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接到通知，上級決定調我到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工作，我當時的心情有點復雜。從感情上講，我非常愿意效力母校。顧慮在于，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作家，作品之所以得到認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部隊的生活積累和兩次參戰經歷，感悟了一些創作經驗。但是，這些經驗都是碎片化的，不成體系。從事教學工作，需要系統的理論準備，倉促上陣，能否勝任，心里確實沒底。

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我還是接受了挑戰。我對工作前景的預期有三個層次，一是迅速打開局面，那就放開手腳干到底。二是舉步維艱，那就恪盡職守干滿一屆。三是阻力太大，得不到支持，那就盡快卷鋪蓋走人——據說此前幾年軍藝文學系頻繁換主任，一年半載換一個，也很正常。當時還有一個想法，無論面臨的是什么，都要利用文學系這個平臺，有空就去聽課，再上一次學。

我去軍藝報到不久，招生工作就開始了。2013年春節過后，我一方面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一方面主持招生。白天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晚上回到學校，怕天亮了交通堵塞，常常是下半夜回到會議駐地，凌晨四五點司機在樓下等，我上車后往司機手里塞兩個熟雞蛋和一袋熱牛奶……想想那段時間，還是挺悲壯的。

在中國，無論是哪個學校，招生都是一個敏感問題，院黨委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紀檢、監督機制十分嚴格。作為主考官的系主任，是一線的執行者、管理者，同時也是被管理者。首次上陣，我的第一個嘗試性的小改革是，判分前進行討論劃檔，一旦在討論中形成共識，判卷分數只能在各個檔次區間浮動，這樣可以防止因個人好惡而產生的誤判。當然，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可能出現的不正之風。這個舉措雖然受到一些阻力，但最后還是強硬地推行了。再比如，以往招生，出題和判分都是本系老師，后來我們從校外請專家出題，出題和判分背靠背，一定程度地保證了公平公正。

招生工作改進了，教學工作又迎面而來。首先，教學對象不一樣了。我當年就讀的軍藝文學系，生源都是相對成熟的作家，號稱作家班。而2000年改為學歷教育之后，本科生源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基本上沒有寫作經驗，更談不上部隊生活經歷，要把這些前高中生培養成作家和文學創作人才，談何容易。其次是，師資力量不一樣了，當年的文學系，老師大都是頗有影響的軍隊作家，可以手把手地傳授寫作經驗。而我接手后的文學系，老師多是“學院派”的博士、碩士，以我的偏見，他們理論有余而實踐經驗不足，創作教學確實力不從心。

我沒有院校任教的經歷，不懂教學規律，但是我記住了院首長對我說的那句話“煥發徐懷中時代的光芒”，我的任務就是培養部隊寫作人才。對于當時實行的教學評價機制，我缺乏正確認識，認為過于形式化，遂采取消極應付的態度。對于老師們，我有過耐心，但更多時候是很不耐心地同他們溝通，甚至強制他們，“直接上手教創作，把作業變成作品”“讓文學系回到文學系”。這種理想化的要求遭到了一些抵制，張志強老師直言不諱地批評我是“用靈感指揮教學”“揠苗助長”。

好在，經過幾年磨合，老師們漸漸適應了我的工作風格，多數愿意支持我的工作，不僅兩個創作教研室加大了創作教學的力度，開展了一些創作訓練活動，就連史論教研室，也在傳播文學史論知識的同時，注入了方法論教學，幾乎所有老師都參與了對創作的指導。

2016年，我掐指一算快干滿一屆了，這時候就有了活思想，一直被壓抑的創作激情又蠢蠢欲動了。實話實說，我不甘心一直當一個教書匠。再說，雖然這幾年工作不斷推進，但是很費勁，總覺得放不開手腳……終于，這年６月份，我向組織上表達了辭職的意愿。

就在這不久之后，發生了一件讓我悔恨交加的事情。７月份的一個夜晚，我因為寫作，興奮得失眠，服了兩片安定，半夜沉睡，直到第二天上午9點，突然驚醒——這天上午舉行畢業典禮，我是唯一的缺席者。學院主要領導交代機關的同志：徐主任什么時候來了，什么時候把他領到他的座位上，哪怕還剩最后一分鐘。

可是，直到最后一分鐘，我還是沒有出現。畢業典禮之后，就放暑假了。這個暑假，我過得很不踏實，常常在心里自責：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為吃錯藥了，我雖然提出來辭職，可是在組織沒有批準之前，我是不會擅離職守的，我真的不是鬧情緒，我是一個老兵，不至于這么幼稚……

直到50多天過去，開學后的一天，主要領導找我談話，很不客氣地批評我，你還是沒有放下作家的架子，念念不忘你的創作。你為什么要辭職，是因為你缺乏耐心，缺乏擔當，缺乏責任感！

就在我還想辯駁的時候，主要領導話鋒一轉，嚴肅地說，你是有名氣了，可是你想想，是誰培養你的？是軍隊，是軍藝！創作是你的責任，鑄魂育人更是你的責任。一個成熟的作家，更應該有一顆感恩的心……

那次談話，讓我滿頭大汗。我最后心服口服地表態，我不辭職了，我再接再厲，讓我干多久我就干多久。

這以后，我調整心態，重新打量我的工作崗位，和黨委一班人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客觀分析，找到學歷教育和能力教育互補的融合點。過去看著那么棘手的問題，很快也就解決了。過去看著那么別扭的人，甚至那些經常抵制我的老師，也覺得可親了，他們說錯了我高興，因為他們是錯的。他們說對了我更高興，因為他們是對的。后來再看那些被我譏諷為“形式化”的東西，似乎也有存在的道理。教育是一門復雜的藝術，院校教育同師傅帶徒弟畢竟不一樣，總會有一些規定的、統一的動作，以強調文學創作個性化特點而抵制院校的共性化教育，是不科學的。

此后再同上級機關打交道的時候，我的態度溫和多了，彼此理解，相互支持。跟本系老師相處，一反簡單粗暴的作風，充分尊重他們的辛勤勞動。只要能擠出時間，我就盡量去聽課，再也不像過去那樣挑三揀四指手畫腳，而是懷著敬畏之心，端端正正洗耳恭聽，有時候還會像學生一樣舉手提問，活躍課堂氣氛。我和我的工作、我和我的老師、我和我的學生，漸漸達成了默契。

回顧軍藝工作點滴，雖然離“煥發徐懷中時代的光芒”尚有差距，但是為培養軍隊文藝創作人才，我們還是做了很多工作。2014年，《人民文學》雜志以軍藝歷屆師生為作者主體，首次推出了“軍事文學專輯”。在院領導的關懷下，我們修建了文學系榮譽教室，先后請回了徐懷中、李存葆、莫言、朱向前等前輩和校友，講述文學系的歷史，交流創作體會。自2016年開始，每年開學的第一天，我們就把畢業班帶到基層部隊，實行寫生式訓練。我給學生提出了“五個一工程”的目標：結交一個師傅，學會一門手藝，組織一次活動，撰寫一篇公文，創作一篇作品。連續幾屆畢業班學生創作的作品，分別在《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等報刊整版或專輯發表。

2016年，在創作教研室主任張志強老師的主導下，我們策劃了創意寫作三部曲：以小說《好一朵茉莉花》為基礎，讓學生“節外生枝”，續寫、補寫、改寫，甚至重寫，培養學生的想象力和結構能力。再以我的另一個作品《背鍋人》為靶子“草船借箭”，讓學生開展討論批評，有個年齡很小的女生甚至在文章里說了一句：“像徐貴祥老師這樣有經驗的作家，不應該犯這樣的低級錯誤”，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很高興。最后，又拿出我的早期作品《彈道無痕》，讓學生對作品人物的命運進行逆向思維，寫《彈道有痕》，創意為“無中生有”。實踐證明，這些辦法很實用，不少學生寫出了好作品。后來，東方出版社出版了軍藝文學系師生合集《好一朵茉莉花》《彈道有痕》和《背鍋人》。

2017年，原解放軍藝術學院整編為軍事文化學院，以文學、戲劇、音樂、舞蹈四個專業的創作師資為主體，整合為文藝創演系，由我擔任主任。連續三年，我們帶領學生深入部隊，一邊體驗生活一邊創作，各個專業師生互相配合，創作了《老營盤》《夫妻哨》《戰士的家》等一大批文藝節目，舉辦了“全迷彩教學實習惠民文藝晚會”等活動，在太行山腹地掀起了綠色文藝的風暴，至今還有當地干部跟我聯系，希望解放軍的文藝小分隊再到革命老區。

從2012年下半年算起，已經十年過去了。在軍藝工作期間，雖然個人的創作受到了影響，但是今天看來，這十年是我創作道路上最重要的十年，實現了從單打獨斗到協同作戰，從經驗積累到傳道授業，從作家到為人師表的轉變。我在軍藝重新讀了十年書，如果沒有這十年的積累和發酵，我恐怕不太可能寫出《英雄山》和《琴聲飛過曠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