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在離瀘沽湖不遠的木枝，在普米語里，“木枝”是“族人分遷”的意思。當年族人們遷徙到這里，一部分去了永寧，一部分去了紅橋，一部分去了翠玉，還有一小部分則由此去了東波甸。“東波甸”在普米語里是“物產豐富的地方”。小時候去外婆家，偶爾會遇到東波甸來的人，問東波甸有多遠，他們指著遙遠的群山說很遠，還在那些山的背后。為了表明它是多么的遠，他們還說了句民謠：“父親的兒子我什么地方都去過，就是沒有去過東波甸。”

上中學那陣子，我們班有幾個來自東波甸的同學，放假回去的時候，他們腰上都會挎一把砍刀。砍刀裝在木制的殼里，外面用獸皮包裹著，走動時會發出沉悶的怪響。一旦聽到這種怪響，我們就知道東波甸的同學要回家了。問他們為何要帶刀出行，他們回答說，回家沒有路，經過的地方都是荊棘叢生，有時還會碰到熊、豹等猛獸，拿刀是為了開路，也是為了防身。

我沒有想過此生能到東波甸，它是那么遠，遠在天邊，遠得只在古謠里飄搖。然而2015年，因參與脫貧攻堅工作，我終于走進了這個神秘的地方。

從麗江到東波甸，過去只能先到寧蒗縣城，再繞道前往。阿海電站修建后，從玉龍雪山繞山而下，過金沙江上的阿海大橋去東波甸，就省了很長的路。去之前我給東波甸的老同學熊志紅打了個電話，一路上他的電話不停追逐著我的行程。有些地方我知道，有些地方我就只能跟他形容，旁邊有棵怎樣的樹或怎樣的一塊石頭。開始時路面是柏油路，車速較快，到后來隨著路面的變化，車速越來越慢，有些地方被泥石流破壞后，甚至沒有了路，我們不得不下車檢查，想辦法找些石塊、木頭之類的墊在車輪下，再慢慢前行。老同學在電話里說，過了河就快到村子了，當時天已經很黑了。我搖下車窗，冷風颼颼，四周的群山更增添了夜的黢黑，似乎一只看不見的手，在不停地向四周拋灑黑色汁液。狗的吠叫聲，木屋里漏出的光，都讓疲憊不堪的我們仿佛來到了一個神秘的世界。稍有不同的是，對我來說，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家園。

尋著老同學的電話導引，我們來到了他家。這是典型的普米人家，火塘上有鐵三角，也叫鍋莊，鍋莊上方是名叫“宗巴拉”的祭祖敬神的神龕。屋子正中是一根中柱，中柱右邊是高出地板一米左右、用木板搭建起來的“丹”，方言又叫“上火鋪”，鋪上了栽絨，是賓客的座位。我們一行人被請到上火鋪，享受著當地人的熱情禮遇。

看到羊肉在鍋里沸騰翻滾，我知道老同學殺了羊。隨行的人面面相覷，不停地看我。我知道他們的顧慮，就跟他們說，他是我老同學，不是建檔立卡戶，大家可以隨意一點。我將自己帶的禮物拿給老同學，叫他敬一下鍋莊。等他履行完儀式，我說你沒有聽到我們肚子在叫嗎？他大笑起來，連說趕緊開飯。只見幾個年輕人各司其職，倒酒的倒酒，上菜的上菜，有的還不忘將松明火把添上幾根……

第二天，一行人在鳥聲里醒來，吃過早餐，讓老同學引路，我們便開始了東波甸脫貧攻堅的精準識別工作。

應該說，到這時我才真切地看清了東波甸。它是個依山的美麗村莊，東面南面都是山，森林茂密，西面與麗江隔金沙江相望，北面也是一座大山，懸崖峭壁，植被比較稀疏。人們在上面鑿出一條溝渠，通向另一個地方拉伯，這條渠被譽為小涼山的“紅旗渠”。

然而就是這么一個美麗的地方，隨著入戶調查的深入，我的心不住地發涼。

入戶第一家，是納九此里家，一家三口人，兒子在昆明打工，因為一場意外事故，背上了10多萬的貸款。開始時他有點不好意思，只是說出了點事，并不說是什么事。我們慢慢解開他的心結，才得知他兒子與人打架，把人打傷住院，賠了不少錢。

入戶第二家，是熊建軍家，只見院壩雜草叢生，正房大門緊鎖，屋頂蓋的黃木板有的已掉落在地，壓在屋頂上的石頭搖搖欲墜。院壩坎上有個二層木屋，被火燒過，黑乎乎的。我心想這家人去哪里了？等了好一會兒，只見一個穿著牛仔褲灰T恤、趿拉著拖鞋的小伙，從另外一戶人家拿了幾個塑料凳子過來。他把塑料凳子放在雜草叢中，請我們入座。我說這家人呢？他說自己就是。我問他多大啦？他說自己是屬什么的，我知道是30多歲。他看向我的眼神是無精打采的，我從他眼里看到的只有迷茫，甚至覺得他的眼睛只是一種擺設。我倒吸了一口涼氣。怎么會這樣？老同學告訴我，他有個兄弟，不知何故把院壩坎上的屋子燒了，自己在鎖著的木屋里自殺。雖然火被撲滅了，但人沒有救活，之后他母親就被姐姐家接走了。

入戶第三家，是熊學文家。他的母親已經87歲了，雙目失明，他為了照顧母親而無法外出……

通過幾天的走訪，我們發現在東波甸村39戶人家中，有18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我沒有想到，這個村莊美麗的外表下，隱藏著這樣的貧困。貧困背后的故事千差萬別，各有各的不幸。

接下來，我們根據國家政策和不同情況，從產業幫扶、就業扶貧、住房安全、基本醫療保障、人居環境提升、金融扶持、兜底保障、義務教育保障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一戶一策的幫扶措施并將其付諸實施。

冬去春來，幾年時間里，我同單位派駐的駐村工作隊員吉克木呷、夏云發和結對幫扶的同事們，不知多少次走進東波甸。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到了2020年，四米寬的硬化公路通了，電燈代替了松明火把，在那些核桃樹、梨子樹、蘋果樹、花椒樹中間，一家家磚混結構的安居房建起來了。村民們時不時聊起電視里的國際話題，就像聊隔壁家的事。穩定的收入增長，讓很多人家有了汽車夢。村子與相鄰的光明村共建了幼兒園，有了兩個老師。熊建軍、納九此里都被聘用為生態護林員。熊建軍家雜草叢生的院壩已打上了水泥地皮，木屋都拆掉了，他在安居房里不時掏出手機，打給山上放牧的人，告誡他們不要抽煙。從聲音聽得出來，他對生活充滿了激情和希望。一次，納九此里對我說，如果不是兒子打了人，他就不會賠錢、不會貸款，也就不會貧困，也就不會成為建檔立卡戶。因為貧困，自己享受了國家的扶持政策，日子是好過了，但想到這一切都是兒子那一拳頭換來的，心里不是滋味呢。我說這就對了，說明你是有自尊的人，也是有思想的人，更要珍惜現在的一切，更要懂得感恩。他不住地點頭。熊學文的母親已納入低保，每次我去看她老人家，她都會用手摸摸我的臉，說些祝福的話……

我曾用一組小敘事詩，真實記錄東波甸的變遷，其中一首《真正的菩薩》是這樣寫的：“甲初爾千的兒子/昏迷多日/轉院去省城治療/花了十多萬元醫療費/讓他感慨的是/孩子治愈出院時/作為建檔立卡戶/自己沒有出什么錢/回到村里/他逢人便說/我們天天燒香拜佛/也過不上好日子/現在，共產黨/讓我們吃飽穿暖/有病了還給我們治/這不是菩薩是什么？”

東波甸只是遙遠天邊的一個小村莊，只是小涼山千萬個村莊的一個縮影。然而透過這個村莊的變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普米族整族脫貧的偉大歷程。脫貧路上，一個民族也不掉隊，是一個大國政黨對世界的莊嚴承諾。為了普米族整族脫貧，三峽集團還承擔了結對幫扶的任務。作為普米族詩人，能參與并見證這段輝煌歷史，無疑是幸運的。

遙遠的東波甸其實并不遙遠，它就在祖國溫暖的懷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