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德海，《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上海文化》編輯，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著有《詩經(jīng)消息》《書到今生讀已遲》《泥手贈來》《個人底本》《馴養(yǎng)生活》《若將飛而未翔》等。曾獲“《南方文壇》2015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2015年度青年批評家獎”、第八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十七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文學評論家”。

一

1936年春夏間，金克木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辭職，跑到杭州西湖孤山下的俞樓暫住，全力翻譯《通俗天文學》。戴望舒來訪，見原本寫詩的金克木在譯天文學，不禁大為驚異，金克木寫道“他約我去靈隱寺，在飛來峰下飲茶。正值春天，上海來的游客太多，我們只好避開擁擠的人群，找到一處冷僻的小館子飲酒吃飯。他剛從上海來，很快就回去，竟像是專程前來把我從天上的科學拉回人間的文學的”（《一九三六年春，杭州，新詩》）。

或許是因為戴望舒名聲太大，人們高估了他的影響力；或許是因為金克木語焉未詳，讀文章的人把意圖當成了已然，反正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戴望舒善意而果斷地阻止了金克木繼續(xù)把精力投放在天文學上。真實情況，可能并沒有那么傳奇。杭州見面之后，大約對勸說的成效并不自信，戴望舒用雙方都熟悉的方式，寫下了《贈克木》，用金克木的話來說，“其實是‘嘲克木’”。原詩有點長，節(jié)引如下——

記著天狼、海王、大熊……這一大堆，

還有它們的成分，它們的方位，

你絞干了腦汁，漲破了頭，

弄了一輩子，還是個未知的宇宙。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為人之大道全在懵懂，

最好不求甚解，單是望望，

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陽。

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風，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還看人世的癡愚，人世的倥傯：

靜默地看著，樂在其中。

樂在其中，樂在空與時以外，

我和歡樂都超越過一切境界，

自己成一個宇宙，有它的日月星，

來供你鉆究，讓你皓首窮經(jīng)。

詩不難明白，大意是說宇宙太廣闊，無論怎樣鉆研，都是未知的部分大于有知。人不妨看星看月，卻更應(yīng)該隨遇而安，行到水窮，坐看云起，體味其中蘊含的樂趣。這當然是希望金克木回到對人世的撫觸與咂摸，不要費精力于無窮之地。有意思的是，戴望舒還有更深入的提示，勸說孜孜鉆研天文的友人不必騖遠，而把自身看作宇宙，不斷深入理解。

寫這首詩的時候，戴望舒三十一歲，已經(jīng)歷過了很多的人世情形，心思漸漸收斂，更關(guān)注怎樣守住自己的局限，詩中明顯流露出傾向于藝術(shù)的意思。小七歲的金克木正年輕氣盛，還未必能充分體會戴望舒的用心，因此《答望舒》里有解釋，更多的卻是各行其志的決絕——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卻要知道宇宙，費盡了精神。

愈趨愈遠，愈結(jié)成簡單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為不知道自己。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見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見其少。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

知與不知，士各有志。

因為人生只有生殖與生存，

理智從來無用，意志又無根，

藝術(shù)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無非是逢場作戲。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涂的聰明人都是如此。

這樣的人才有無比的痛苦，

自己的聰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時擔負。

答詩比贈詩更長，單是對學天文的辯護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這里也是截取了全詩的一部分。“知與不知，士各有志”應(yīng)該是對戴勸其放棄天文學的答復；“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則可以看成金自己的道路選擇。比起戴望舒的傾向藝術(shù)，金克木顯然對藝術(shù)（和宗教）都不太信任，引用柏拉圖“自知其不知”，或許表明他更偏于哲學，并已有“自己的聰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時擔負”這樣的洞見——雖然表述上略顯不夠節(jié)制。兩詩對比閱讀，大體可以看出戴望舒與金克木的性情差別，如果從他們整個生命軌跡來看，詩中似乎也隱隱埋藏著未來各自的命運線索。

應(yīng)該是他們贈答完成后不久，回南潯奉母的徐遲邀請金克木去他家居住。“我當時翻譯《通俗天文學》，還缺一些，便坐在沙發(fā)里續(xù)譯。徐遲給我一塊小木板放在沙發(fā)上架著。我便伏在板上譯書。……我在他家住了大約一個月，譯完了《通俗天文學》。”（《少年徐遲》）書譯出后，金克木托曹未風賣給商務(wù)印書館，得了一筆錢，于是“回北京后，下決心以譯通俗科學書為業(yè)”（《譯匠天緣》）。可見，戴望舒的勸說和贈詩并沒有讓金克木結(jié)束學習天文的進程，此后的終止肯定另有原因。寫這篇文章，其實就是想弄清楚，金克木是如何迷上天文學的？他為何會中斷這一過程？天文帶給了他些什么？

二

關(guān)于為何迷上天文學，金克木有兩個說法。其中一個出自《遺憾》：“于是想起了看《相對論ABC》迷上天文學夜觀星象的我。那時我二十幾歲，已來北京，曾經(jīng)和一個朋友拿著小望遠鏡在北海公園看星。”文中提到的《相對論ABC》，當為羅素的著作（The ABC of Relativity），首版于1925年，王剛森將其譯為中文，分為上、下兩冊，世界書局于1929年和1930年印行。據(jù)后文可知，金克木對天文學發(fā)生興趣在1933年，其時他剛剛通讀完英文原本《威克斐牧師傳》，初步領(lǐng)略了英文之妙，不知是否有能力閱讀羅素介紹新科學成果的英文原作，或許翻看的是王剛森譯本。

這個看書迷上天文學的說法，金克木只在上述文章中提過一次，沒有其他證據(jù)支持，無法展開討論。他的另一個說法，提及了相關(guān)線索，搜求起來就方便多了。這個另外的說法出自《譯匠天緣》：“偶然在天津《益世報》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談天文，說觀星，署名‘沙玄’。我寫封信去，請他繼續(xù)談下去。編者馬彥祥加上題目《從天上掉下來的信》，刊登出來……那位作者后來果然在開明書店出了書，題為《秋之星》，署名趙辜懷。想不到從此我對天文發(fā)生了濃厚興趣，到圖書館借書看。”

查天津《益世報》，署名沙玄的文章數(shù)量不少，多數(shù)與天文有關(guān)。1933年6月22日，該報“語林”版刊出沙玄的“談天雜錄”專欄，發(fā)文兩篇，其一《只知天文不知地理》標明“代序”，可見是專欄開篇。此后又于6月24日、6月25日陸續(xù)刊發(fā)他的三篇談天文的文章，最后一篇文末注“暫告段落”。過了一個多月，該報同版又開始刊載他的“談天文的雜錄續(xù)”，8月27日刊之一、之二，8月28日刊之三，8月30日刊之四，9月1日刊之五，“之五”文末署“暫結(jié)”。此外，8月15日和16日，沙玄還在該報開過一個“說地”專欄，也是刊文五篇，未標“暫結(jié)”而止。

《譯匠天緣》里既然說，“我寫封信去，請他繼續(xù)談下去”，猜測應(yīng)該是金克木看到“談天雜錄”欄目“暫告段落”或“暫結(jié)”之后寫的信。文中又言，“編者馬彥祥加上題目《從天上掉下來的信》，刊登出來”，則去信應(yīng)在報上有痕跡。查該報6月26日至8月26日之間的“語林”版，并無署名金克木之文，也沒有跟“談天雜錄”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如以信的見報為標志，則刊出的信應(yīng)在“談天雜錄續(xù)”暫結(jié)之后。果然，9月7日和9月8日的“語林”分兩期刊發(fā)了《天上人間——談天第一信》，署名正是金克木。

我很懷疑，這個《天上人間——談天第一信》，可能就是金克木記憶中的“從天上掉下來的信”。不過，就文章內(nèi)容看，這應(yīng)該不是金克木首次給沙玄寫信。文章開頭說，“預定的給先生的回信還沒有寫，真是連‘抱歉’的話都無從寫起了！”中間又云，“到平后，好些天沒有一定住處；接到先生來信時剛在東城找了一間房子，于是可以開始望星了”。1932年冬，金克木離開北平，至山東德縣師范教書謀生。“到平后”，應(yīng)該是指他1933年夏天回到北平之后。既言“回信”，又報自己的行蹤，顯然金克木在山東時即已與沙玄通信，并在以往的信件中言及自己即將去北平。或許可以由此推測，金克木看到沙玄6月份刊出的談天文章，便寫信去報社，請他繼續(xù)談下去。報社收到信后，即轉(zhuǎn)給沙玄，沙玄便開始與金克木通信。

這里的疑問是，既然已有聯(lián)系，為什么金克木這次的信不是直接發(fā)給沙玄，而是寄到了報社呢？“談天第一信”刊出近兩個月，11月2日和3日的“語林”上才發(fā)出沙玄的兩篇文章，副標題分別是“談天第二信”和“談天第三信”，也即回復金克木的“第一信”。原因呢，是從七月半到十月半的報紙，沙玄都沒有看到，十月底才因為替人查找舊稿，看到了金克木的“第一信”。“第一信”結(jié)尾，金克木雖給出了自己收信的寄轉(zhuǎn)地址，卻又說自己“不知能在北平住多久”，同時希望沙玄“給個通訊處，免得我要把無味的信占據(jù)語林的篇幅”。在“第三信”末，沙玄言：“我的地址也頗不一定，此后的行蹤，怕正和隕星差不多呢！”兩個行蹤不定的人通信，大概只有報社這樣一個相對可靠的中轉(zhuǎn)之處了。當然，報紙的信息傳遞也只是相對可靠而已。沙玄兩封信發(fā)出來，金克木作出反應(yīng)，又是近兩個月之后了。1934年1月5日，金克木的復信以《觀星談》為題發(fā)出，編者這次沒加“談天第幾信”的副標題。此后的天津《益世報》上，再也沒有見過兩人交流的文字。

后來，金克木還給《益世報》寫過兩篇天文相關(guān)的文章，分別是刊于1935年12月26日的《評〈宇宙壯觀〉》和1936年11月26日的《對于“天文學名詞”的蒭蕘之見》。前文介紹山本一清著、陳遵媯編譯的《宇宙壯觀》，后者討論翻譯天文學名詞的補充和統(tǒng)一。不過，這兩篇文章已不是發(fā)在“語林”，而是發(fā)在“讀書周刊”版面。

讓人好奇的是，這位吸引金克木迷上天文的沙玄，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根據(jù)《譯匠天緣》提供的線索，查到《秋之星》初版于1935年9月，此外再無更多信息。2009年，二十一世紀出版社重版此書，前冠陳四益之序，方知趙辜懷為趙宋慶筆名，這才慢慢理出頭緒。

據(jù)跟其有直接交往的蕭衡文章《名列“復旦八怪”的奇才趙宋慶》，趙宋慶1903年生于丹徒（今江蘇鎮(zhèn)江）。六年私塾教育后，就讀于南通甲種商校，后至上海的銀行任職員。1925年秋，他考入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科文藝系，因聰穎而勤奮，深為陳望道、劉大白等師輩賞識。畢業(yè)后以教書為主，但或作或輟，少有穩(wěn)定之時。1932年居北平，遇到任天津《益世報》編輯的復旦同學馬彥祥，約為作文，這才有了金克木讀到的“談天”系列。1942年，陳望道接任復旦新聞系主任，建議復旦聘其為中文系副教授，后始終執(zhí)教于此。1958年起他回鄉(xiāng)養(yǎng)病，1965年離世。

談到趙宋慶的學問，照朱東潤在自傳中的說法，“這位趙先生的博學是全系所沒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醫(yī)卜星相，中外古今，無所不知”。據(jù)說，他曾在數(shù)學系開過課，一些理科教授對他很贊賞。他的外語水平也很高，有外語系的教師請教問題，他隨口即能解答。數(shù)學方面，因為沒有查到相關(guān)文字，無法確知其程度。外語方面，他學生時期即翻譯有高爾斯華綏的劇本《鴿與輕夢》，1927年10月上海書店印行，署席滌塵、趙宋慶合譯；另譯有《屠格涅夫小說集》，1933年1月出版，大江書鋪發(fā)行，署名趙孤懷。還有個近乎傳說的事情，就是他曾七日內(nèi)以絕句形式譯《魯拜集》，意圖考察海亞姆對蘇軾的影響，奇思妙想，足供玩味，惜乎未見流傳。

在建立與金克木相逢之緣的天文學方面，除了《秋之星》，目前能查到的趙宋慶文章，只有1956年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1957年的《試論超辰和三建》，均發(fā)表于《復旦學報》。后者討論歲星超辰和歲首確立問題，事涉專業(yè)，問津者少。《辨安息日并非日曜》知識專門，又因指出太平天國專家羅爾綱的錯誤，編輯不敢輕易處置，只好請教于當時的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按蕭衡的說法：“答復來得迅速而果斷，張氏在回函中高度贊賞了趙文的價值，對趙先生精湛的見解備極推崇，認為全國能就那個議題寫出如此高質(zhì)量文章的不會超過三個人。”不確定張是否跟趙有過交集，能夠知道的是，因?qū)μ煳膶W的熱心，金克木1936年認識了張鈺哲。

三

金克木有一樣極強的能力，凡有所學，立刻便能放入實行中鞏固和檢驗。在《如是我聞——訪金克木教授》中，他自陳學外語的經(jīng)驗，“要用什么，就學什么，用得著就會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揀起來”。雖然他自己說，“學外語不能照我這樣，還是得走正道用功”，但其實這種在實行中學習的方式，非常富有成效。迷上天文學以后，金克木一邊開始閱讀天文學（尤其是星座）方面的書，一邊也就開始觀星。

《天上人間——談天第一信》里，金克木寫到了他開始觀星的種種困難：“我仗了先生畫的那張圖，就認識了將近十座。但圖上西邊星座早已歸隱，東邊星座尚缺甚多，眼見就不敷用了，只好再到北大圖書館去找，結(jié)果呢，據(jù)說天文書都裝了箱子，剩的幾本已經(jīng)是破銅爛鐵的好伴侶了。……然而我還是有了認星的機會，終于從一位朋友處弄來了一本顧元編的天文學，又到西城市立圖書館去查了兩次沈編星宿圖，斷斷續(xù)續(xù)看了些夜，也馬馬虎虎認識一些星座了。”顧元編的，應(yīng)是作為高中教科書的《天文學》，初版于1930年3月。沈編星宿圖未知何指，但從行文來看，應(yīng)該跟顧元的書類似，是入門指導性質(zhì)或便于初學查找對照的基礎(chǔ)讀物。

度過了初期的困難，金克木很快便從觀星獲得了振拔的力量：“那是在一個深夜，心緒頗為不佳，所以電燈已熄還不肯睡。買了支蠟燭來，在黯淡的光中，同室的一位朋友伏案寫文，我便看顧書的星圖。看一座便到院里去望一次，找不清楚再進屋來看圖，那時夜已很深，我國認為室宿和壁宿的飛馬已升至天頂，一座龐大的正方形帶著兩個小三角形，頂上接著一連三顆亮星的公主，再向東北聯(lián)上大將，遙映御夫主星，配上仙后座，真足稱奇觀。尤以四周黯黑，惟一室有燭光搖曳，星座乃愈顯其光彩。詩云‘子興視夜，明星有爛’，不在這種境中觀星的恐未必能看出爛然來吧？”

《觀星談》主要記的，是等待獅子座流星雨的事。“約計看到獅子座時已過半夜，如果一人守候，則如此凄清的冬夜，恐怕不能堅持到底。不料望星也能成為傳染病，竟有朋友愿意陪我守夜。”雖然那年流星雨誤了期，沒能看成，但金克木顯然對此印象深刻。寫于1998年的《憶昔流星雨》，便舊事重提，“兩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干什么，他又提議，翻譯那本世界語注解世界語的字典，可以斷斷續(xù)續(xù)，與觀星互不妨礙”。經(jīng)過歲月的推排銷蝕，這記憶沒有漫漶模糊，越發(fā)變得晶瑩透徹：“我花幾個銅圓買了一包‘半空’花生帶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爐上，開水壺旁，放了從房東處借來的小鍋，問我，猜猜鍋里是什么。我猜不著。他說，是珍珠。我不信，揭開鍋蓋一看，真是一粒粒圓的，白的，像豆子樣的糧食。我明白了，是馬援從交趾帶回來的薏苡，被人誣告說是珍珠，以后就有了用‘薏苡明珠’暗示誣告的典故，所以他說是珍珠。他是從中藥店里買來的，是為觀星時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辯論翻譯，吃‘半空’和薏苡仁粥，真是這兩個剛到二十二歲的青年人的好福氣。”

這個一起等待流星雨的朋友，金克木稱為“喻君”，1980年代初還曾在上海為他找到過《答望舒》，但我沒有考出其真實姓名。熱衷觀星的這段時間，除了喻君，還有幾個朋友曾經(jīng)參與。“朋友沈仲章拿來小望遠鏡陪我到北海公園觀星，時間長了，公園關(guān)門。我們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來，看了一夜星。”（《譯匠天緣》）“織女星在八倍望遠鏡中呈現(xiàn)為藍寶石般的光點，好看極了。那時空氣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彎，銀河燦爛，不知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天上。”（《遺憾》）《記一顆人世流星——侯碩之》中，則記下了他們倆的觀星體驗：“為觀星，我選的是一個前大半夜無月的日子。記得當時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觀察造父變星。真湊巧，趕上了它變化，看著它暗下去了。后來，七姊妹結(jié)成昴星團上來了。我們爭著看誰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云。那是肉眼能見到的唯一的銀河系外星云。我們坐在地上，在燦爛的北天星空下，談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見到光輝的北落師門星和南極老人星。”

在這個過程中，金克木開始陸續(xù)閱讀西方通俗天文學作品。“那時中文通俗天文書只有陳遵媯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國天文學家秦斯的書一看，真沒想到科學家會寫那么好的文章，不難懂，引人入勝。”后來經(jīng)朋友鼓勵，或許也是意識到了國內(nèi)通俗天文讀物的不足，金克木便開始翻譯這類作品。“譯科學書不需要文采，何況還有學物理的沈君（按仲章）和學英文的曾君幫忙。于是我譯出了秦斯的《流轉(zhuǎn)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幾個字，托人帶到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請陳遵媯先生看。”（《譯匠天緣》）后來譯稿經(jīng)曹未風賣出，得稿費二百元，“膽子忽然大了，想以譯書為業(yè)了”，覺得一年譯兩本這樣的書，就抵得上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因此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辭職（實際是不告而別），赴杭州譯書——這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西湖孤山故事的前因。

赴杭途中，金克木經(jīng)過南京，便去拜訪陳遵媯。“陳先生對我很熱情，不但介紹我去天文臺參觀大望遠鏡，還要介紹我加入中國天文學會。我說自己毫無根基，只是愛好者。他說，愛好者能翻譯天文學書普及天文知識也夠資格。我隱隱覺到天文學界的寂寞和天文學會的冷落，便填表入會。”（《天文·人文》）這次拜訪中，正好張鈺哲在陳家，就也一起見到了。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后來跟天文學會的關(guān)系。1952年秋，中國天文學會重新登記會員并整頓改組，金克木參加了會議。后來，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個拍賣文件，是金克木1956年填寫的《中國天文學會會員調(diào)查表》，備注云：“本人擬申請退會。本人以前曾愛好天文學，翻譯過《通俗天文學》《流轉(zhuǎn)的星辰》。但近年來已不再從事天文學，現(xiàn)在工作也與天文無關(guān)。是否仍保留會籍，抑退會，請組織上考慮。”這退會申請最后是否通過，不得而知。

在外飄蕩了一百多天，金克木于暑期返回北平，作長期譯書打算。“沈仲章拿來秦斯的另一本書《時空旅行》，說是一個基金會在找人譯，他要下來給我試試。接下去還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沒原料。他在西山腳下住過，房東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紹我去住，由老人給我做飯。我照他設(shè)計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領(lǐng)來稿費。教數(shù)學的崔明奇拿來一本厚厚的英文書《大眾數(shù)學》，說他可以幫助我邊學邊譯。我的計劃，半年譯書，半年讀書兼旅游，就要實現(xiàn)了，好不開心。”（《譯匠天緣》）世事豈由人算，“《時空旅行》譯出交稿，正是抗戰(zhàn)開始前夕，連稿子也不知何處去了”。（《遺憾》）因此，并非戴望舒把金克木從天上拉到了人間，而是“日本軍閥的侵略炮火和炸彈粉碎了我的迷夢。從此我告別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觀天象了”（《譯匠天緣》）。

“七七事變”之后，金克木搭末班車離開北平，從此“奔走各地謀生。在香港這樣的城市里自然無法觀天，即使在湘西鄉(xiāng)下也不能夜里一個人在空地上徘徊”（《譯匠天緣》）。直到1941年，金克木乘船經(jīng)緬甸去印度，才又一次凝視星空：“我乘船經(jīng)過孟加拉灣時，在高層甲板邊上扶欄聽一位英國老太太對我絮絮叨叨，忽見南天的半人馬座、南魚座、南十字座一一顯現(xiàn)，在地平線上毫無阻礙，在海闊天空中分外明亮。”（《記一顆人世流星——侯碩之》）此去經(jīng)年，雖然印度的天空不同于中國，但星空仍不可望：“城市里只能見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鄉(xiāng)下，沒有電燈，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門。在浦那郊區(qū)，不遠處有英國軍隊基地，又是戰(zhàn)時，怎么能夜間到野外亂走？懸想星空，惟有嘆息。”（《譯匠天緣》）

四

1946年，金克木從印度回國，旋被聘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其時，武漢大學教師中群星璀璨，金克木很快便跟其中的幾位結(jié)為朋友，彼此商兌，相與言笑：“這是新結(jié)識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屬四系，彼此年齡不過相差一兩歲，依長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歷史系的唐長孺，哲學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程的夫人是以填詞出名的詩人沈祖棻，也寫過新詩和小說。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來散步，但常參加四人閑談。……他們談的不著邊際，縱橫跳躍，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經(jīng)》連上《紅樓夢》，屈原和甘地做伴侶，有時莊嚴鄭重，有時嬉笑詼諧。偶然一個人即景生情隨口吟出一句七字詩，便一人一句聯(lián)下去，不過片刻竟出來一首七絕打油詩，全都呵呵大笑。”（《珞珈山下四人行》）

應(yīng)該是因為境遇不再那么促迫，加之遇上了能切磋琢磨的朋友，金克木偶爾又有了觀星的興致。一次，因觀星而與人談及古詩中的天文問題：“秋夜偶與程千帆先生（會昌）仰觀星宿，談及古詩‘明月皎夜光’一首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為人指為西漢太初以前的作品，涉及五言詩起源問題，至今尚無結(jié)論。于是尋繹詩意，查考星圖，并證天象，覺得此句實不費解。現(xiàn)將鄙見寫下以求方家指教。”這文章就是《古詩“玉衡指孟冬”試解》，刊于《國文月刊》1948年第63期，涉及的是《古詩十九首》的第七首——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jié)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翩，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這首詩的問題出在哪呢？“全詩是秋天的景色，而且說‘時節(jié)忽復易’，顯見還不是深秋，可是夾了一句‘玉衡指孟冬’，差了兩三個月，是什么緣故？”也就是說，蟋蟀叫、白露降、寒蟬鳴、玄鳥歸，差不多都把詩所寫的時節(jié)指向孟秋（秋天的第一個月）或仲秋（秋天的第二個月），可“孟冬”（冬天的第一個月）一出，時節(jié)就顯得混亂了。

唐代李善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便想出一個彌縫之法：“《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也就是說，“玉衡指孟冬”一句，用的是太初改歷之前的（秦）漢歷，以十月為歲首。后又云：“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這就是說，看到眼前的物候，詩人又用夏歷正月為歲首來說季節(jié)。正是因為這條注，這首詩才“為人指為西漢太初以前的作品”。先不說“月改春移”說不通，即便這首詩用夏正，恐怕也不能說明作于西漢前期，因為太初改歷后，實質(zhì)上用的也是夏正。具體到作品，“一首詩中忽用漢歷，忽用夏歷，其牽強是一望可見的”。更何況，“就詩論詩，一篇之中，忽冬忽秋，用字混淆，何能傳誦千載？”

除了李善，還有不少人試圖解決這個看起來矛盾的問題。比如唐張銑就說，孟冬之后繼言秋蟬，“謂九月已入十月節(jié)氣也”。這說法不完滿的是，“如果九月已入冬令，那些秋蟬、蟋蟀、玄鳥等并不懂人間月份而只隨天時生活，當早已死亡和搬家了。明知是冬天又懂天文的詩人豈能隨著九月月份而硬作不合實際的秋詩？”元劉履則以“冬”為“秋”之誤，這有改字解詩的嫌疑，算不得數(shù)。要說通這句詩，只能另辟蹊徑。

金克木結(jié)合天文學知識，提出了一個簡潔的解決方案。這方案的核心是，因為地球一邊公轉(zhuǎn)，一邊自轉(zhuǎn)，因此“若每天在一個確定時刻看北斗某一星，則一年之內(nèi)轉(zhuǎn)一大圈，每月變一方位（三十度）……若不在一定時間而單看一星，則一天之內(nèi)便轉(zhuǎn)一大圈了”。在這種情況下，北斗及各星的指向，就既能表季節(jié)，又能據(jù)以推定時刻。金克木后來在《閑話天文》中說，“古人沒有鐘表和日歷，要知道時間、季節(jié)、方位，都得仰看日月星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息時間表是在天上。‘人人皆知天文’，會看天象，好像看鐘表，何足為奇？”正因如此，“在這種觀察計算季節(jié)和時刻的方法為讀書人常識的時代，由固定時間的斗的方位可以知道季節(jié)月份，反之，若知道了季節(jié)月份，則從斗的方位又可以知道時間的早晚。”

因為北斗及各星指向的方位用十二地支表示，而十二地支又分別對應(yīng)孟冬、仲冬、季冬等月份，所以“子、丑、寅等本指方向，又代表月份季節(jié)，所以說‘指寅’和‘指孟春’是一樣，同暗示昏時指東”。這樣推論下去，那句詩的情形就不言而喻了：“‘玉衡指孟冬’正是用的這種指時刻的說法。詩已經(jīng)一再明白說是秋天，又說半夜該指秋（申酉，西）的星已指到冬（亥，北）了，這不是說已過了夜半的兩三時辰之后么？”由此，金克木得出的結(jié)論是：“由全詩已說秋天，可知‘玉衡指孟冬’是說一日的時刻而不是說一年的節(jié)令。就時刻說，孟秋或仲秋的下弦月時（陰歷二十二、三日，或后一二日），夜半與天明之間，玉衡正指孟冬（亥，西北），同時月皎星明。”至此，這句詩的問題基本已經(jīng)解答，還有些細節(jié)問題有待商榷，總體已無大礙。

有意思的是，陸機擬寫過《古詩十九首》的大部分篇目，其中就有這首。至于為什么會擬古，程千帆曾對金克木言及：“陸士衡擬古（江文通、鮑明遠等亦如此），一方面可說是模仿，一方面也可說是競爭，這種動機是我們所不可不了解的。”模仿，就需要亦步亦趨；競爭，就需要別出心裁，差不多可以看成古人練習寫作的一種獨特手段。因為亦步亦趨，金克木便趁手地取來，以檢驗自己的解答是否合理。擬詩如下——

歲暮涼風發(fā)，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鳴戶庭，翻翻歸雁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不難看出，陸機的擬作“幾乎是一句對一句的重寫”，不過是加新技巧于舊詩章：“把單筆改為復筆，力求工穩(wěn)對仗。……在當時，這種改作必為人所稱賞，認為是一種使古人當代化的進步，因此昭明太子才會收入《文選》，以媲美原作。……玉衡改招搖原是為的對仗。‘孟冬’不易取對，乃明說原意改成‘西北’，對仗上自然想到‘東南’，于是‘天漢東南傾’便成了絕好的下聯(lián)，而且天河方向轉(zhuǎn)換也合上暗示夜深的原意。可是天河橫亙于天，不好和北斗中間的一部分相對比，自然要拿全斗來配合。而且玉衡方向與天河又不并行，玉衡北指時，天漢并非南傾。只有斗柄二星與天河正平行，與全斗的方向也相差不遠。這樣，只好把玉衡改招搖。”

這文章很能看出金克木將所學靈活應(yīng)用的本領(lǐng)，他把自己掌握的天文學知識合理地用在解決具體問題上，可以說絲絲入扣。不過，這文章有個小小的遺憾，即注意力主要在論證，沒有集中談?wù)撊姡瑹o法看出能傳誦千載的理由。好在，1990年代初，金克木寫過一篇《“玉衡指孟冬”》，指出了這首詩的精彩：“就全詩而論，主旨是怨老朋友升官而不提拔自己，名為朋友，其實不是朋友，好像天上的箕、斗、牽牛一樣，‘虛名復何益’。箕斗兩座星不能實用是《詩經(jīng)》里說過當時讀書人都知道的。……全篇詩寫秋夜不眠出去望星辰，越想越生氣，發(fā)出牢騷，引天象和蟲鳥以及時節(jié)變遷，字字句句都有照應(yīng)，襯映主題思想。拿后來陸機所擬的詩一比，改作的詞句對仗漂亮……可是氣勢意味都不如原來還像口語的詩更顯出滿腹怨氣。……同樣意思的陸機的詩比賽詞句，杜甫詩句‘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鳥自輕肥’，又濃縮成簡單的一句話了。陸肥，杜瘦，我覺得都趕不上原來那首古詩樸素有力。”

五

金克木在武漢大學沒有待很長時間，1948年夏天即赴北平，入北京大學，任教于東方語言文學系。自此之后，金克木幾乎告別了觀星望天的日子。1950和1960年代，精力大多被牽扯進紛繁的人事，沒有看到他與天文相關(guān)的回憶。社會趨于穩(wěn)定的“八十年代起，城市樓房越多越高，天越來越小，星越來越少，眼睛越來越模糊。現(xiàn)在九十年代過了一多半了。我離地下更近，離天上更遠了”（《譯匠天緣》）。

話說得有點沮喪，但其實金克木并沒有徹底放棄天文學。在《日歷·月歷·星歷與文化思想——讀〈火歷鉤沉〉》中，他便說，“研究星歷并聯(lián)系時空觀念考察文化思想不僅是古史問題，希望引起注意”。或許是因為倡導無人呼應(yīng)，他就自己動手，分別于1989年和1993年寫出《談“天”》和《甲骨出新星》，來考察傳統(tǒng)天文與文化思想的關(guān)系。

《談“天”》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古人不是照現(xiàn)代天文學那么思想的”。不過，所謂的“古”，并非自從盤古開天地直到清末，而是“‘天’的常識一直停留在戰(zhàn)國、秦、漢的這個基本點上，沒有隨著天文學和歷法學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在這個有特定內(nèi)涵的古代，所謂“上知天文”，“指的是人對具體的天象的系統(tǒng)化了解，包含后來所謂歷法、氣象以至人事安排（社會結(jié)構(gòu)），直到現(xiàn)代哲學所謂宇宙觀、本體論，即對于整個宇宙或說全體自然和人的總的概括理解和表述”。天不是天空，“也不是日月星活動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這些的全體，和地相對的全體。地的全體不可見（人不能上天），靠天來對照”。地和天既對立又密切相關(guān)，“無論時、空，都是由具體的日、月、星來定的”，“天是地的一面鏡子。這在古時是人人知道不需要說出來的常識。仰觀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這是古人無論上等下等人讀書不讀書都知道的。因為離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東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

正因為天、地關(guān)系如此密切，所以古人將人間投射到天上，同時將天上投射到人間。“不僅是日蝕、彗星等災變，天人相應(yīng)，如《漢書·五行志》的大量記載。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間。看到天象想到人間也該照樣。例如天中軸在北（北極），想到尊者應(yīng)當居北朝南，人君要‘南面’，而不隨太陽居南朝北，反倒是群臣北面而朝。將天象系統(tǒng)化，將星辰排列組合加以名稱和意義，例如說天上有斗，有客星，有宮，是用人間譯解天上。觀察結(jié)果，用人解天。有的說出來，記在書中，多是災異、祥瑞。有的不說出來，藏于心中成為思想，例如紫微垣中心無明星，一等明星散在四方，掌樞衡者實為北斗。這不能說出，只能推知。這就是奧妙所在。”

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較為深入地推求古人的思想。《史記·天官書》是古人觀天想法的系統(tǒng)總結(jié)，金克木稱為了解古書說“天”的一把鑰匙：“分天為五宮：中宮和東南西北四宮。中宮是北極所在，無疑是最重要的（為什么？大可玩味），所以首先舉出‘天極星’。一顆明亮的星是‘太一常居’之星。這一帶是后來所謂‘紫微垣’，即帝王所在之處。‘太一’旁邊的星是‘三公’，后面是‘后宮’。……天極星怎么不是最明？這不能說。再看文中講中宮的部分主要講的是北斗星。一觀天象就知道，居中而尊者的作用不見得比圍繞著它的大，可是沒有這個居中者讓全天星辰圍著它轉(zhuǎn)又不行。若要團團轉(zhuǎn)，就非有個軸心不可。《天官書》開宗明義第一段便表明了中國古人的這個思想。這是說不出而又人人知道的。這豈不是《春秋》尊王的根本思想？為什么‘五霸’要‘挾天子以令諸侯’？為什么王莽一定要篡位而曹操不肯也不必篡位？陸機《文賦》本文第一句是‘佇中區(qū)以玄覽’。‘中區(qū)’本指地，又指天，又指人。為什么讀書作文要先佇立‘中區(qū)’？”

金克木的眾多文章，有點像《史記》的“互見”，在一篇中提出隱諱的問題，可以到另外一篇去找。比如上面提到紫微垣中心無明星和天極星不是最明的問題，關(guān)鍵部分隱約其辭，很難恰切明白包含的意思。不過，在《秦漢歷史數(shù)學》中，金克木曾分析劉邦和蕭何、張良、韓信的功能，或許可以幫助理解這個問題：“一個虛位的零對經(jīng)濟、政治、軍事構(gòu)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三角的三邊互為函數(shù)。三個三角平面構(gòu)成一個金字塔。頂上是一個零，空無所有，但零下構(gòu)成的角度對三邊都起作用。這些全是只管功能、效果，不問人是張三、李四。所謂‘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德應(yīng)當是指作用，不是指隨標準變化的道德。”在這個金字塔結(jié)構(gòu)中，是不是因為零是虛位，所以受虛不受實？結(jié)合《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不是可以推測，紫微垣中心沒有明星恰好，天極星不是最明為妙？

從上面的分析或許不難看出，古人為什么會經(jīng)常提到天人合一、天人感應(yīng)、天人之際這類問題。刨去其中的迷信成分，追根究底，其實是因為天人原本就結(jié)合得極為緊密。在《甲骨出新星》中，金克木指出：“記天象就是記人事。記人事就說明了天象。記的人和讀的人當時有共同的了解。從《春秋》的天文及人事記錄中亦可見漢族從遠古一貫傳下來的思想。對天的看法同時是對人的看法。記天象常等于記人文。天和地上的人是兩面鏡子，互相反映，對照。這就是‘合一’。本來就是一，不必等到漢朝董仲舒去‘合’，去講后來的道理。這還不僅是巫師等有書本（甲骨簡帛）文化的人的見解，而是一般人上至族長王公下至族人百姓以至奴仆都承認的。記天是用一種符號語言記人。本來天人不分，分開后才能說是‘合’。‘盤古分天地’，天地本來是不分的。不分而分，分而又不分，這個漢族的思路，或說思維邏輯程序，是比占星術(shù)更普及更發(fā)展的。是不是從易、書、老、孔、佛到詩文小說戲曲中都有？”

在這篇文章中，金克木還比較了中西思想的不同，涉及他晚年非常關(guān)心的“李約瑟難題”，并從天文歷法角度嘗試提出解說：“為什么中國的歷法精而天文學到此不再大步前進？因為中國人從古認為宇宙不是和諧的，安排好了的，而是破壞了‘一’，出現(xiàn)了不平衡，陰陽不等，天傾西北，地陷東南，要不斷去平衡那個不平衡，例如閏月。因此，重視位和秩序，提不出歐洲人中世紀的天象規(guī)律問題，也不會提出古希臘人的日心說和地心說兩套。日心說站不住，因為觀察不到地動。地心說不妥當，因為觀察不出行星的規(guī)律性運行。照中世紀教士的想法，神創(chuàng)造的宇宙是和諧的，排得完美的，人越能認識這種和諧就越能向神接近，因為人也是神創(chuàng)造的。”

這個思考方向，仍然是借西方來映襯中國的傳統(tǒng)缺陷，跟當時多數(shù)從后果倒推原因的方式相似。何況，稍微深入一點看，從宇宙不和諧出發(fā)，照樣可以促使天文學進步。或許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后來的《數(shù)學花木蘭·李約瑟難題》中，金克木調(diào)整了單純的由果追因模式，開始考察西方科學興起的獨特原因。不過，天不假人，他已經(jīng)來不及用此來更新對中國天人問題的認識了。2000年8月，金克木永遠放下了塵世的憂勞，升入遼遠的蒼穹，去與自己喜愛的那些星辰傾心交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