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雄安新區”等國家重大戰略的相繼推出，以京津冀文脈為依托的京派文學研究迎來了一次新的歷史機遇。在這個背景下，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京派文學研究不能再局限于傳統形態的地域文學研究，如何建構一種根植于地域但又超然于地域的“大京派”的視野和體系成為十年來京派文學研究的新方向與新視點。

還原：從“地域流派”到“文化群落”

京派文學研究在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地域文化熱潮之后，在近年來也開始逐漸陷入困境。一方面，“京派”的命名使這個流派從誕生起就帶有著強烈的地域性特征，怎樣認識京派與北京的關系，長期以來是京派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問題的另一面是，僅僅從地域層面對京派進行研究，有些問題是難以解釋的，比如說大多數的京派作家并不是北京當地人，沈從文、廢名等人書寫的題材跟北京也沒有直接的關系。“京”對于“京派”而言，顯然并不是簡單的地域影響，僅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判斷誰是京派、誰不是京派，不僅無法使得京派的邊界更加清晰，反而割裂了京派之間其他的有效聯系。為了打破這一困境，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紛紛跨出地域文學的圈層，試圖在一個更廣大的社會歷史的范圍里來重新審視京派文學的問題，而文學地理學理論的提出、“大文學觀”理念的深入以及京津冀文學資源的共生與相融，都為京派文學研究的這種轉向提供了先決條件。

嚴格來說，京派并不是一個典型的文學流派，它的人員聚合、組織方式和文學理念，都是很松散的。因此學者們發現，在考察京派的群體性特點時，與其在作家作品的風格特色上尋找地域性某種對應，不如把目光投向生成京派文學的復雜機制和外部文化形態更加合適。在這種趨勢下，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為核心的學院交際圈、以《水星》《駱駝草》《大公報·文藝》《文藝雜志》為紐帶的報刊平臺，以胡適、周作人為精神領袖的老京派與沈從文、廢名為代表的新京派之間的代際師承等因素成為重新理解京派的入口。在這種研究趨勢下，“京派”的定位逐漸從一個地域屬性明確的文學流派，被還原成一個錯落有致的文化群落和文化場域，在形態上獲得更加自由、松散的生成性。不同于魯迅與紹興、沈從文與湘西這種先天式的原生牽連，京派文人與京津地區大學教育的關系、在北方都市空間的生存體驗、與出版平臺的合作，甚至還有他們在諸如公園、沙龍、會館這樣文化空間的活動，共同構成了一種后天的社會文化關系力量，這是京派在地域性上所體現出的獨有特征。這種文化群落性質的還原，也解決了一些京派作家在“京”這個問題上的身份猶疑，如果我們不把“京”理解為純粹的地理空間，而更多指向一種社會關系和文化關系的空間，它可能來自于學院之間的師承，也可能來自于私人之間的交際，或者也來自于報刊平臺的集結，那么一種生態學意義上“京派群落”便可以以更加錯落多元的形式存在，這看上去似乎對京派的“地域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但實際上是一種更加復雜形態的地域性，一種更加貼近京派本來風貌和內在機理的“地域性”，也更能抵達京派生成的深層機制。

破圈：京津冀文化資源的多維聯動

雖然京派文學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但客觀而言，在地域性研究方面，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太過于集中于京派之“京”。但如同上文所言，京派的文學形態是無法用單獨、封閉式的地域結構進行闡釋的，在京派的主體構成上存在著大量的非“京”元素。特別是在京津冀一體化的戰略背景和歷史契機下，京派文學研究更應該突破一時一地的時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文脈譜系，以更豐富的內涵、更深厚的底蘊、更宏大的氣象呈現出一種“大京派”的全新面貌。

京津冀文脈資源的疏通與盤活。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文化有著共同的母體燕趙文化，又有著各自的文化個性和差異，如何理清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如何梳理京津冀文脈的流脈與“枝杈”，是當下京津冀協同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京派文學本身就交織著一個時代的政治、歷史、社會、經濟等多重元素，這股力量對京津冀文化資源的重啟和調動無疑是強大的。以劉勇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以建構“大京派”文學疏通京津冀文脈譜系的學術構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的一次努力嘗試。而“大京派”文學想要構架出屬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脈絡，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把京津冀的文化根基、文化特點、文化聯系搞清楚、弄準確。因此建立在京津冀三地文學資源的整合之下的“大京派”文學體系是整體認識與綜合研究三地文學特征和演變的有效途徑。以京津冀文脈譜系為基礎建構“大京派”文學，以“大京派”文學為著力點推進京津冀文脈譜系的疏通與連接，不僅對京津冀協同發展有著切實的促進作用，而且也進一步拓展了京派文學研究在當下的空間。

京津冀文化資源協作機制的互動。學界雖然常常將京派定義為上世紀30年代活躍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但在考察京派與城市的關系時，研究的視角又被逐漸傾斜在北京一城之上，在“京”的強勢文化光環下，“津”的元素總是被忽略的存在。事實上，“京派”的出現和發展離不開“津”的支持，天津活躍的市民文化、豐富的民間藝術形式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都對長期活躍在天津的京派產生著重要的影響，作為通商口岸和九國租界的地理環境，更是促進了商業尤其是報刊文化的繁榮，形成了自由獨立的話語空間。更不用說沈從文在《大公報》上發起的“京海”之爭、“反差不多”等系列爭論，蕭乾在《大公報》上設立“文藝獎金”并評選獲獎作品、專設“書評專刊”、邀請作者讀者和評論者共同針對一部作品開展討論交流。這些活動搭建起了文學生產、傳播與消費的鏈條，推動著京派的主體建構與圈層形成，使得京派更加以整體的姿態走上歷史舞臺。以陳平原為代表的學者就曾提出重視京派崛起過程中京津兩地之間的文化配合和資源調配，并且認為建立一種“雙城記”的視野，才能立體地考察文學的生產、交流與消費。過去的十年，我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實現區域協同發展，不僅是各種經濟產業的綜合發展，文化更是重要的一環，京派曾經涉及的京津冀三地文學的互動聯系，可以作為實現區域文化協同發展的重要參考。

京津冀文學地圖的重繪。既然北京、天津、河北始終處于這種同根同源的文化聚合力下，那么從京派到大京派的研究轉型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將以往分散的京派文學、京味文學、白洋淀文學、華北紅色文學等京津冀三地的文學資源重繪為一個相互貫通的大文學地圖。事實上，京津冀文學資源的割裂和各自為陣，不僅會帶來概念上的混淆，更掣肘了各自研究的推進。因此，只有超越京派文學具體的歷史時期，超越京派文學的空間局限，這些相互牽連、難以分割的文學現象才會在一種整體性的關照中凸顯自己的文化特性。而除了以上各種文學板塊之外，將其貫連起來的大運河文化帶也尤其值得關注，研究整合大運河沿線的文學文化資源也是推動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應有之義。不少學者對于運河文化、運河文學、運河敘事進行了研究與思考，新京派的劉紹棠、徐則臣也在這個意義上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關注。

鋪展：打開地域文學流派的生態光譜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個文學流派、一種文學理念想要在文學史上獲得一席之地，首先取決于它的獨特性。如果失去這種獨特性，就很難在文學場域中獲取自己的話語權和立足點。比如五四新文學的“新”是建立在傳統文學的“舊”的上面；創造社“為藝術”之所以能異軍突起，在于它針對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當這種獨特性投放到地域性上，則會顯示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比如京派和海派，正是在南與北、京與海、官與商的二元對峙當中，彼此文學形態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彰顯。這也是文學流派能夠稱之為“派”的核心所在，一個流派如果含含糊糊、兼容并包，是不可能確立起自己獨特的文學形態和美學風格的。這是文學流派在自我建構的過程當中，為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種策略。但作為研究者的我們卻不能把這樣的“策略”當作全部。京派是田園詩意的、海派是現代摩登的，這是一種后置式的總結。如果以這樣的思路進入文學歷史現場，認為北京的孤寂造就了京派的古樸悠遠，上海的摩登造就了海派的頹廢感傷，這樣的理解不僅使得作家自身的生命體驗、藝術感受被很大程度地簡單化，而且文學現場復雜的生態聯系也被切斷了。

更何況，文學一旦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特質，就不是某一個流派能夠簡單給予闡釋的。而奢求一個作家始終屬于“一地”、“一派”，這更是一個天真的想法。師陀作品中對人性美的向往，對現代文明的反思使他的風格在某種程度上與京派趨同，但是他對現實的關注和思想傾向又和左翼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自己與京派的關系，師陀曾經含蓄地表達：“可以追隨流派，但不應排斥其他流派。”這實際上是師陀對于文學流派的一種深層次認識。不同的社團也好、流派也罷，都并非是截然分明的，且不說各自在文學活動、創作題材、文學觀點、人事關系等各方面都有交集，同一個作家、同一個流派在不同語境下對相同的對象都會差異較大的態度，更不用說在血緣關系、同鄉關系、師承關系等人際網絡下，一個作家思想立場所能體現出來的復雜性。沈從文批判海派，卻始終與最“海派”的施蟄存保持著很好的關系，靳以、蕭乾雖然長期以京派為陣地展開活動，卻因為巴金的關系在后期創作中越來越傾向于左翼。現代出版機制也讓作家常常突破流派的限制，比如說沈從文和朱光潛多次批判小品文，但并不影響他們在《論語》《人間世》上發表文章，魯迅和茅盾也曾為《論語》寫過文章，唐弢、曹聚仁、徐懋庸更是列名《人間世》長期撰稿人名單。沈從文批判《良友畫報》是新海派的刊物，但他的《從文小說習作選》《記丁玲》等著作也都是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在復雜的文學生態場域里，多個流派曲折爭流、分合流動，無論是京派也好，海派也罷，都絕非凝止之物，更不是鐵板一塊，它們在各自的浮動、碰撞、衍變、分裂和重組中，展示自己蓬勃、復雜的生命歷程。如果我們僅從地域的差異、理念的分歧去看待每個流派的個性，很容易陷入“只見蒼蠅、不見宇宙”的偏頗，在文學研究越來越走向“大文學”式的今天，或者說在更加悠遠的下一個十年，我們更應該召喚一種開放性的、流動性的姿態來看待這些文學流派之間的歷史延展性和內在精神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