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對時間既敏感又糊涂的人。十年對我來說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一來我真正開始寫小說的時間并不長，二來又總覺得創作似乎不是一個能分開說的東西，它無時無刻不在。

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章，是在北京電影學院讀大二的時候寫的，發在《名作欣賞》上，是關于茂瑙電影《浮士德》的“詮釋與創造”，大概8000字左右。當時剛進電影學院，因為熱愛德語文學，所以打好主意，只要一上大學就跑去歌德學院學德語，這篇文章就是在初學德語的那種熱情和沖動下寫的。現在再看，我好像一直在潛意識里把“文學”當成了一個潛在的主體，用各種其他客體和文學比較生長。其實除了正式發表的文章，更早的時候我也嘗試過寫詩、寫劇本，還寫過童話、游記，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也不知道被自己放到哪里去了。我總有一個固執的想法：這些只是練習，僅僅是表達的欲望，并不構成真正的寫作。在這點上，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直覺型寫作的人，更多時候，我確實在等待。

這種“在路上”的行走方式幾乎讓我在每一個地方都成了一個奇怪的人，別人感覺我總是“飄著的”。確實如此，比起學習、工作或者知識，對我來說更重要的似乎是這背后的經驗，我好奇的是世界（無論是過去的世界還是現在的世界）自身，我渴望把自己投入到這個世界中去。在學習文藝復興藝術史的時候，我對學科劃分的質疑幾乎達到頂點，再加上當時我熱情投入的創業實踐，就有了第一本書《細讀文藝復興》。這本書讓大家覺得我是“學藝術的”，諷刺的是，寫下這本書的初衷恰恰因為我認為“文藝復興是一種時代精神”，它更多地是窺探事件和人物的途徑之一，正如音樂、電影以及文學一樣，殊途同歸。

在關掉創業公司之后，我才正式開始寫第一個小說《黑色小說》，它出版的時候我過了30歲，和同齡人比起來算晚的。寫完這部小說用的時間不長，半年多，但是素材基本都來自于我積攢了很久的小紙片們和圣安德魯斯大學的畢業論文。我好像從來都不是一個太安分的學生，和在國內一樣，在歐洲待著的時間，我盡可能地用來旅游，或是做自己的事情。所謂自己的事情，坦白說就是游手好閑，于是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歐洲大陸的火車上產生了很多小紙片。在那四年時間里，我幾乎編造了M和W兩個人，一直不斷地和他們喃喃自語，多是片段，直到我的畢業論文寫了17世紀蘇格蘭公爵漢密爾頓的收藏史。我用他們家族圖書檔案館里的書信、歷史上真真假假的記錄以及現在可以追溯到的畫作來源，一點點想象著漢密爾頓這個人，我第一次體會到了虛構帶給我的巨大快感，我好像終于聽到了創作的回聲。所以在我拿出藏了很久的小紙片的時候，那些片段依靠漢密爾頓公爵重新連接了起來。

我知道，在今天，只要你的寫作被出版，它就不僅僅是文字，更是一個完整的出版物。創作者周邊的世界越來越復雜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問題似乎也越來越模糊，比如別人如何用第一印象判斷你，比如你的寫作是否真正能被人讀到并因此評價你，比如聲名、抬頭或者其他外在的顯性因素會在多大程度上纏繞你，比如你的寫作究竟是為什么。

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第一部作品總帶有自我救贖的意義，在這之后，寫作者將面臨一個又一個深不見底的漩渦。你是否要粉身碎骨或是與之同處？你到底該怎么做？寫完《黑色小說》之后，誠實地說，我陷入了巨大的低潮中。我知道，這些情緒和問題對于接下來的作品是重要的。那段時間里，我處在完全沉默和失語中。我們面對現實時的巨大的無助，不僅來自于我們要在其間生存，還來自于未來和記憶造就的回響空間，使我們一不留神就會迷失其中。那些對知識的焦慮、對生命的功利，只有撥開層層迷霧、赤裸生命，我才能開始成為一個寫作者。

最難的時候，我想變回一個孩子，變回小時候玩《暗黑破壞神》的樣子，那時候我以為人應該像個勇士一樣打倒魔王，拯救世界。在電腦游戲里，任務是單線的，而現實卻盡為顛倒夢想。于是我寫了《男孩們》，他們所處的世界和我們一樣混亂而隱晦，一切都可以被虛構，但哪怕在虛構世界里，現實的種種依舊不斷回響。很長一段時間里，李問和速為這兩個男孩的命運已經與我的日常生活隱秘地糾纏在一起，我知道他們的掙扎已經在我眼前揮之不去，但在他們的背后隱藏著母親、夢想、老人和船。《暗黑破壞神》對于這個故事來說，是一個籠罩現實的隱喻：現實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甚至在算法的引導下，堅固的二元對立也變得復雜無比。我想，今天我們不再能憑借從前的認知去判斷一個事物，判斷一個人，判斷我們的周遭，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就連文字都可以被粉飾。但我們依然注定和現實相互依存，在消解中并行，在反抗中咀嚼一切。

《男孩們》是我的第二個長篇，我一直篤定的是，小說中是有魂魄的。對，故事是一部分，人物是另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這之外的小說自我的延展。所以長篇或短篇、女性或男性、世界或本土、青年或成年，對我來說沒有那么重要，沒有人能規定創作應有的樣貌。30歲以后我有意識地讓自己不處在一個穩定的環境，我似乎還沒丟掉30歲以前可笑的“英雄主義”，我依然希望撞擊創作的邊界，哪怕看起來不規整，哪怕我好像還是那個孤零零的人。其實最近讓我困擾的是，當我們的作品被更多更寬泛地推向市場的時候，它們一定是被二元看待的。當好與壞、善與惡的判斷被輕易說出的時候，文學作品一定會變得單薄。當聰明的寫作者知道自己要代表什么的時候，文學也就成了一種手段，一種障人耳目的人際游戲。

我一直時刻提醒自己，除了“寫”本身，不要忘記自己童年時最天真的那個關于寫作的理想。可能我本身懶散，所以寫得不算多也不算快。以后還是要更勤奮一些，好好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