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有很多沮喪，其中一點是知道自己只是個寫小說的。這聽起來略顯可笑，難道本不就是個寫小說的？只是但凡一個人在較為年輕的時候有些多余的理想，就總覺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就比如我依舊常常幻想自己晚年在一個大平層里面畫畫，但很快我就取消了這種未來心裹挾著的虛榮。因為我意識到寫小說這一件事才是這些年我唯一沒有停歇，一直在進行的工作。而繼續細化起來，與之伴隨的最久的工作，便是安撫家人，陪伴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試著洞悉創造性勞動的意義——知道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就是與親人相關的那條秘密通道。親情生活這樣一個聽起來較為枯索的題材，每隔幾年我都會找機會處理一遍。在《傳聲筒》之前，是《猶豫的時候更接近道德》與《戰國風物》。我不敢說僅就這個題材來說，我的寫作是有進步的，而只能說，當試圖打撈水面之上的生活時，我發現真正改變其面貌的，來自底部的根扎在哪里。

對我來說，近幾年內心最動蕩的一段時間，一個是疫情剛剛來到，被封鎖在老家的街上，和眾多親戚相伴的近兩個月里感受到的細節。另一段就是上海今年的春天到夏初，我在房間內與自己相處的三個月。這兩段經驗，一個是認清與自己相關的附近生活的樣貌，另一段是認清自己的脆弱，甚至卑微。或者說，看到底部的自己。《傳聲筒》寫于上述兩段生活之間，既有著第一段記憶中的各種不適，又似乎也為應對第二段生活積蓄著能量。

對每個人來說，長期面對自我是充滿危險的。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人，都可能發現自己是潛在的暴君。懂得體貼，與其說是一種修養，不如說是一種能力。責任的建立，也并不是在要求付出，而是幫助一個人真正成為他自己。或許可以說，一個人的獨特性，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免于僅僅只是一個觸角的命運，而成為懂得循環的枝蔓。

也是出于這種目的，我試圖通過《傳聲筒》書寫幾個普通人在醫院內外一日的生活。空間越有限，可移動的范圍越窄，問題就越多，人能看到的自己反而越全面。我想讓這幾個人在這個過程中看到自己的觸角，然后互相觸碰，在感覺到疼的那一刻試著變化一下自己的模樣。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這篇小說背景的暴雨，原型是二〇二一年夏天鄭州的暴雨。在及腰的水中，我曾和很多人一起去買飯。雨后的白天，走路的時候，眼睛只敢往上看，生怕看到腳下躺平的嚙齒類動物。夜晚暴雨后的街頭歌者，一邊高唱，一邊講述自己被困地鐵的記憶。在別人的幸存與幸運之間，我獲得了那個夏天難得的松弛。而所有這一切，在二〇二二年的春天，與窗前松樹對視的幾個月里，都化成微弱的力量，一定程度為我擋住手機信息的波濤，還有一些動蕩的內心瞬間。而那些摩擦，每一遍，都像齒輪，在微弱的疼和激烈的變形之間，試著帶我跑出了零點五厘米。

2022.9.9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