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部分科幻作家一樣，我的創作起點也是從《科幻世界》雜志的退稿信開始的。2011年，我在晉江文學網上寫了幾年網絡小說之后，因為讀研期間愈發忙碌，便轉向短篇小說創作。我記不清楚自己收到那封退稿信時，究竟有多失望，但幸運的是，我的第一篇科幻作品《特約訪談》再次嘗試投稿時，被《新科幻》雜志的趙曉旭老師選中，她最早讓我的文字變為紙質版，也讓我的勇氣沒有就此熄滅。其后，第二篇、第三篇也毫不意外地被《科幻世界》退了回來，它們仍有我當時更擅長的言情筆觸，與雜志的風格有一些差異，被退稿并不意外。但我內心卻不服氣起來，自己去投稿論壇上搜索能夠發表科幻作品的雜志，再將稿費由高至低排序，由此找到了《超好看》雜志的投稿郵箱。我把當時自認為十分得意的作品《最終檔案》發了過去，竟然一擊即中。年輕的編輯張璞玉聯系我，問我是否能在一年內給他們10篇故事，我當即說好。

2012年到2013年是我寫作科幻小說的速度巔峰期，當然，比起以前的網絡寫作，這已經是在減速了。科幻短篇在創作上的多元可能性讓我迅速成長，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我嘗試了很多不同的風格：包括最初開啟我對科幻時空主題興趣的《倒影》，帶有志怪奇幻色彩的《得玉》，圍繞AI主題的黑色幽默超短篇《強度測試》，以及連載的太空歌劇故事《萬星之旅》等等，這樣大量的作品發表，讓一些科幻評論家開始注意到我。在三豐老師對2012和2013年中國科幻創作的總結中，我的篇目數量高得驚人，但這個時候，我完全還在科幻圈之外。真正踏入中國科幻圈，還是要從姚海軍老師的電話開始。在這個電話之前，聽說華語科幻星云獎正在評選，《超好看》雜志編輯管嫣紅問到了吳巖和韓松兩位老師的郵箱，并在微博上圈了他們。吳巖老師第一時間轉發，我就貿然把自己的近十篇科幻作品打了個包，發到他們的郵箱里。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韓松老師竟然真的讀了這些故事，并且將郵件轉給《科幻世界》的主編姚海軍。姚老師隨即給我打電話，希望能約稿，又說，他不相信國內會有科幻作家不去優先選擇《科幻世界》，所以先去搜索了雜志的投稿郵箱，找到我曾經的那三篇退稿，在他來看，其中有的作品是可以達到上刊標準的。這樣的誠懇太打動人了，我萬萬想不到他會直接聯系我，與這樣的驚奇相對的是他沒料到我是一名女作者。

2014年，我入圍了星云獎“最具潛力新作者獎”。那一年的頒獎典禮正好在北京離我家不遠的中間劇場。到今天我都能記得自己踏入會場的那個瞬間——一片黑暗，舞臺上有一束光，劉宇昆老師站在光柱中間，正在用夾雜著高深英文單詞的可愛中文，描述著某種我不能理解的科技。頒獎典禮那晚，他正好在坐我前面，于是可以一直看到他和旁邊人聊天的側臉。我緊張得要命，終于找到機會請他給我簽名，又提起我曾經在2012年給他發過郵件表達崇拜。本以為這會是一次常規的追星，但沒想到大會結束不久，他卻翻出了我當年的郵件主動回復，我也成功加到了偶像的微信。

姚海軍老師的約稿，我直到2015年夏天才完成，盡管《嵌合體》的靈感是我的生物科學家好友王俊在2013年底就告訴我的——她說，科學家已經可以成功造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奇美拉”（Chimera），如果這種技術發展順利，不久之后，人就可以像換零件一樣更換自己的器官。我一直在為這個點子醞釀足夠有力的人物，直到我找到了《嵌合體》中那個無名的女科學家。2015年10月，這篇小說終于經楊楓老師編輯發表在《科幻世界》上。它引發的關注正是我一直期待的，但也是我此前未曾經歷的。2016年1月，我在香港旅行，去港大探訪三豐老師，驚奇地發現他竟然是城市規劃專業的老師。原本預期中的“二次元”談話，卻全程變為規劃領域的專業討論。那天回到酒店，我竟收到劉宇昆老師的微信，請我把《嵌合體》的文稿發給他。

2016年3月，《嵌合體》的英文版由陸秋逸和劉宇昆翻譯，發表在《Clarke sworld》（《克拉克世界》）雜志上，我也收到了第一筆美元稿費。其后，基于微像與《Clarkesworld》的長期合作，我繼續在這個平臺上發表了《莫比烏斯時空》《野渡無人》等作品。也是在2016年，《嵌合體》拿到了星云獎的最佳中篇金獎。次年，我去赫爾辛基參加世界科幻大會，在雨果獎頒獎典禮后的第二天清晨，我收到朋友發來的截圖，原來是《嵌合體》入選了最佳長中篇（Best Novella）的長名單。此前，除了獲得雨果獎的劉慈欣和郝景芳之外，中國科幻作家里只有夏笳曾經上過這個名單。

但這些都比不上我在世界科幻大會上遇到特德·姜的激動。我見證了他與劉慈欣的第一次見面，給他們拍下合影。在微像組織的小派對上，我和他足足聊了半個小時。他不善言辭，也可能是不想搭理我，于是我一股腦把對他作品的喜愛，以及自己創作中的困難都傾倒給他。我說，在寫完《嵌合體》之后，發覺自己已經到達能力所及的最高峰，四處望去都是下山的路，雖然知道遠處還有更高的山，但不知道該如何抵達。他原本應付粉絲的溫和態度忽然消失了，他說，這種感覺是對的。

這可能是激勵我調整創作方向最重要的一句話。英文發表讓我收到了一些新的評論。有趣的是，在有英文翻譯的作品之前，我一直在努力讓自己的寫作“國際化”——我使用“國際化”的文字，塑造“國際化”的人物，引用“國際化”的科學論文，我的主角總是男性，再優秀的女性角色，也需要通過男性的觀察來表達。但英文讀者問的問題卻是：為什么你的故事里看不出來“中國”？為什么你的故事里沒有“女性角色”？

在科幻中融入中國場景和中國文化，在科幻中以女性角色作為第一視角，這兩種“主體化”的轉變對我而言幾乎是同時發生的。2018年發表在《科幻世界》上的《賭腦》，是我寫得最艱難的一篇小說，在踏進“城”里的時候，我還是一名西裝革履的青年，但走出“城”的時候，我是那個莽撞無畏的女孩。2019年，這篇小說獲得了中國科幻銀河獎的最佳中篇小說獎。在成都東郊記憶的大禮堂里，給我頒獎的人竟然是羅伯特·索耶，我最喜歡的科幻作家之一。

《賭腦》帶給我的不僅僅是肯定，更多是整頓心情、再次出發的勇氣。在完成這部小說之后，我開始嘗試結合主題約稿拓寬自己的關注領域。2019年，在劉宇昆老師的邀請下，我結合XPRIZE基金會的世界海洋日活動，第一次創作了環保主題的科幻作品《為了生命的詩與遠方》，也第一次體驗到了作品以英文版“首發”的奇特心情；2020年，陳楸帆老師組織的和AI共同寫小說的《共生紀》活動，也讓我開始對人工智能有了更深的理解。這種認知上的不斷拓寬，不僅讓我積累了更加豐富的科學知識，能夠在繁忙的工作中抬頭望向星辰大海，也讓我愈發深刻地理解勒古恩所說的話——科幻是一種“推測性小說”，它關注的是“假如事情這樣發展下去，那么就可能發生什么”。而這種推演過程中的趣味是極為迷人的，尤其當這種對未來的推演與人性糾纏在一起時，所能引發的沖突與矛盾，是其他題材中罕有的。這也是我創作《〈2181序曲〉再版導言》的一個緣起——它是以“導言”的形式寫就的短篇小說，因此必須在較短的篇幅里，展現極大的信息密度和豐富的人物形象。這篇作品也讓我再次回到星云獎的領獎臺上。

寫作科幻十年，我只創作了20余篇中短篇作品，發表總字數尚不到30萬字。我猜想自己唯一做對的事情，就是堅持寫作，堅持通過科幻來表達。而我最大的幸運，則是能與中國科幻一起成長，見證它跨出國門、走向世界。目前，我的大部分小說，都已經有了英、意、日等不同語言的譯文。作為一種國際交流較為頻繁的文學類型，科幻正在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發展、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窗口。

2022年，我終于回歸長篇寫作，我發覺自己依然站在起點上。前面可能又是崎嶇的路了，但我相信，也會是更廣闊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