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指的是1937年11月后，至1941年12月前日本未占據的上海租界。“孤島”文學雖然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但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也產生了不少作品，這些作品的主基調是抗戰愛國。“孤島”這種特殊的環境，使得它的作品呈現出獨特風格。孤島兒童文學作家以蘇蘇、包蕾、賀宜為代表，包蕾主要創作兒童劇，一共10部，1939年結集為《祖國的兒女》；賀宜創作了長篇兒童小說《野小鬼》、中篇童話《凱旋門》、長篇童話《木頭人》等，兩人的作品大都由蘇蘇主持的少年出版社出版。蘇蘇的主要作品是《小癩痢》《安利》《新木偶奇遇記》《巧巧》《漢奸的兒子》《少年英雄》《小報童》等，其中尤以《新木偶奇遇記》最負盛名。

原籍上海金山的賀宜，原名朱菉園，筆名有祝一、金童等。1933年9月1日，他在《兒童世界》發表反映現實的處女作《蛟先生和他的聯盟者》，1934年起在圖畫書局工作，1936年以草芽書屋名義自費出版《小草》（后改名《真實的故事》，由少年出版社再版），受到小讀者歡迎，發行了1萬本，充滿了給孩子們寫作的信心。1938年冬，賀宜在中共地下黨刊物《兒童讀物》連載《野小鬼》，并由少年出版社于1939年6月推出單行本。《野小鬼》寫一個漁民的孩子土根的苦命生活。他的家鄉被日本兵毀滅成廢墟，親人們被殺死，他只好四處流浪。遇到過漢奸和土匪，最后終于找到了抗日游擊隊，在黨的教育下，成為一名抗日小戰士。1940年11月，賀宜離開上海，追隨教育家陳鶴琴在國立實驗幼稚師范任教，期間發表《兒童文學題材的現實性》等理論文章，先后創作了兒童小說《竹林里的奇遇》（又名《金鈴子》），童話集《仙人的故事》《孩兒橋》、長篇童話《兒童國》等，并重寫了長篇童話《凱旋門》。這些作品以宣傳救亡和抗日戰爭為主題，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原籍浙江鎮海（今寧波）的包蕾，原名倪慶秩，194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1947年任上海救亡演劇隊演員、上海國泰影片公司編劇。包蕾在中學時代就自編自演過一些話劇，1936年在李公樸主編的《讀書生活》上發表劇本處女作《釋放》，接著又寫了《拿破侖在后臺》等劇本，揭露與諷刺了國民黨的丑惡嘴臉。1938年10月，他給中共地下黨組織創辦的《好孩子》寫兒童劇，半年間寫了10部獨幕劇，次年結集為《祖國的兒女》在少年出版社出版，多幕劇《雪夜夢》成為包蕾的成名作和早期代表作。1946年，《雪夜夢》再版，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揭露了貪官污吏醉生夢死的生活，反映了因國難而家破人亡、流落街頭的兒童的悲慘遭遇，同時表達了抗戰必勝的樂觀精神。

原籍江蘇吳江的作家蘇蘇，原名杜也牧，又名鐘望陽，曾創辦海燕文藝社，1937年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1939年6月，在上海創辦少年出版社，1941年12月因“孤島”淪陷而被迫停止出版工作。1941年底，到蘇北參加新四軍。蘇蘇最早走上文壇是在左翼組織的領導下，并從事地下黨活動。他有著自覺的為兒童寫作的意識。在1938年寫的《小瘌痢》“后記”中他發出誓言：“我愿終身為小朋友們寫作！”這誓言是他從高爾基在《論蘇聯的文學》中的一段話而來的，顯示出他深受蘇聯兒童文學影響。蘇蘇的作品一開始就有鮮明的愛國情懷和抗戰精神，他有意識地將兒童成長置于民族危亡的大時代背景下進行描寫，認為這種意義下的兒童更有“真實而有力的價值”，他們將是“父母的勞動所創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繼承者，而不是雙親的銀錢、房屋、家具的繼承者了”，并表示，在戰爭中成長的兒童“簡直是跟他們的父母一代一樣，是新中國的直接創造者”。

在《我和兒童文學的姻緣》（1980年）中，蘇蘇曾指出自己的創作情況：“我一直認為我在舊時代寫的那些兒童文學作品，都是為生活所迫，一本書寫完了，馬上拿到書店去，可以快一點領到稿費，養活我可憐的家。那些作品說不上有什么藝術價值。我記得，在舊社會里我讀過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說他常常在校樣上修改他的作品。而我呢，作品送去書店后，連校樣也看不上。當時，我難過得伏在桌子上放聲痛哭。我的腦子雖然不好，可這我記得很清楚。當然，我在那時所寫的作品，連一個字也沒有頌揚過統治階級。”“說不上有什么藝術價值”，似乎是對自己作品的否定。從藝術上講，蘇蘇的作品有自己的特點，如喜歡以講故事的形式展開，仿佛讀者就在眼前，直接講給讀者聽。這種寫作方式使得全書語言對白很多，缺乏描寫，鼓動性強，沒有真正把握兒童心理特征。盡管具有較高的政治站位，但在與受眾的對接上，很難銜接到位。代表作《新木偶奇遇記》正是這樣的作品，其他小說也存在這種情形。這些作品在特定時代，發揮了一定宣傳作用，但后來這些作品很少再版，尤其是進入80年代以后，大多被文學史所遺忘。不過，在“孤島”時期，蘇蘇最大的貢獻就是創辦少年出版社，并發現和提攜了后輩兒童文學作家，他在《少年出版社緣起》中倡導“現實主義的兒童文學”，批評“自以為行文綺麗，藝術高超，而自鳴玄博”“要使千萬的兒童們忘掉血淋淋的現實，而推使他們進入一種空幻的仙境里去”的兒童文學，甚至認為它們“無形中殺害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幼芽”。少年出版社在短短的兩年半時間里，先后出版了25種圖書，并推出《少年文藝叢刊》5冊，成為“孤島”兒童文學的主要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