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 者：2012年，您的長篇小說《春香》獲得第十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春香》與朝鮮族民間故事《春香傳》有關系嗎？《春香》的創作又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金仁順：《春香傳》流傳了300多年，是朝鮮半島最著名的民間故事，里面有浪漫的男歡女愛，也有圍繞著貞潔烈女產生的三角關系，故事動人，三觀傳統。我后來看過朝鮮拍的歌舞片《春香傳》和韓國拍的盤瑟俚版的《春香傳》，導演們努力尋找著新形式，但瓶子再新，里面裝的仍是舊酒，故事的內核是男尊女卑，女人是男人的附屬，為男人奉獻一切，得到幸福的唯一出路是耐心等待男人的救贖。我最初寫《春香》是懷著對這個民間傳說的不服氣，是一種游戲的心態——為什么春香一定要等著李夢龍來解救？為什么傳奇不能是人為制造的？女人們獨自生活，為什么不能更好、更快樂、更自由？在我的小說里面，我關注春香如何出生，怎么長大成人，什么人和什么事情曾對她產生影響，什么樣的機緣巧合使她最終變成了傳奇。我要寫民間故事里面沒有的那些點點滴滴，柴米油鹽。故事越來越長，也越來越認真，我顛覆了原來的故事。如果改掉三個主人公名字的話，這部小說幾乎和《春香傳》沒有什么關系了。但這本小說仍舊還是《春香》，只是它是我個人的“春香”，不是廣泛意義上的“傳”了。

記 者：其實，除了《春香》外，您還有不少小說是關于朝鮮族的，比如《高麗往事》《桔梗謠》《云雀》《城春草木深》等。您在處理少數民族題材時，多將其置于歷史時空中，您是如何看待少數民族題材與歷史和當下的關系的？

金仁順：我的古典題材寫作是架空文，和真實的歷史時空、人事沒有半毛錢關系。我寫歷史小說的唯一理由是這些故事放在當下時空不合適。比如說小說《盤瑟俚》，我想寫一個女兒弒父的故事，但我不想讓她為此擔起全部責任，也不想把這個故事僅僅寫成懸疑案件。這在法制社會實現起來太難了，至少會變得復雜、晦暗，而我要的是明亮和簡單。所以我就把故事架空到了古代朝鮮半島，這篇小說才5000字，但將男人的酗酒、薄涼、自私，和女性的悲苦、無助、被摧殘都推到了極致，同時又是符合當時朝鮮社會真實情形的。小說是寫人性，而千百年來，人性沒什么大變化，所以小說背景是歷史還是當下，沒那么重要。

記 者：感覺您這類題材的寫作節奏較為舒緩，區別于其他當下題材。在不同的題材上，關于敘事節奏與腔調，您有什么講究嗎？

金仁順：我想說明一點，這里的區別主要是在古典題材和當下題材上，而非關于朝鮮族題材。

寫作古典題材時，我的敘述的確會放緩，像一首古老民謠，慢慢哼唱起來，我會很有耐心地描寫一些生活細節；但處理當下題材時，我會減少很多閑筆，在很多空間和時間的描述上，讀者和作家是同一個維度，能一句話說清楚的事兒，又何必啰唆呢。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藝術的水準跟敘述節奏快慢、細節繁簡其實沒什么關系，而是跟故事的講述方式、方向，乃至作家對故事的情感和態度息息相關。同樣的故事，千人講來千般樣，故事是無窮無盡的，講故事也因此成為一個古老的職業。

記 者：談到生活細節，日常生活在您的小說或散文創作中有怎樣的地位？

金仁順：日常生活是寫作的水土啊。小說、散文都是在這塊水土中長出來的，可能是一把水靈靈的小白菜，豆莢里面的幾顆豆子；也有可能是傷疤，是刻骨銘心的仇恨；或者是怦然心動的愛情，晦暗不明的曖昧。但真正定位作品坐標的，是作家的世界觀。換個比方，如果說作品是作家拿出來的一顆顆丹藥，那日常生活是投入煉丹爐里的原材料。作家可以虛構任何天馬行空的故事，但越是天馬行空，越需要有生活經驗打底。

記 者：您不僅常常關注朝鮮族女性的命運，其實您的其他小說對女性也有著細膩且不俗的描寫。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書寫的？

金仁順：寫作的時候我從來沒想過我要站在女性主義視角，或者別的什么立場，我考慮更多的是小說的故事、人物，以及如何寫好故事以及人物。但作品完成后回頭審視，其中有一部分作品還真是具有鮮明的女性主義傾向。短篇小說《宥真》中，宥真是“我”的一個韓國詩人朋友，兩個人在國際寫作營中相識、交往，宥真雖然有才華，卻因為她的寫作帶不來名利，受到丈夫和周圍人的輕蔑和嘲弄。只有談戀愛的時候，她的詩歌才像某種化妝品似的，能讓宥真多出一點兒魅力。但即使是這種吸引力，也如過眼云煙，戀情匆促而頹喪，婚姻沉悶而失敗，找不到喜歡的工作，以至于宥真掙扎著想：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男性，女詩人、女作家才能邁向成功？在小說的最后，不懷好意的文壇大佬終在討伐聲中跌下神壇，而宥真在平淡孤寂的生活中，與詩歌為伴，貧窮但清高。

這些女性人物都有生活的基底，但又是虛構出來的理想化形象。女性主義一旦融入小說里面，它的骨肉血脈其實也是打碎了糅和進人物和故事中，是混沌、曖昧、矛盾和糾結的。現在分析文本時，她們身上的女性主義成分非常重，但寫作時，我關心的是她們最感性的部分。

記 者：想必不僅女性身份對您的寫作有影響，民族身份也有很大的影響吧？

金仁順：我接受自己的多重身份，雖然每種劃分都難免簡單、粗略，但這些劃分仍然能夠體現出一些共同特質，對作家而言，能多個身份和視角，總會多一些驚喜。不過身份的多樣性是外部的，或許能夠豐富寫作題材，跟作品的深度和思想性卻關系不大。好作家和差作家從來不是通過身份的復雜性來決定的，是某些作家寫出了讓人感動的作品，通過作品回溯到作家身份的種種，這才有意義。

記 者：您對短篇小說創作十分擅長，能談談您對短篇小說的看法嗎？這十年來，您最滿意自己的哪部短篇小說？

金仁順：短篇小說，短的只是形式，其他的要求跟中篇小說甚至長篇小說都是一樣的。而且，它注定要更濃縮、更凝練，言有盡而意無窮。我沒有“十分擅長”，事實上，寫作了這么多年，每次寫一個新小說時，仍舊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也談不上對哪篇小說特別滿意，每篇小說都是生活中的某個尖角刺痛了我，從而引發了我寫出來的欲望。比如說《小野先生》，是我20多歲時見過的一個日本朋友，他50多歲了，講起他父親年輕時參加過侵華戰爭，在漫長的余生里，始終生活在愧疚中，說自己不配死在潔白的床單上。當時我很受觸動，原來，那些侵略者不只是雙手沾滿了鮮血，他們也會像麥克白夫人一樣，想盡辦法把手上的血再洗掉。但殺人的血是洗不掉的，只能用自己死亡的血覆蓋其上。再比如《噴泉》，我少年時代生活在礦區，《噴泉》里面的情感故事雖然是我虛構的，但小說里面的細節、情緒，以及絕望都是真實的，小說里面的“假”，比現實生活中發生過的事情更“真”。這就是小說最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記 者：這十年在您的創作坐標上，大概屬于怎樣的十年？

金仁順：我的寫作時間已有二十六七年了，最近的十年，和以往并沒有太大的不同。寫作是我的職業，對于寫作而言，有沒有我，無關緊要；但對我而言，沒有寫作，我的人生將失去大部分意義。但這十年有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我進入了中年，我的寫作也從熱情熱愛轉變為職業和日常。少了激情飛揚，多了沉穩清晰。眼下我沒有辦法為我的創作坐標定位，這十年的意義，我能確定的是：能成為作家，何其幸運！這個職業對我而言，是最最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