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艾略特把25歲看作是一個大致的界限，可以區分詩人的青春期和成熟期。過去十年中，一部分青年詩人已陸續跨過這條界限，他們以“80后”為主體，寫作生涯大都始自2010年以前。以“90后”為主體的一批青年詩人，則在這十年中漸次登場，展示他們新鮮的語言。青年詩人們的寫作雖然千姿百態，但仍有一些共同的烙印可以被辨認。

從整體風貌上看，過去十年中，青年詩人的面目同前幾代人相比發生了變化。這一代青年詩人受益于越來越便捷的信息流通，加之生活相對富足、受教育程度較好、文化環境繁榮等，他們的寫作起點普遍較高，他們比過去任何時代的詩人都更容易了解到世界范圍內前輩詩人已抵達了怎樣的高度、同代人的寫作又出現了哪些最新的進展。但這同時也是他們的不幸，因為傳統的壓力之巨大同樣前所未有。誠如張清華所言，不同于前幾代詩人每每以反叛與挑戰者的姿態集體出場，這一代青年詩人“并不以否定或批判前人為先決條件，未曾有‘弒父’而自立的經歷”。這或許恰恰是“起點高”所致，也可能和一代人的“學生氣”有關，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新世紀以來中國新詩整體上已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經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激烈碰撞，中國新詩在新世紀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消化、沉淀期，突破性的詩學建設鮮少出現。20多年來，再也沒有種種“主義”的激烈交鋒，也再沒有某種新的詩學話語能夠像“知識分子/民間”“中年寫作”“元詩”“個人化歷史想象力”等概念那樣，能夠對整個詩壇產生總體性的影響，提供具有相當普適性的方法論。另一方面，長久以來，青年詩人們的詩學理念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比如，詩人鄭小瓊在《詞語的情感》中所說的“枯燥的詩意”與以現代工業為中心的詩歌圖景；又如詩人肖水在《童年的往生》中提出“童年寫作”的概念，作為對某種過度了的“中年寫作”現象的糾正等等。這些青年詩人個體頗具創造力的詩學理念應得到更加充分的關注。

新媒體與新的文學生產機制

從媒介與文學生產機制的角度來看，青年詩人的寫作狀況同樣發生了重要變化。首先是新興媒介如微博、微信、豆瓣的興起。以微信為例，自2012年上線以來，微信公眾號已深刻地改變了當代詩歌的傳播和閱讀。憑借低門檻、極高的用戶使用率和傳播效率，加上詩歌體裁普遍較為短小的篇幅，微信公眾號一躍成為十分重要的當代詩歌媒介。高度發達的網絡造就了眾多“線上”詩歌群落。這一現象在近兩三年中更加明顯，如較活躍的“合流”“幾何詩社”“鏡詩社”“詩同讀”“詩午餐”等等，它們的成員來自五湖四海，與過去以地方、紙媒為組織中心的詩人群體有著不同的結構。同時，這些線上群體也更愿意嘗試在更多樣的新媒體平臺上擴大其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高校成為了青年詩人們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陣地。2010年前后，高校詩歌類社團如復旦詩社、北大五四文學社、武大浪淘石文學社、同濟詩社、南大重唱詩社等，大都已形成了一定的氣候，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繼續吸收和團結了大量的青年寫作者。以復旦詩社為例，該學生社團十年來的歷屆成員總量保守估計也要超過400人。由高校學生組成的詩歌社團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十分火熱，不過其結構遠不及如今這般復雜，如今高校詩歌社團已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系統。一些社團已持續活躍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其內部的文化資源積累已不可忽視。社團成員的寫作大都伴隨著社團內部的評詩會、讀詩會、詩歌獎項、網絡平臺展示和交流等一系列相對固定機制的運作。他們更容易得到傳統刊物與新媒體的關注，比如自2017年起，《青春》雜志的“世界大學生詩歌聯展”“高校文學社團作品聯展”等欄目集中刊發了不少高校社團成員的詩歌。他們有能力制作和出版自己的詩選集，比如《在復旦寫詩》《多向通道：同濟詩歌年選》《那無限飛奔的人：清華學生詩選》等接連出版。部分高校詩社還籌辦了影響力較大的大學生詩歌獎項，如北大“未名詩歌獎”、復旦“光華詩歌獎”等。以“光華詩歌獎”為例，獎項每年籌辦一屆，每屆從數以百計的稿件中經過三輪評審選出10篇獲獎作品，十年來已評選出了100位獲獎者，他們都是同齡寫作者中的佼佼者。僅從這一側面我們便可以看到高校社團在當代青年詩歌寫作場域中發揮的巨大作用，也能看到這一代青年詩人的寫作可謂碩果累累。

知識性、語言實驗與新經驗

那些詩歌永恒的話題：生活之甜與苦、青春的疼痛、熾熱的愛、形而上的沉思等，構成了炎石、砂丁、張存己、拾谷雨、甜河、馬貴、王徹之、何騁、星芽等諸多優秀詩人的主題并得到嶄新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包括他們在內的這一代詩人還具有截然不同于前人的身份，他們是“文明的孩子”和“數字原住民”，知識性、語言實驗性以及對新經驗的敏感等特征總是或多或少地被這一代詩人所共享。

這一代人的寫作呈現出知識性的特征是一種必然，各學科門類的專業知識為他們的詩歌提供了材料與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人文領域的知識，除了隨處可見的體現著互文性與對話性的引文形式以外，前人的文本或思想也影響了他們詩歌的主題和結構。以劉陽鶴的《迷宮》一詩為例，這首詩以米諾斯王宮的傳說為藍本，同時糅合進巴什拉和博爾赫斯的文本，呈現出詩歌與生活迷人的含混性。在其他情況下，那些在過去無緣于詩的知識門類得到了詩歌語言的調用，如貢苡晟的組詩《侵略藍星計劃》大膽啟用專業的化學知識作為日常的背景，令人耳目一新。在更深的層面，知識性還與歷史意識結合起來，如李海鵬的《轉運漢傳奇》等一系列詩歌對于唐傳奇等傳統文學精神的激活，胡了了的《完璧》《吳梅村》等詩對歷史人物兼具學究、演繹與鏡鑒性質的書寫等。

語言實驗性是另一個重要的特征。中國新詩史可以說是一部語言自覺的歷史，自新詩誕生起，語言的效率、及物性、音樂性、邏輯性等問題便一直為詩人們所關心。近十年來，青年詩人們的語言實驗從多個方向將新詩語言問題往前推進。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是將語言的問題轉換為話語的問題，詩歌集中關注語言背后一系列社會文化情況。這方面的典型是曹僧的“字典詩”，如《淘》，從淘米淘衣，到流量的標準下人“淘汰于消消樂”，再到“淘寶”“淘洗的數據碑”，這首詩通過話語的解析和組合揭示了心靈在當代生活中的變異。另一更為普遍的方向表現為對詩歌“游戲性”的探索，這是青年輕盈、戲謔之性格的表現，也是他們對詩歌目的的一種反思。秦三澍的詩是此中代表，他的詩集《四分之一浪》以高超的智性和詭譎的語言對沉重的生活作出了回應。第三種方向是對于新詩格律的探索和建設，其中十分突出的是李意奴，他的十四行詩如《雨中縉湖》等對音節的衡量十分考究，同時兼顧詩意，語言極盡雕琢卻又不留痕跡。

生逢信息時代的開端，這一代青年詩人較早地、甚至是從童年時期便開始與計算機、互聯網等新生事物打交道。借用何言宏的話來說，他們是根本上區別于“印刷文化”的“網絡文化的第一代人”。以數字景觀為中心，青年詩人們致力于捕捉最新鮮的當代經驗。蔌弦的《谷歌里的旅游記者》和曹僧的《朋友圈的患癌青年列傳》均對信息和娛樂時代的個體生活作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畫，輕盈戲謔的風格背后是一種悲憫和清醒；葉飆的《浦項中心》關注現代商業現象，詩中“某位商業奇才”將自然物“云”視作“資源”并試圖為之做一次“人力上的組織調整”，表現出資本對當代人心靈的影響；康宇辰的詩歌如《迢迢長路聯合大學》對令人手足無措的后知識時代有著深刻的洞察；方李靖的《一場城鎮化運動的觀察筆記》記錄了以工程機械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在當代生活與個體心靈中引發的震撼與問題。繁多的新經驗也拓寬了青年詩人的想象力。張小榛的組詩《機器娃娃之歌》將日常生活與一種后人類的視角結合起來；詩人“我是蝎大人”的長詩《登月疑云》依托阿姆斯特朗登月這一本事，將宏大而瑰麗的想象填入詩歌，天文學、物理學、互聯網、各類公式和數據在詩中與神話、歷史一同塑造了一個當代人想象的邊界。他們的作品中充滿了新經驗與新詩意碰撞的火花。

這一代青年詩人的寫作生涯才剛剛開始，卻已為中國新詩提供了諸多新的可能性。近十年來他們的成長無疑給人驚喜，他們的未來更值得我們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