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熱，壯族，廣西都安人，現任廣西作協副主席、《廣西文學》副主編。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我是惡人》《農城逸事》，小說集《涂滿油漆的村莊》《人間消息》《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等。曾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2003-2006《小說選刊》全國優秀小說獎；2015《民族文學》年度小說獎；第五、六、十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等。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一家電視臺打工。那個時候，電視臺還是香餑餑，進出這里的人們，衣著光鮮，步履匆忙。怎么說呢，那個時候，在電視臺工作，非常風光，每個人的臉上或多或少都掛著優越感，我自然也不例外。這是我一生中最高調的時期，雖然當時我在一個不起眼的欄目打工，也足以使我走起路來目中無人、腳底生風，是二十年后我討厭的模樣——我經常拿著一部諾基亞5110手機，四處跟人聯絡，好好好，不錯不錯不錯，你知道嗎，你知道嗎。工作上的事情弄得我暈頭轉向，很多工作之外的事也都七繞八繞繞到我這里來了，熟人朋友，熟人朋友的熟人朋友，都想方設法找到我，讓我幫忙“解決問題”。我一般能躲就躲，躲不掉就敷衍。我就是一個小人物，傍上電視臺這個高枝兒，在別人眼里母雞變鳳凰。我能解決什么問題？根本不能。

二十年前，離中秋還有十幾天，在北京，我先后接待了兩撥人馬。

第一撥是表哥陳。

接到他電話時，我還以為他這是和朋友來北京旅游，如果那樣的話，我最多請他們吃頓飯，然后他們去觀光，我去干活兒。一直以來，這是我接待老家來人的“規定動作”。

我在電視臺東門見到表哥陳。他來北京，并不是“一撥”，而是只身一人。

他下身牛仔褲泛著油光，上身灰色的對襟中式粗布衣裳空空蕩蕩，很抗臟的那種灰；胡子拉碴，頭發灰白，跟東門電視臺接待室里那些憂傷的上訪者沒有什么差別。我上次見他是兩年前，在廣西老家，他回來掃墓，西裝筆挺，頭發光亮，儼然家族里的成功人士。短短兩年，他變了模樣。我心想，他是來告狀的？

沒錯，他就是來告狀的。

一見到我，就握著我的手，問電視臺信訪接待室里有沒有熟人，讓我想辦法趕緊幫他遞材料解決問題。我翻開厚厚的上訪材料，密密麻麻，蓋有很多人鮮紅的手印（手印密密麻麻地蓋在告狀信上，表哥陳的身后，就站著一支隊伍，所以表哥陳，和告狀信上密密麻麻蓋著手印的鄰居，算是中秋節前我接待的兩撥人馬的第一撥）。那段時間，因為電視臺有一個曝光性欄目風靡全國，各地上訪者蜂擁而至，自己遭遇的不公都想讓電視臺干預，使自己的問題很快得到解決。表哥陳來北京的目的跟他們一樣：因為舊城改造，整條街都被拆掉了，街坊們對賠償條件不滿意，知道表哥陳有一個表弟在電視臺，所以就推舉他來京告狀。后來我請他吃飯，表哥陳跟我說他已經跟街坊們說了，他們的問題，中秋節的時候，肯定能解決。他身上，有他們湊的份子錢，大概一萬塊。在東門，表哥陳對我說，如果需要請客吃飯，就盡管請，不要心疼錢。

他們的問題我可解決不了，因為我知道，海量的上訪材料，最后成為欄目組選題的，寥寥無幾。表哥陳來錯地方了。但是看到他饑渴的、放手一搏、志在必得的樣子，我就心慌，是因為電視臺有他的一位表弟嗎？他想得太天真了，在電視臺有表弟的人成百上千，如果每個人都能“解決問題”，那電視臺就亂套了。我跟他說我們還是按規矩去排隊遞材料，有沒有熟人都一樣要排隊。我帶他到東門旁邊的接待室，跟他一起排隊，排了很久，才把厚厚的材料交給接待人員。表哥陳多嘴，遞材料的那一刻，他指著我對接待人員說，他是我表弟，也在電視臺上班。接待人員瞟了我一眼，朝我點點頭，這讓我無地自容。

晚上我請他吃飯，我們喝燕京啤酒，每人喝了三瓶，他就失控了，在小酒館，抱著我哭，他太委屈了，白天的饑渴、放手一搏、志在必得完全被希望死馬能變成活馬的哭號所代替，其實他很清楚他此次來京告狀成功的概率，從失控前的言談中，我知道確實是因為有我這個表弟，稻草一樣的存在，才讓他動了進京的念頭。

我這才明白自己責任重大。

但是我又有什么辦法，三瓶啤酒下肚，面對情緒失控的表哥陳，我也變得情緒化起來，我恨自己混得不好，我為什么不是一個手握重權的強人？！如果是那樣，誰敢欺負我表哥，我就收拾他。我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如果有機會我也可以變成一個狠人呀。再想想無力的自己，唉，變成一個狠人，這輩子恐怕是沒有機會了。我突然有片刻的幻覺，似乎某種魔法上身，面對三瓶啤酒下肚就失控哭號醉態盡顯的表哥陳，我拍胸脯說，我幫你找人，我幫你找人，爭取在中秋節，解決你的問題！

表哥陳停住號啕，整個夜晚，他等的就是我這句話。你要說話算話啊。他說。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覺得我闖禍了，接了一個燙手的山芋。我腦子虛空，身子虛脫，大話說過之后，一般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況。這事怎么辦，我也不認識什么人啊。也就清醒片刻，酒勁又涌上來了，先別管這些吧，我想盡快結束這個夜晚。結束這個夜晚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往死里喝，喝醉了，夜晚就溜過去了。

從第二天開始，我的手機每天都接到表哥陳的電話，上午一個，下午一個，有時上午兩個，下午兩個，他在催“辦事”的進度。

既然說了大話，那些天，我只好厚著臉皮在臺里四處找人，結果可想而知。后來，表哥陳干脆不打電話，而是每天都來電視臺東門等我，我一下班，他就攆上來，怎么樣，有消息了沒有？離中秋節沒有幾天了啊。天天如此，我心煩意亂，就有了怎么樣才能躲開他的想法。這個時候，朋友介紹一個“私活兒”，去西部某地拍一個“風光片”，剛好我也想躲我表哥，就答應了，于是，中秋節前的一個星期，我又見了第二撥人。

還是在東門，這一撥人有六七個，領頭兒的中年人是個瘦高個兒，西服的墊肩用得太狠，肩膀幾乎要起飛——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穿西服，比如說我，比如說他，穿了難免就會產生喜劇效果。中年人跟我握手，介紹他身后的幾個人，誰誰誰，誰誰誰，介紹之后，帶我到電視臺西門對面科技情報所的咖啡廳，邊喝咖啡，邊商量怎么樣去拍“風光片”。

他的老家，西部一個小鎮，搞旅游開發，要拍一個十分鐘左右的片子。這樣的“私活兒”以前我做了好幾個，輕車熟路，來回也就四五天時間，不影響臺里的工作。沒什么廢話可說，我一上來就問什么時候出發，有什么樣的要求，什么時候交片子。他們也沒有講很多的廢話，一一回應之后，把定金給了，一杯咖啡都沒喝完我們就散了。

剛出科技情報所的咖啡廳，表哥陳就在門口堵住我，迫不及待地問，他們答應幫我解決問題啦？我一怔，原來他把我跟這些人商量拍“風光片”的情形當成商量怎么幫他解決問題了。我哪有這么神。他也沒問我，他們是些什么人。我說，表哥，我們這是在商量工作上的事。他很失望地哦了一聲。我又跟他說，表哥，我要出差幾天。我沒有在他那件棘手的事情上停留，我是個軟弱分子，我只想逃離。我的表哥毫不氣餒，他問，你去多少天，是不是中秋節都不回來。我說是。表哥表情落寞了，說，我的事，中秋節解決不了，中秋節以后也可以，我等你。

中秋節前三天，我和攝像“劉歡”跟那個中年人一起坐火車前往目的地。“劉歡”是電視臺技術部的工作人員，有一回老家來朋友吃飯，我邀他參加，朋友們一見他，就覺得他像劉歡，紛紛跟他合影。“劉歡”長頭發，扎馬尾，在臺里，我們并不覺得他長得像歌唱家劉歡，因為歌唱家劉歡經常在臺里出現，已經深深刻在腦子里了。我那些遠方的朋友，隔山隔水，難得來一回北京，一看到長頭發、扎馬尾的技術員“劉歡”，就撲上去跟他合影，真是距離產生幻覺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劉歡”的真名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年他跟我一起到西部小鎮干這個“私活兒”的情形。

我和“劉歡”坐軟臥，中年男人和他的“那一撥”坐硬座。由此可見這個攝制組經費有多緊張。從北京到那個西部小鎮，坐火車要兩天一夜，中年男人只是在該吃飯的時候到軟臥車廂來，招呼我們去餐車吃飯。跟那天在科技情報所的咖啡廳不一樣，在科技情報所咖啡廳，他畏畏縮縮，不敢多說話，大概是怕我不接這個活兒；在餐車里，他大放光芒，神氣活現。他給我們介紹即將見到的山鄉景色，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美麗。他還是穿那件肩膀要起飛的西裝，時而左肩高聳，時而右肩高聳——他的話如此之多，他的肢體語言如此豐富，真是讓我大開眼界，他的表現，可以用上躥下跳來形容。開始我們是相信他的，因為北京那兩年沙塵暴頻頻出現，全國人民開始編關于北京污染的段子，從山清水秀的地方來的人，經常在北京人面前展現優越感。可是我們漸漸就有了疑慮，我們到過的地方不可謂不多，見到的美景也數不勝數，都已經麻木了，哪里還有什么景色能把我們鎮住？像他這種“自殺性”的推介，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什么叫“自殺性”推介？就是他拍著胸脯打包票，如果他們那里的景色打動不了全國人民，他就從山上跳下來。這就讓我產生疑慮，覺得他有點像賣狗皮膏藥的江湖術士。看著他興高采烈的樣子，我沒有阻止他胡說八道，裝著饒有興味地聽著，也沒有讓他覺察我對他的不信任。就這樣我們從北京一路顛簸來到那個西部村鎮。

我們在夜晚到達。月色清涼，一排排房子橫著、豎著，燈光從窗口和門縫透出來，打在街道上，把街道襯托得格外朦朧。電視機、收音機、大人小孩兒說話的聲音若隱若現。這些光影和聲音，匯成這個西部小鎮最基本的底色——這幾乎是被世界遺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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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全文，請見《民族文學》漢文版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