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股編撰新詩鑒賞辭典的風氣悄然興起，連同在此前此后面世的多種“賞析”或“導讀”類新詩選本，給人造成的強烈印象是，某些關于新詩閱讀的具有共識性的原則和范式已然形成。事實上，一直到今天，新詩閱讀引起的困惑與爭議之聲依然此起彼伏，“詩正離我們遠去”的慨嘆和“讀不懂”的抱怨仍舊不絕于耳，以致人們不由得產生了疑問：“當代詩歌閱讀何以成為問題？”

“不懂”迷霧與“現代解詩學”重建

新詩閱讀不完全是一個詩歌內部（從寫作到閱讀）或文本之內（主題、取材、語言、風格等）的問題，而是更多地受到詩歌之外多重因素的制約。不過，從新詩歷史來看，新詩閱讀面臨的最初或首要困難，仍然是對詩歌文本的理解。這是造成一波又一波“懂與不懂”爭論的主因。

因此，多數鑒賞辭典和詩歌讀本預設的基本目標，便在于打破詞句理解上的屏障，進而嘗試改變讀者的閱讀觀念和習慣。孫玉石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在北京大學給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開設現代詩導讀課程，正是在授課過程中，他提出了“重建現代解詩學”的設想。80年代重提“現代解詩學”，有與三四十年代朱自清等倡導、踐行“解詩學”相通的理論前提和現實語境；并且，孫玉石的“重建現代解詩學”包含了對朱自清、聞一多、朱光潛、廢名、袁可嘉、唐湜等人的“解詩學”觀念與實踐的梳理與闡發。

不管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還是在80年代，“解詩學”都是克服理解焦慮的產物。而“解詩”對詩歌“晦澀”“難懂”的應對和處理，至少引發了兩方面議題。一方面，如何借助“解詩”引導讀者重新看待和處置“晦澀”在詩歌中的位置？另一方面，“解詩”的目標是否僅止于通過消除文字障礙、“還原”文本涵義而使詩變得明白、清楚？

為“晦澀”辯護：詩的“邏輯”

盡管“晦澀”在現代主義詩歌中尤其突出，但實際上，“晦澀”也許是所有詩歌進行革新的某種動力。晦澀在詩歌創作與閱讀上具有雙向效應，它既可以被視為創作者刻意反撥陳腐、松散的語言，嘗試或探索嶄新詩歌語言的一種表現，又可被看作詩歌文本撼動慣常閱讀心理和方式、挑戰審美陳規的一種樣態。

一般而言，詩歌的“晦澀”部分源于“沒有進一步信息或適當的語境”，但也有相當部分源自文本表達的模糊性和涵義指向的不確定性，后者就是英國詩人、文論家燕卜蓀所說的“朦朧”。不過，燕卜蓀所分析的“朦朧”多為語言層面或文本傳達的效果，這就讓人不免會把“晦澀”全然歸結于作者（盡管燕卜蓀也積極地評價了讀者對“朦朧”產生的共鳴）。實際上，“晦澀”與讀者的能力、方法甚至態度也有很大關聯。

由于詩歌特性與讀者預期之間的錯位，那些連篇累牘的解讀文字似乎未能從根本上彌合詩歌創作與閱讀的裂隙。一方面，從目的和指向來說，“解詩”也許并非旨在（和能夠）超越乃至消除“晦澀”本身，毋寧說，“解詩”的過程是借助不同角度的對文本的釋讀，進一步彰顯詩歌的“晦澀”特性，讓讀者更加辨清“晦澀”之于詩歌可能具有的積極功用。可是，這樣做不是將那些“難懂”的詩歌文本“改頭換面”，使之變得淺白易解。相反，“解詩”之后的情形很可能是這樣的：詩歌文本的“晦澀”仍保持其本然狀態，以其“封閉”“隱蔽”“模糊”的特征期待著一次次新的解讀。持續的“解詩”促動了詩歌內涵的不斷拓展，同時也推進了處于探索中的詩藝的自我更迭。

另一方面，雖然“解詩”試圖清除文本詞句、內容和表達上的理解障礙，但對某些“固執”的讀者來說，“解詩”也許并不能解開他們心中的困惑。這就顯出不同讀者在詩歌閱讀取向和“思維”上的差異，同時也暗含了讀者（及寫作者）對詩歌特性的認知分歧。

“解詩”的主體性與細讀的限度

朱自清等人的現代解詩學，既在內在需求上與象征派、現代派詩歌的興起密切相關，又在理念與方法上得到了英美新批評的實際啟發。因此，他們的解詩樣態雖然不免帶有感性的成分，但其解詩方法頗具學理性。

孫玉石總結現代解詩學的方法時，將之歸納為“開放式的本文細讀”和“有限度的審美接受”，并認為“解詩學的文字也就是以自身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給讀者一把接近和鑒賞作品的鑰匙”。不過，逐字逐行“把任何一種風格的詩解通”或“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的做法，可能要面臨諸多悖論性難題。

值得深究的是，解詩是否必須對作者的意圖或文本“原義”進行“復原”，“亦步亦趨”地“將看來含混不明的語詞、意象，及其結構所包含的意義一一予以落實”，使之明晰化？在洪子誠看來，這種“復原”式解讀，既可被看作“解讀者主動參與創造的意識的欠缺”，“也可以認為是解讀者對自身能力的高估”，而且“有可能造成對文本的感性成分的遺漏”。這就要思慮如何重置解讀者與文本的關系：“‘解讀’當然是為了‘馴服’讓我們緊張不安的文本，使得它能夠加以控制，給予不明的、四散分歧的成分以確定。但是，解讀的控制、馴服也需要限度。有時候，要懷疑這種完全加以控制的沖動，留出空間給予難以確定的，含混的事物，容納互異的、互相辯駁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對自身的文化構成的性質，對時代、個體局限有清醒意識的解讀者，有可能孕育、開發出一種磋商、猶疑、探索、對話的、不那么‘強硬’的解讀方法。”有別于“對作品復雜性的征服”，這種保留“含混”“不確定”因素、保持“磋商”“對話”姿態的解讀，也許更能建立一種良性的“解詩”主體性。

在現代詩的范圍內，何為細讀的有效性？一種較為合理的認識或許是：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細讀程式，能有的僅是適合于每一首具體詩作的“讀法”。此外，還應該去除“本質化的新詩自律觀念”，通過考察“語境、策略、心理等對具體的文本樣態乃至一種體式形成過程的影響”，突破拘泥于文本內部的狹小格局，賦予細讀以更宏闊的視野。

新讀者的誕生：通往開放的新詩閱讀

“對語言使用的感覺”和對詞語活力的感知，是詩歌創作和閱讀過程中共有的，此乃解詩得以施行的前提，也是詩歌進展能催生讀者的內在機制。后一點，恰好應和了詩人臧棣的預期：“新詩的道德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文類更有能力創造出它的讀者。嚴格地說，新詩的讀者從來就不是一個被指定的、既存的文化實體或社會群體。”臧棣的論斷立足于為新詩這一文類辯護的視角，就其積極方面而言，新詩確實“有能力創造”與之匹配的特定讀者，并且新詩讀者一直處于非“既存”、不斷生成和衍化的狀態；反過來也可以說，新詩讀者的誕生既離不開新詩創作，又通過持續的解讀“刺激”著詩藝的創新、呼喚著一代代創作者，讀者在成為結果的同時也作為手段而存在。因此，新詩創作（作者）與閱讀（讀者）構成了一種可能的共生關系——相互促進和相互依賴。事實上，新詩從出現之日起，其作為一種文類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建立新的讀者群和“閱讀程式”來實現的。

毫無疑問，閱讀首先是一種個人化的行為。閱讀能力是讀者對作品綜合認知能力的體現。閱讀是進入文本后所獲得的潛能激發與心智開啟，沒有人會否認閱讀帶給自己的潛在改變。閱讀也并非全然是孤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潛在地受制于讀者接受的文化“無意識”及其葆有的“先見”。此外，還有論者提出一種“理想的解讀”模式，其中包含了將閱讀從文本向外擴展的路徑：“理想的解讀應涵括四個層面：第一是詩文本，第二是文類史，第三是文學史，第四是文化史。這四個層面就像四個同心圓，處于中心的是詩文本。”

這些都對拓展新詩閱讀“思維”富有啟發性。實際上，回顧新詩歷史不難發現，與新詩長期面臨的“合法性”危機相對應，新詩閱讀的“向內轉”也越來越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倘要讓新詩閱讀保持鮮活而有效，就必須打破狹窄、瑣碎、僵化、懸空的閱讀范式，將新詩閱讀引向更加開闊、開放的空間。

當然，這樣的閱讀并非簡單地摒棄文本細讀，而是擺脫既有細讀方式的單一、封閉性，在閱讀中置入更寬廣的社會文化視野；也不是閱讀視角由“內”向“外”的單向移動，而是力求在向“外”的同時返回“內”，將“外”引進“內”，從“外”的眼光更好地理解和詮釋“內”，從而培養一種兼容、開放的新詩閱讀習慣乃至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