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到倉頡的文獻，只說他是個“好書者”，是軒轅黃帝的左右史；也有如曹植、蔡邕、索靖所說倉頡是帝王身份的，但這個說法并未得到廣泛認同。他之所以被稱為“造字圣人”，應和他史官（或稱“巫”）的身份有關。

那時制定歷法、神諭，若仍以“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的結繩記事之法，顯然不能因應時需，所以文字（即“書契”）的誕生可謂勢在必然，而倉頡作為史官，自然責無旁貸。《呂氏春秋》《史記》《漢書》等，皆認為文字為倉頡所造。

傳說中的倉頡，仰觀奎星圜曲之運行，同時俯察龜文、山川、鳥獸蹄爪之跡，用木條或竹條在地上畫出了最初的文字。從此，漢字便遵循象形文字特征，逐漸進化到甲骨文的形態。

這樣一件了不起的文化創造工程，后人自然不會讓它歸于平淡或低調處理，于是“天雨粟，鬼夜哭”“百工以乂，萬品可察”“龍乃潛藏”等種種說法，便頻頻現于史書。而洛水流經之陽虛山、頁山和鹿鳴谷一帶，因傳為倉頡造字之所，雖無任何遺跡，也照樣吸引一代代后人前來憑吊寄懷。

漢字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被傳開了四目的倉頡活了110歲，卻也不可能憑一己之力，來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其實倉頡之前，各氏族已經有了類似符號、圖畫等文字雛形，倉頡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歸納整理，完善統一。

漢字的出現，不僅為中華文化開天辟地，也深刻影響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文化。古朝鮮并無自己的文字，一直使用的都是漢字。15世紀時，朝鮮第四代國王李祹發明了拼音文字，叫做“訓民正音”。但這種文字卻受到貴族和文人階層的抵制，認為舍漢字就等于脫離中華文明的軌道而自甘夷狄之邦，且貶稱其為“諺文”（表記俗語之意），因而在其發明后的幾百年間，并沒有得到普及。直到1948年，韓國政府頒布《諺文專屬用途法》，才使得發明了400余年的“諺文”重登歷史舞臺。由于諺文本身固有的局限，比如不同詞語乃同一發音的現象較為突出，仍得借助豐富的漢字加以注解才能避免歧義。走在首爾的大街上，特別是在一些人文故跡和紀念地，不難發現漢字出現的高頻率。

日本本來也是有語言無文字，后以漢字的草書和楷書偏旁設計出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文仍用漢字書寫一些詞匯。日文漢字的讀音分為音讀和訓讀，音讀的發音和漢字相仿；訓讀的發音和漢字無關，是日語固有詞的讀音。去過日本的國人想必都有體會，即便你不會日語，但面對各種“店招”“路牌”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至于京都的名跡，這種文字同根、大意相近的現象則更為明顯。

自古以來，人們對于文字總是充滿敬畏，承平尚文，敬惜字紙，便是這種敬畏和風尚的體現。文字產生以前，先民從口口相傳的神話及傳說中，萌生了初步的歷史意識。而文字出現以后，從卜辭、金文、文書和史官記事中，則逐步形成自覺的歷史意識。倉頡被尊為造字之祖，實際上是以他為標識，凝聚了人們對于文字創造者的感恩和景仰。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使用漢字和漢語的人們，無分國籍和種族，都受益于這種非凡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