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打滿算我和文字打交道的時間剛好十年。2012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做記者和編輯，因為學的是英語和翻譯專業，所以在國際部做學術資訊報道的采寫工作。一年后，開始負責國際月刊天下版的編輯工作，采寫和編輯一起做，涉及領域側重國際關系，但也夾雜個人的偏好，約一些人文學科的稿子。當時我在城里租房，周五回家，周日再坐一趟9字頭的公交進城，下車的站臺就在《北京文學》雜志社前面不遠，那站是終點站，也是我進城的第一站。2014年夏，我便去了《北京文學》上班，做文學編輯，2016年開始寫作。我既是編輯，也是個在途的寫作者，編與寫總是無縫銜接。

提及寫作，總歸是離不開閱讀的，這就如同寫字前要蘸墨舔筆，是關鍵前提。閱讀看什么？看字的錘煉，看詞的揀選，看音律的跌宕之美和意象的奇譎之姿，我認為字字珠璣，生來如此，這種天然宿命般的認同感類似臍帶和嬰孩。除了看這些，我還愛看書里的人情厚道。《史記》里，我最喜歡的幾篇是《趙世家》《魏公子列傳》《刺客列傳》，分別對應程嬰“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侯嬴“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荊軻“得約契以報太子”的故事。“奔義”是這幾個故事的共同主題，“義”這個字好像是中華文化特有的，為了斷然的信念，為了既定的承諾，以身犯險，舍生取義，整個過程指向了一種徹底的純粹。還有《水滸傳》里的魯智深，智真長老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又言，“吾弟子記取其言，休忘了本來面目。”魯智深的本來面目是什么？他既不像武松一樣因為受了金眼彪施恩的恩惠才去醉打蔣門神，也不像宋江因為他“及時雨”的名號而仗義疏財，他只是單純地因為“看不慣”，就可以幫助萍水相逢的金翠蓮和劉小姐，就可以深入虎穴去救助豹子頭林沖和九紋龍史進。他行俠仗義的時候既沒有私心雜念也不去考慮后果，完全就是本能，是為另一種純粹。純粹，是文學的底色。文學能在某個瞬間定格，放大人身上的“純粹性”，而我們在漫長的閱讀之中，總歸會遇到一個契合審美，符合向善之心，又彌補稀缺品格的人物出現。

在我的經驗里，曾經有一段時間寫作就是記憶鉤沉，那些記憶早就經過時間的發酵失真變形，像是動物反芻一樣，當我再回憶起它們時，那些讓我有書寫沖動的記憶一定銜接勾連著我某種最本質的情結。2018年，我寫了一篇叫《女人四重奏》的小說，發在《小說月報·原創版》上，講了四個相持相助又各揣秘密的老閨蜜。小說里面有一部分寫的是我早年在城里租房，房東阿姨和我的一些交往片段，她80多歲了，每天捯飭得特開心，老伴之前是派出所的領導，不在了，兒子早就成家，兩室一廳就她一個人，她租房和其他人租房還不一樣，她把房子租出去的同時，她也住在里頭，就等于我要是租下房子，還有一半的功能是和她就伴。好在她性格特剛，我倆話并不多，她每天都沉浸在她的小世界里，基本上我倆唯一的交流就是隔三岔五她讓我出去給她捎條煙。我倆就這樣在一個屋檐下生活了一年多。距離從她房子里搬出去將近十年，不知她是否還住在月壇北街，也不知她和她兒子的關系是否緩和，我時常想起她，不自覺地想以她為原型寫些什么，這就是人和人交往過從甚密之后，無意識的自然流露，她有血有肉、有名有姓，一直記在腦子里，念在心里，更想存于筆下。

又過了一段時間，寫作成了我個人的腳注，是時間的延展，日頭的積累，或者說，寫作成了我活著的照見。我生長在燕山石化，那是北京的西南郊區，行政上屬于房山，整個石化區以廠區為核心，一點點輻射出家屬樓、醫院、學校，后來又有了快餐店、超市、電影院，現代生活像是一層層稚嫩的新肉，包裹著堅韌的骨頭。遠郊給了我鄉土生活的大環境，石化區又讓我見識到工業文明的魅力，在這里火炬比太陽重要，機器的轟鳴是恒定的呼吸聲。2019年，我寫了一篇叫《鰹》的小說，發表在《小說月報·原創版》，主題為“尋找”，空間意義和精神世界的雙層尋找，寫了“80后”對于“現代”的順應與逃遁，對于舊時光的迷戀與追溯。其中涉及石化區的命運，相熟的鄰居們大多都搬走，街道清凈，和上個世紀80年代的繁榮無法相比，雖然我也搬家離開了石化區，但聽聞這種變化還是有點傷心，我想把這種失落的情感寄托于小說中。小說還寫了我和發小從情同手足到形同陌路。小說涉及我們這代人的一些選擇，比如出國留學、做代購以及我們在豐富的物質生活面前如何控制欲望，比如人到中年精神上的疲倦、內耗和失序。

后來我開始思考，不再局限于私人情感的表達。2020年年底我寫了一篇小說《金花》，發表在《中國作家》，關注的是月嫂這個群體，我因為要照顧小孩請過一個阿姨幫忙，她來自河南農村，兒女都留在老家，她負責北上打工賺錢，我以為她的目標一定是賺夠了錢把孩子接過來，但她說等錢夠了她就回去，她最大的夢想就是回駐馬店，這當然有一部分是房價的原因，但多年北上的生活并未讓她對北京這座城市有太多留戀。作為一個20余年的城市體驗者，她對于城市經驗依然保有警惕且懷疑，反倒是對鄉土文明昂然自信。人口流動中涉及“心靈安置”的問題，“費孝通講中國能有這么龐大的人口流動而不亂，是因為‘人人心里有個家’”。我家月嫂對于家的理解又何嘗不是呢？北上廣固然好，但駐馬店遠比北上廣更接近她心目中對“家”的定義，那里才是她的精神原鄉。

時代在變化，傳統和新變總是辯證依存，對于傳統的模仿和致敬是我寫作以來的主要功課，爭取在致敬傳統中開掘出一點新意。現在的寫作環境非常好，因為有太多的資源可以利用，比如公開課、直播、論文庫，還有各種各樣的文學活動，基本上想獲取任何方面的知識都是可以的，主要的阻礙是時間問題、自我局限，還有如何對抗惰性。社會學的很多課題都內具現實意義，比如中國的稅制改革、城市化進程、資本下鄉，比如農村的產業發展、農民“內外有別”的行動倫理等等，為書寫小說提供了大量扎根生活、落地有聲的資源，解釋著當下的中國。

隨著思想上的一點點轉變，再加上利用新媒體時代的各種資源，我寫作的方向開始由個人經歷轉向更為開放的空間。2021年我寫了一個短篇《勸人方》，后來發表在《中國作家》，關注的是短視頻時代中的曲藝人，探討了傳統曲藝和新技術角力與共存的問題。相聲這門藝術看似沒門檻，其實門檻在門里，門打開后有一萬節臺階等著，每一節臺階怎么上，它伴隨著巨大的孤獨感，這篇小說主要探討的就是這個。小說涉及了很多行話，江湖上稱為“春點”，還有一些曲藝行業內的規矩，以及直播平臺的打賞謝榜等等，寫作過程轉化為拓荒勘探未知領域，說實話更像是以前做記者時的狀態，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搜集資料和采訪，寫完之后的成就感也是成倍的。

寫作6年，截至目前我一共完成了18個短篇，其中的13篇集結成了一本集子，取名《共生的骨頭》，模糊地想表達“寫作是我身上的一根肋骨，它與我共同生長”的意思，后來這本小說集有幸入選了“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我覺得自己還能繼續寫下去，因為很多師友們的鼓勵，更因為我無法甘心一些人和事只在我一個人的心里活著，我希望自己有能力把他們呈現出來，讓更多的人看見。文字就是有這樣的超能力，安排人和人相遇。引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寫作的年頭不長，要說其中的收獲，我想最大的就是我對人和人之間的情分更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