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已成為“世界文學”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全球華語文學創作的中心。在這種格局中，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有三個著力點：一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的視野，二是世界文學與文化的格局，三是中外兒童文學交流與傳播的空間。這三個著力點決定著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坐標，是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的三維空間。

兒童文學的中國經驗如何走向世界

20世紀中國文學始終揮之不去的焦慮是如何“走向”世界。從五四開始，現代性焦慮的突出體現是“中國人”從世界中被“擠出來”，在此后漫長時期都顯示了中國（文學）相對于世界（文學）在時間上的滯后，1990年代“失語癥”更是其顯在的表現。這一“失語癥”到了新世紀并未實質性地解決，關于“中與西”資源取徑的討論依然是新世紀文壇的熱點議題。如何擺脫照著西方文學或西方話語模式發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學界重新思考民族化與現代性關系的意識。不過，這種關系的討論和反思，在總體上沒有逾越百年新文學的思想格局。民族性與世界性原本并非截然對立的概念，兩者之間存在著可融通之處，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地激化。重視“中國經驗”，卻憂慮于“進入全球化”成了困擾中國文學界的兩難問題。

進入21世紀，這種“不對位”的時空關系伴隨著全球化的步伐而發生改變，新世紀中國文學不再以“追趕”的方式融入世界文學，而成為全球文學跨語言閱讀的重要結構性要素。一種不依靠“身份政治”的優勢，而是依靠本土經驗的書寫，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釋放自信力的手段。與20世紀末文學相比，新世紀中國文學最大的差異是文學生存方式的變革。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作家身份的改變，“自由撰稿人”的出現意味著與體制脫軌，強化了作家自己的身份意識。二是作家與書商建立起默契的合力關系，推動了文學市場化及文化間的對話。三是網絡媒介的出現改變了新世紀中國文學生態，打破了以“精英文學”為主導的文學場域，逐漸生成傳統型文學、大眾化文學和網絡文學“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此情境下，進入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側重主題出版、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不互相排斥的新特質已逐漸顯現出來。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首個獲得該獎的作家，其獲獎理由是：“通過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莫言的文學創新之路是與百年中國文學宏大背景和積極推助分不開的，而世界文化的激蕩和本土文化的復興，則是其變革創新的重要精神資源。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有“小諾貝爾獎”之稱），成為中國首個獲得該獎的作家，其獲獎理由是：“書寫了關于悲傷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樹立了孩子們面對艱難生活挑戰的榜樣”。曹文軒的兒童文學創作將苦痛納入中國童年書寫之中，從而確立了“追求永恒”的童年精神。

縱觀莫言與曹文軒的文學成就，可以窺見兩者的共同性：基于本土化和全球化、民族性與人類性的關系，將個人經驗和民族苦難從現實層面升華到人類精神文化的高度。在文學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是兒童文學還是成人文學都面臨著經典化的焦慮及文學批評與文學史脫節等困境。莫言和曹文軒的“獲獎”表征了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百年中國文學的精神蘊含是向世界講述中國歷史變遷和時代風云，并一步步向民族復興道路邁進的。與此同時，百年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自身也是從過去的傳統中解脫出來，艱難地建構具有現代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審美風范。莫言和曹文軒文學經驗的生成蘊含于這兩條主線中。

當他們的文學經驗中整合了童年與成年、兒童與成人兩種形態時，其所呈現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都更具長度、寬度和深度。莫言的《大風》改編為圖畫書，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與兒童文學聯結貫通的表征。曹文軒游走于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際，才使得其創作匯聚了“追求永恒”的理想。新世紀中國文學新傳統的建構離不開百年中國新文學傳統的延傳，也離不開莫言、曹文軒等作家對于傳統資源與域外資源的選擇、轉換和化用，以及其文學理想的建造、迷惘與重構。以莫言和曹文軒為個案，能關注到中國文學（中國兒童文學）和世界文學（世界兒童文學）的現實距離。對于這種距離的正視，比之對它的輕視或無視，將更有助于推動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新世紀中國文學品格的提升。

觀照人類命運，書寫中國童年

面對國外動漫、幻想類文學（如《哈利·波特》）的沖擊，面對新媒介時代創作與批評失序的嚴峻考驗，中國兒童文學從兩個層面開啟了新的探索。一方面，呼吁立足中國本土現實情境來書寫“中國式童年”，這是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經驗的總結，也是從文化傳承與精神認同的層面得到的認知。這種精神認同是兒童自我身份認同的核心，它通過文學的方式隱秘地言說要為兒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另一方面，提升童年的文化含量，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去探究更為闊遠的未來文化圖景及精神家園。換言之，這種探索深植于中國民族化的土壤，但主題卻是世界性的，精神則是人類性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對于“中國式”和“本土化”的追索離不開全球化、世界性的參照，更離不開歷史運動的維度，即南帆所說的“本土必須存在于歷史的運動之中”。這里的“歷史的運動”主要是指中國社會的歷史，當然也復指整個世界歷史的演變發展。拋開了這種特定的語境，民族化、本土性就成了抽象而形而上的概念了。

在20世紀，起到粘合中國兒童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一體化作用的有啟蒙、革命、救亡、教育等宏大命題，但當這些不再作為主導兒童文學創作的要素時，兒童文學的探索則缺少了新文學的牽引。伴隨其獨立性擴張而來的是自律性不足，兒童文學也逐漸失重。“青春文學”所引起的“低齡化寫作”風潮即是這種“失重”現象的具體體現。青春文學對于少年文學的擠壓所帶來的問題是成人作家的退場或失語，這顯然顛覆了兒童文學的生產機制。在此情境下，書寫“中國式童年”的議題再次提上日程。自創生以來，中國兒童文學關注“童年”問題，只不過這種關注多集中于以教育為內質的現代童年觀的建構，以及民族國家想象等宏大議題方面。在經歷了“童年消逝”等焦慮后，越來越多的學人意識到，兒童文學危機是一種“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突圍之途必須夯實在中國民族文化的情境里，而對于童年的書寫及反思也應該是“中國式”的。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騰飛所帶來的中國巨變，中國兒童的童年生活也發生了代際變遷。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及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形成一種“驅動力”，使得關注“中國式童年”的緊迫性進一步強化。

對于兒童文學如何書寫“中國式童年”的問題，學者崔昕平認為，這是一個“被出版熱倒逼的‘偽’問題”。確如崔昕平所言，中國作家書寫的兒童、童年必定是“中國式”的。然而，如果聚焦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所處的境遇，不難發現，這種“中國式童年”及“中國式書寫”已不是顯而易見、約定俗成的事情了。尤其是西方幻想文學的引入及新媒體的出現，兒童的閱讀視線開始疏離于中國現實的情境，兒童文學“世界性”的模仿開始震蕩著“民族性”的標尺。在此情境下，重申“中國式童年”與“中國式童年精神”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這種對于民族性的注意，顯然有對全球化語境下文學“一體化”的警惕，更多的是從兒童文學自身發展歷程中得出的經驗，是在“后革命”時代、童年消費大背景下的中國式發聲。換言之，“中國式童年”問題的提出是學界對社會環境變化而衍生“新話題”的一種回應，從而分解為“寫什么”與“怎么寫”兩個緊密關聯的創作環節——即何為“中國式童年”、怎樣書寫“中國式童年”。在“童年”之前加上修飾性的限定語“中國式”是頗有意味的，倡導者指向的是中國的、中國人的童年議題，而不是普適性的人類的童年問題。這種明確的指向性反映了兒童文學學界對于“兒童是什么”的理解自覺，是基于中國童年文化、童年母題的當代省思。

在討論童年的問題時，學者方衛平提出要區分“現實”童年與“真實”童年。從概念上來看，“中國式童年”書寫必須要呈現“現實”童年。因為只有對“現實”童年有洞察力，才能采用合適的藝術形式和方法去建構和書寫它。這樣看來，“現實”童年是“中國式童年”的基礎。確實，由于社會階層的分化、城鄉文化的分立，“現實”童年的生態也紛繁復雜。不過，兒童文學對于“中國式童年”的書寫不僅要根植中國現實童年的土壤，而且要從中發現其最“應該”是的模樣。從“現實”童年到“真實”童年，反映了兒童文學界基于新世紀中國社會與童年母題的雙重思考。兩者缺一不可，沒有“現實”童年的多維樣貌，就難以開掘“真實”童年的深層結構，無法折射和揭示童年精神。同理，如果只停留在“現實”童年的層次上，我們也無法更進一步探究其背后更為真切、更有價值的童年精神。

盤活傳統文化，探索中國路徑

既然“中國式童年”首要的關鍵詞是“中國式”，進而值得思考的問題就產生了。進入新世紀，隨著國外大量幻想性文學作品的涌入，中國兒童文學作家該如何立足民族文化的傳統，來創作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文學作品呢？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內外兩種思想資源如何結合、化用并實現中國化與現代化的過程。經歷了百年的探索，中國兒童文學已經積累了民族化與現代化融合的經驗，這些經驗經過長時段的沉積已能為構建“中國式童年”提供理論支援了。可以說，“中國式童年”的提出不僅體現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自覺，而且反映了直面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整體觀與當代性。這種整體觀與當代性不僅橫向地展開了童年形態的多維性，而且縱向地擴充了童年介入社會結構的深層性。這樣一來，那些標榜“童年”或“兒童”本質主義的話語就在上述系統性、復合性的結構中不攻自破，而那種單向度的兒童/成人的結構關系也被超越，童年的多樣性、復雜性與新世紀中國之間的同構關系也由此生成。這正是“童年建構論”與“新童年社會學”合力衍生的結果。

關于“中國式童年”中“中國式”的理解，實質上也關聯著對“中國兒童文學”的重新認識。在“何謂中國”的路向選擇過程中，中國兒童文學在順應新世紀全新的歷史語境中自然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新世紀以來，隨著童書市場的逐漸升溫，消費驅動了兒童文學的生產。這種“消費先行”的生產機制使得人們更難厘定中國兒童文學轉向后的位置。因而，如何在失衡的市場操控的情境下突破模式化的童年書寫，依然是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界需要認真思索的根本問題。既然是“中國式”的童年，那么新世紀兒童文學必須面對新的情境下的童年問題展開思考。從時間的層面看，“中國式童年”內在地包蘊了歷史、現在和未來三類童年形態。現在和未來的童年暫且不論，歷史童年再現了革命戰爭語境下兒童的生存境遇與精神狀況。賴爾的《我的爺爺是戰友》、薛濤的《滿山打鬼子》、史雷的《將軍胡同》、曹文軒的《火印》、毛蘆蘆的“戰火中的童年”系列、張品成的《有風掠過》、李東華的《少年的榮耀》、肖顯志的《天火》、劉海棲的《小兵雄赳赳》等兒童小說將敘事視點轉移至現實時空之外的歷史語境。與紅色革命成長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在兒童形象塑造上也不再持守一貫的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更多的是書寫戰爭中普通的兒童，為那些沒有戰爭歷史記憶的兒童讀者重拾中國式的童年記憶，補上歷史文化的一課。從空間層面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社會分層帶來的城鄉空間的分立，由此生成了城市、鄉村兩類童年形態，而這種基于新世紀中國情境而開展的兒童文學創作實踐必定會與中國當代文學有著內在的同一性。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帶給兒童文學的童年書寫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其中，對于傳統童年模式“同一性”的顛覆尤其突出。不同時空區域的童年形態豐富了“中國式童年”的內在結構，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時代變遷、媒體革命所衍生的童年面貌的復雜性。教育體制、生態意識和城鄉分立等情境下的童年面貌亟待重塑，留守或流動兒童是中國文學底層書寫的重要觀照對象，這種留守兒童或流動兒童的出現正是基于青壯年進城務工形成的。因而，對于這類兒童的書寫構成了兒童文學與當代文學底層敘事研究的同一性問題。楊元松的《中國留守兒童日記》、航月的《回家：中國留守報告（黔南閱讀）》、謝蓮秀的《留守還有多遠——中國留守兒童調查》以報告文學的文體開展對留守兒童的調查，在展示大量現實數據、素材的基礎上記錄了留守兒童的心靈創傷。陸梅寫作《當著落葉紛飛》的靈感和素材來自于其在貴州支教的經歷，對于留守兒童的審視完全植根于中國社會的現實。與成人文學無異，源于對兒童這種創傷的反思與批判，作家對留守和流動兒童的書寫最為常見的敘事方式包括精神拯救敘事、苦難直觀敘事、啟蒙批評敘事。

以留守和流動兒童為對象的兒童文學作品引發我們思考底層寫作的概念。從“底層”的詞源著眼，遵循的是以道德評價為標尺的美學原則，苦難書寫是切入底層文學內核的有效手段，其背后凸顯的是基于現代化進程而制導的城鄉文化沖突。然而，正是由于這種“道德化”的牽引，“底層”也可能被置換為一種抽象化、整體化的“空泛想象”。很多底層敘事在“代言”的想象下導致了底層主體性的缺失，許多小說選取“裂隙空間”的生存境遇來折射底層人生，這種底層敘事由于持守著道德批判的立場，也容易陷入某種寫作誤區。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底層敘事頗為相似的是，此類留守和流動兒童書寫也帶有較為明顯的知識分子與底層割裂的問題。借用學者南帆的話說即是：以“問題化”“標簽化”的方式扭曲底層的真實性。南帆的這種反思是對長期以來知識分子替底層代言敘事的一種警示，畢竟，身份隔膜無法真正反映底層的內在訴求。只有拋卻知識分子的代言身份，留守和流動兒童的豐富精神狀態才能避免受到遮蔽。

新世紀兒童文學發展的新形勢

新世紀兒童文學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2000年至2012年，這是兒童文學走向全面市場化且主動與童書出版產業互動的時期。在這一階段，兒童文學暢銷書作家開始出現，部分作家作品也出現了追逐暢銷和市場的現象。第二個階段為2012年至今，這是新時代的兒童文學。這是在與市場全面互動的過程中，兒童文學主動適應社會新形勢，主動進行主題寫作及兼容各類創作傾向的新階段。“新現實主義”的提出，標志著現實主義成為一股強勁的回流。而新媒體對兒童文學創作、出版與傳播接受的全面介入，也使得兒童文學和童書出版成為資本角逐的場域。

文學觀念的變革帶來了文學創作生態的變化。新世紀兒童文學呈現出三個顯在的標志，特別引人關注：一是暢銷書作家出現，兒童文學作家進入作家富豪排行榜前列，并涌現出一批影響家庭和學校閱讀的暢銷書。“楊紅櫻現象”的出現拉開了商業童書與堅守兒童文學藝術立場的分野。二是原創兒童文學和國外引進兒童文學并駕齊驅，占據了整個童書出版業的最主體的部分，成為閱讀的新寵。譯介國外童書主要以時效性、類型的多樣化為特征，但也存在著重復翻譯及各類縮寫本、改寫本混雜的情況。三是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的親密互動。一方面語文教育關注兒童文學，教材選編了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兒童文學作家主動參與校園講座，影響兒童的閱讀和作文。

近10年來，張煒、徐則臣、馬原、王安憶等人跨界創作兒童文學的現象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暫且不論商業化的驅動，單從創作實踐而論，這種轉向并非偶然。張煒就曾坦言，“其實我一直在寫類似的故事”。如果回溯張煒的創作史，就會發現其言不假。早在1975年，張煒就創作了題為《戰爭童年》《花生》《他的琴》等短篇小說，因此要割裂這種創作與其被長期熟知的成人文學創作的關系是不公允的。事實上，張煒的《半島哈里哈氣》《少年與海》《尋找魚王》等兒童文學作品中彌散的民間和曠野的幻想力并非“突發”性的藝術創新，早在創作《九月寓言》《刺猬歌》等作品時，他就將神秘的民間故事及動物寓言運用得淋漓盡致。然而，對于長期從事成人文學的作家而言，這種“闖入”的價值到底何在呢？關于這一點，張煒的回答是“自覺不自覺地打破少兒文學現有的格局”。在這里，“打破”一詞揭示了兒童文學自成一統格局的孤立性，成人文學的思想觀念及藝術手法的介入無疑豐富了兒童文學意涵，這對于打破兒童文學“自我封閉”的話語體系意義深遠。不過，張煒并不認為自己的創作是“轉型”或“跨界”，他的創作并沒有考慮是否有“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分，他的眼里只有“文學”，沒有“兒童文學”，寫兒童是“步入文學核心地帶”的一種方式。顯然，張煒這種混雜兩種文學差異性的觀念體現了其在未割裂兩種文學“一體化”的基礎上的互通意識。

自稱“半路殺出的野狐禪”的徐則臣創作的《青云谷童話》，也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他似乎不特別注意童話這種文體的獨特性，“不懂規矩”地闖入了兒童文學的領地。不過，他的這種闖入“沒有生疏，沒有隔膜，沒有不知如何進入新路徑時的茫然和困惑”，但也因無特定文學門類的預設而使得其創作破解了兒童文學約定俗成的常規寫法。這其中，童話本有的奇幻性沒有減退，而現實的介入與隱喻也沒有回避，由此形構了現實與幻想之間相互交融的藝術世界。童話中只有一個兒童——古里，他被置于現實“創世”藍圖與原始古樸存在的對峙中。徐則臣以一面破解一面重建的方式來營構兒童的童話故事，在規避“訓誡化”與“低幼化”的同時構建了既屬于兒童也屬于成人的全新童話藝術。

由于角色與意識、創作風格與藝術方式的差異，作家的跨界實踐也可能帶來因“兩套筆墨”牽扯所帶來的不適感，甚至釀成創作失范、創新變成雜湊的后果，由此生成了如侯穎所說的“準兒童文學”與“準成人文學”的地帶。如何調適跨域后的身份轉變，處理知識結構的多元化與兒童文學的專業化是始終困擾跨域研究的核心問題。

回溯新世紀兒童文學2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對其總體評估和發展預測是連為一體的。新世紀童年觀更切近兒童發展，但兒童文學童年美學問題日趨凸顯。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成年與新的代際繁育的延續，兒童文學理論界在兒童觀上倡導兒童權利、生存、保護和發展，“解放兒童的文學”也成為新世紀兒童文學觀的主導方向。兒童文學要超越童年文化的范疇，站在人類大文化的高度，去弘揚更具普遍性的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識。這是基于童年觀的演進對兒童文學創作提出的新要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紀兒童文學以“童年”為審美表現的核心，但部分作家對童年生活和文化的理解卻仍未進入“中國式童年”的內核，部分作品對于童年的文學關切也未能真正落實到童年文化的全過程之中，這都是亟待我們解決和面對的。另一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是，在表現童年文化時，雖然新世紀以來的兒童文學作品緊扣“中國式童年”命意，但同時也需要重視人類大文化，讓中國童年經驗能夠與人類普遍經驗相聯結。

總體來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生態出現了復雜變化，從此前的分層走向了朱自強所說的“分化期”，即圖畫書從幼兒文學中分化出來，幻想小說從童話中分化出來，教育類兒童文學、通俗兒童文學與藝術兒童文學也逐漸分化。分化有助于中國兒童文學成為具有結構性、輻射性、多元功能性的學科，從而使得兒童文學的學科身份、語言、術語、范疇、概念更具專業特性，具有學科的相對獨立性。兒童文學理論批評作為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支脈，與文學整體發展面貌同頻共振，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質與新質。密切關注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觀念、方法和路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兒童文學十年動向，把握當下發展脈搏，展望未來方向。

（作者單位為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文學視域下兒童文學發展史”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