精簡，梳理意義和結構，重新處理當時因“身在其中，不識真面”的含糊之處。

下笨功夫翻譯三年多感知到自己對語言控制力的提高

山西晚報：這本書您翻譯了多久？

楊鐵軍：這本書對我來說是挑戰性最大，下的功夫最多，翻譯了三年多，如果不是國內版權快要到期，我仍然愿意用更長的時間去推敲和打磨。

山西晚報：這樣長的詩篇一遍遍地打磨真的是非常辛苦，但在辛苦的同時，三年多的翻譯時間，您也應該有收獲吧？

楊鐵軍：對短詩的修改可以是局部性的，但對長詩來說，一個句子的修改便可以影響全局。如果碰巧這個句子不在開頭或結尾，那么不但后面的詩行得改，還得回過頭，重新修訂前面的。這個過程回環反復，似乎沒有盡頭，越改問題越多似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后，各個關鍵部分的句子在腦子里不斷回響，失去了固有的順序，逐漸地融為一爐，直至最后，塵埃落定。

過了一個點，忽然一切都合理化了，哪怕偶爾的瑕疵似乎也不影響全局，可以放心地享受自己的收獲了。回頭看，這種笨功夫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我的認知，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對語言控制力的提高，對于一個詩人來說，還有比這更好的酬勞嗎？

山西晚報：您自己也是詩人，出過數本詩集，也翻譯過弗羅斯特、希尼、佩索阿等著名詩人的作品，但聽您講述翻譯《奧麥羅斯》的過程，依然猶如抽筋剝皮般痛苦。

楊鐵軍：《奧麥羅斯》在國內有一種艱澀的名聲，因為艱澀符合國內很多詩人對詩的期待，在了解甚少的時候，大家對《奧麥羅斯》似乎先有了美學風格的預設。《奧麥羅斯》的翻譯，難處并不在于理解原文，也不在于文字艱澀，正如前文所述，而是在于如何在漢語中為呈現它找到一個系統的語言處理的辦法，但這個辦法是想不明白的，必須在不斷探索中才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我“幸運”地找到了這個辦法，一切都好像是命定的，但只有自己明白其中的曲折。在修訂期間，我從美國回到中國，工作一下緊張起來，每天只有下班后的兩三個小時可資利用，往往還筋疲力盡，做不了太多。但好在剩下的修訂，大多按部就班便可以完成的，碎片化的時間也無妨思路。

山西晚報：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寫詩的？為什么選擇詩歌這一寫作形式從事文學創作？

楊鐵軍：大二的時候，也就是1991年、1992年前后。記得有一天我們班十幾個人搭火車去八達嶺長城游玩，我們往西走了很久，走到完全沒有修葺的古長城，城墻傾頹破敗，北望莽莽蒼蒼的景色，心中頗有感慨，回來之后便提筆寫了平生第一首詩，一氣呵成。當時也沒有“開始寫作”這個意識，更不知道寫作會給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寫詩一開始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沖動，完全不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我此前喜歡看小說，翻雜志的時候，看到詩就趕緊翻過，連題目都不掃一眼的。所以我到現在也還不清楚為什么那天要寫詩，也許這就是命運吧。

山西晚報：那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翻譯詩歌作品的？其中有什么特殊經歷嗎？

楊鐵軍：我大學的時候就翻譯過美國詩人阿胥伯萊的詩，當時自己還感覺不錯，如今思之，令人汗顏。那時候英文太差，完全沒有資格翻譯，更不用說翻阿胥伯萊這樣“晦澀”的詩了。真正從事翻譯是很后來了，那時候我在美國上班，有一陣子，每晚睡前，我都會捧著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集看幾首，很沉浸地讀了幾個月到半年吧，然后就忍不住翻譯了幾首，貼在網上，當時一個朋友、北大的葡語系的老師閔雪飛把我推薦給上海九久文化的編輯何家煒，他約我翻譯一個弗羅斯特的選集。自此開始了翻譯生涯。

年齡大了忽然回過頭來才認識到自己的根

山西晚報：您在博士階段進行了文理跨越，為什么有這樣的轉變？

楊鐵軍：這個有幾方面的原因吧。我去美國讀的是比較文學博士，讀了大量的文學理論著作，課程基本都已完成，只剩下畢業論文了，雖然成績也都很好，但是我并不喜歡我每天讀的那些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文學性不存在。理論研究關心的是文本，以及文本所蘊含的政治和權利關系，文學文本并沒有特殊的地位，廣告、電影，所有傳統上非文學的文本反而具有更多的價值。我意識到這樣的意識形態和我的寫作是互相矛盾的。

另外，來到美國后的四五年里，我的寫作處于一個停滯的狀態，非常焦慮，覺得自己是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東西了，除了那些學術八股文。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我決定必須離開。我就找我的導師喝咖啡，跟她談了這個情況，并說我想轉行，不讀文學了。她是個非常好的人，雖然不理解我的決定，但也只是很委婉地在我的學術委員會檔案上寫道：鐵軍說，文學理論對他的寫作是一種傷害。

讀計算機，是因為相對文學理論，對一個人的精神沒有太大的折磨，做熟了無非是機械性的操作。考試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事，感覺學計算機比學文學容易。

山西晚報：是什么促使您在2019年回到了家鄉？當時是什么心情？

楊鐵軍：我2017年初回國，在上海做計算機方面的工作。工作很累，下班回家后往往累得什么也做不了了，能坐下來閱讀、寫作的時間幾乎沒有，那時候正在進行《奧麥羅斯》的修改工作，進度也受到了很大影響，所以我就有了辭職的念頭。回到老家后不久，就趕上疫情，就在老家待下去了。這么多年在外，我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漂泊感，即使在老家也一樣，因為一切都變了。

山西晚報：這樣的變化對您的詩歌創作有影響嗎？

楊鐵軍：我近幾年有意識地寫了一些關于家鄉的詩，基本上以芮城和黃河為中心，有歷史題材，也有個人體驗的東西。我們那一代人，年輕的時候總有反叛的沖動，覺得走得越遠越好。年齡大了以后，忽然才回過頭來，認識到自己的根。我有點后悔年輕時在家鄉待得時間不夠多，體驗不夠深。所以，我會珍視這個機會，讓自己的寫作更進一步，這個機會我只能在家鄉尋找。

山西晚報：在個人創作和作品翻譯方面，今后您有怎樣的打算？

楊鐵軍：在寫作上，我以前總是處于極度的焦慮狀態，后來慢慢就好了，因為我知道我肯定能寫，而且肯定還有進步的空間，這就足夠了，剩下的就是繼續努力寫作、翻譯。沃爾科特的另一本詩集譯本《阿肯色證言》剛剛出版，洛威爾的《生活研究暨致聯邦死者》也已經交稿，很快就會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