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經改變了大眾媒介的文化形態。在媒體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文學這一印刷時代的文藝形式也面臨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依托互聯網形成的網絡文學日益成熟，文學與其他媒體也產生跨媒介互動和融合效果；另一方面，文學借助數字平臺在閱讀和傳播形式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電子書、播客、B站、小紅書等平臺使得經典文學作品和文學家重新成為二次元“網紅”。這十年，專業化的文學創作依托文學刊物、出版社取得了繁榮發展，而融媒體時代的文學以更深的廣度參與數字文藝創新，尤其是憑借著中國普惠式互聯網基礎設施，文學生產和閱讀越來越成為群眾參與、群眾共享的文藝形態。

融媒體時代文學發展的新形態

在媒介融合的時代，出現了兩種文學的新形態：一是網絡文學已經成為受眾面最廣的文學類型，二是文學參與影視、漫畫、網絡游戲等跨媒介敘事。

印刷時代創造了以報刊、雜志等為代表的傳統媒介，使得小說等現代文學成為大眾消費品。這種以現代社會、以現代人的生活為底色的文學形態，塑造了能讀書、識字的現代大眾，也使得文學教養成為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管是形式多變、主題晦澀的先鋒文學，還是娛樂化、通俗化的口袋小說，都反映了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眾的現代體驗。在媒介融合的時代，出現了兩種文學的新形態：一是網絡文學已經成為受眾面最廣的文學類型，二是文學參與影視、漫畫、網絡游戲等跨媒介敘事。

第一，網絡文學成為主流文化。自上世紀末期，網絡文學在BBS時代自發產生，經過20年的發展，網絡文學已經從小眾文化、青年亞文化變成重要的文化產業，并具有一定的海外影響力。2020年中國網絡文學市場規模達到249.8億元，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4.6億人，日均活躍用戶約為757.75萬人。網絡文學的特點有三個：一是類型多樣，玄幻、歷史、現實等題材應有盡有，穿越文、重生文、盜墓文、種田流、升級打怪流等分支眾多；二是讀者參與性強，網絡文學的創作和發布借助專業化的網文平臺，讀者的點擊率和反饋會對網文寫作產生重要影響；三是商業價值高，網絡文學已經為影視、網劇、網絡游戲、動漫等文化產品提供源源不斷的原創IP，IP改編產生的總產值超過萬億元。

盡管網絡文學也存在著迎合讀者、同質化生產“爽文”的現象，但依然出現了一批與時代、與社會形成呼應的文學精品，如《大江東去》《大國重工》《大醫凌然》《明月度關山》《網絡英雄傳》《大山里的青春》《白紙陽光》等偏現實題材的作品。相比20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處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等二元文化焦慮中，出現在中國經濟高速崛起時代的網絡文學基本沒有這些現代焦慮，反而通過歷史“穿越”實現古與今的融合、通過長時段的敘事完成中國與西方的文明對話，顯示了中國網絡文學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化自信。另外，網絡文學也成為海外網友了解中國的重要媒介，2021年網絡文學海外市場規模突破30億元，海外讀者也近1.5億人，已經成為中國國際傳播的文化名片。

第二，文學參與跨媒介敘事。融媒體時代使得印刷、電影、電視、廣播、互聯網等不同介質的媒介實現了融會貫通，正如閱讀和觀看方式已經從紙媒、銀幕、熒屏逐漸合一為電腦和手機屏幕。在這種背景下，文學也與其他媒介形態形成互動和轉化。一直以來，文學與戲劇、影視有著密切互動，如近些年電視綜藝節目推出《中國詩詞大會》《見字如面》《朗讀者》等深受觀眾喜愛的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節目，把傳統文學、現代文學轉化為趣味性、表演性和競技性的綜藝節目，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融媒體時代，文學也參與到短視頻、動漫、劇本殺等新興文化的生產中，一些爆紅的網絡視頻就帶有很深的文學敘事的因素。深受青少年喜愛的劇本殺游戲，也借助文學劇本的推理模式，其沉浸感、角色扮演等都與文學敘事有關。而一些網絡游戲中，文學也發揮著核心的敘事功能。可見，數字時代，文學不只是以文字為載體，而是發揮著文學作為文化創意動力的功能。

文學傳播的新模式

通過數字平臺閱讀文學作品帶來了雙重效果，既使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變成大眾化的公共數字資源，又在聲音化、視頻化的演繹中契合網生代、Z世代的欣賞和審美習慣，也便于文學在數字時代的傳承和創新。

借助互聯網平臺，文學閱讀、傳播和接受的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如果說在印刷時代，書店、圖書館是文學閱讀的理想場所，那么隨著平板電腦、電子書以及智能手機的流行，文學閱讀逐漸電子化和數字化。在互聯網搭建的虛擬平臺上，讀者擁有更多互動性和參與感，包括閱讀過程中的批注、劃線都能形成社交功能，使得文學消費帶有粉絲化和圈層化的特征。

首先，文學閱讀不再是一種單向度的接受，網絡讀者以社群、圈層的方式參與到文學生產和討論中。以網絡文學為例，借助互聯網的交互平臺，網文的發布、推送，網友的點擊和閱讀量都以數據的方式反饋到平臺，影響到網文的傳播效果。這種網文創作與網友之間的密切互動，一方面會給網絡寫手帶來“催更”的壓力以及迎合網友趣味的傾向，另一方面也使得網文創作者與網友處于“共情”狀態，寫出更有時代性和共鳴感的作品。很多網絡文學作家一開始是網文的讀者，在閱讀了大量網文之后轉化為網絡文學的創作者。不止網絡文學，這種“用戶生產內容”的現象是自媒體時代內容生產的常態，如同人文學就是資深粉絲深度參與網絡文化的印證。不過，過度粉絲化和“飯圈化”，也會帶來一些弊端，尤其是組織粉絲打賞、控評，會帶來社會輿情效應。

其次，通過播客等數字廣播媒介助力文學推廣。以喜馬拉雅、荔枝、蜻蜓、小宇宙等為代表的播客平臺讓聲音媒體重新煥發生機，很多經典文學名著、熱門網絡文學借助播主的演繹實現了聲音化傳播，使得文字版的文學更加生動、立體。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播是跨越城市與鄉村最為大眾化的傳播媒介，相當多的紅色經典、戲劇、電影都變成有聲有色的廣播劇，成為人民群眾最喜聞樂見的藝術樣式。與集體收聽“廣播”不同，手機和耳機使得人們沉浸在有聲書、經典朗誦的海洋中，更容易進入文學所營造的想象力的“元宇宙”。

第三，在B站、小紅書等深受年輕人喜歡的視頻、圖文社交平臺上，有一些文學類UP主，形成文學閱讀、分享的社群，很多網友通過B站閱讀文學名著，如《三國演義》《西游記》《百年孤獨》《三體》等都是熱門讀物。而一些文學經典、文學家也成為二次元里的文化“網紅”，如魯迅是B站上最火的作家，魯迅說過的話、魯迅的故事都被制作成表情包和系列視頻，甚至魯迅的《野草》也被改編為說唱歌曲，據統計，魯迅在B站有一萬多條視頻，總播放量近2億。正因為粉絲的積極參與，使得圍繞著文學經典衍生出視頻、動漫等二次元作品，如張愛玲、汪曾祺變成美食文學家，這也是融媒體時代網友接受文學的獨特經驗。

通過數字平臺閱讀文學作品帶來了雙重效果，既使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變成大眾化的公共數字資源，又在聲音化、視頻化的演繹中契合網生代、Z世代的欣賞和審美習慣，也便于文學在數字時代的傳承和創新。

創意文學的興起

借助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平臺，人人都能成為自媒體的內容生產者，包括文字、圖片和影像，這給個人提供了參與文學、文藝生產的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近十年來，創意文學在文學領域興起。創意文學的出現與文學教育去專業化，培養更多適合影視、創意廣告、編劇等行業人才有關，也與移動互聯網為普通人參與文學生產提供了技術基礎有關。創意文學課程成為大學中文系適應數字時代的專業轉型，而以非虛構文學為代表的創意寫作成為移動互聯網時代最受矚目的文類。

創意文學的概念來自于美國，其初衷是鼓勵非職業作家通過一定的寫作訓練，掌握基本的寫作方法，學會用文學的方式來表達，有的也會變成職業作家。非虛構寫作是創意文學最重要的文類，非職業作者學會寫作的第一步往往是從講述自己的故事開始。寫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在傳統媒體時代，寫作是實現大眾從被動的閱讀者和受眾變成主動的創作者的重要中介，文學創作的邏輯性、形象化和抽象性，使得文學寫作變成一種個體主體化、社會化的行為，是從“烏合之眾”變成有理性的、有獨立判斷的主體的過程。借助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平臺，人人都能成為自媒體的內容生產者，包括文字、圖片和影像，這給個人提供了參與文藝生產的民主化和自主化的可能性。

非虛構文學“天然”具有社會性，使得文學這一被邊緣化的文體再度成為公共性的媒介。暫且不討論新聞記者發表在自媒體平臺上的非虛構作品，僅以非虛構作家梁鴻、黃燈為例，她們出版的《中國在梁莊》系列、《大地上的親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等作品讓鄉村、農民等題材和形象再次進入公共視野。前者把個人返鄉的所見所聞變成對當下農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觀察，引發人們關注農村老人自殺、留守兒童、環境保護等話題，后者讓人們看到主流媒體中不可見的另一種鄉村圖景，部分被現代化發展所拋棄和掏空的鄉村。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非虛構文學是由非職業、非專業作家完成，反映了主流文學敘事中不可見的群體、地域和記憶，帶有群眾文藝的面向。

借助新媒體，也使得普通群眾都能參與文學創作。如進城打工的勞動者在工作的城市組成文學興趣小組，他們大多借助手機進行文學閱讀，通過微信公號、今日頭條等平臺發布自己的作品。如世紀文景策劃出版的《勞動者的星辰》就收入了范雨素、郭福來、苑偉、李文麗等9位勞動者的文學作品，他們用文學來表達生活和感悟，重建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文學是相對低成本、廉價的文化媒介，每一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創作文學，這使得新工人也有可能借用文學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所思所想，再加上自媒體時代，使得文學的發表和閱讀更為便利。這些以文學之名留下的“星辰”，來自于勞動者生命中的所見所聞，每一次書寫都是他們生活的齒輪刻下的印痕，既見證了大多數人的生活，又留下了豐富的時代聲音。

在萬物互聯的時代，信息傳播的效率大大提升，人與人的距離不再受時空的限制，而數字化和虛擬化也塑造了無形的“幕墻”，在平臺算法的支配下把受眾隔絕在不同的圈層中，大眾社會被分眾化和小眾化。再加上人們借助手機的“小屏”來完成與虛擬世界的連接，“分眾”進一步蛻變為孤獨的“個體”，每一個人都沉浸于、區隔于一個個數字“洞穴”里。這種萬物互聯與數字“繭房”的悖論情景，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數字時代的社會性。文學自誕生以來就是一種帶有公共屬性的媒介和文化空間，期待融媒體時代的文學有助于打破數字“洞穴”的深淵，重建數字社會的公共性和網絡公民的主體性。

（作者系北京市文聯簽約評論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