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采訪黃定山導演的時候，他正在為即將閉幕的第十三屆中國藝術節展演劇目、歌劇《半條紅軍被》在長沙的錄制做準備。受疫情的影響，這部劇原定在國家大劇院的線下演出改為線上，也使其成為黃定山繼民族喜歌劇《馬向陽下鄉記》之后在本屆藝術節上進行全國線上展演的第二部執導劇目。包括這兩部作品在內，本屆藝術節參演劇目中由黃定山執導的作品共有７部，其中有已獲第十七屆中國文化藝術政府獎文華大獎的民族歌劇《沂蒙山》（山東歌舞劇院），獲第十七屆文華表演獎的武漢京劇院的京劇《母親》（劉薇）、中國歌劇舞劇院的民族歌劇《小二黑結婚》（毌攀），還有分別參評本屆文華大獎、文華編劇獎的話劇《深海》（廣東省話劇院）、民族歌劇《紅船》（浙江演藝集團浙江歌舞劇院）。這些作品中既有新創劇目，也有對經典劇目的重排，既有對革命歷史題材的開掘，也有對當代現實題材的發現，作品橫跨舞臺藝術門類之多、集中呈現的題材類型之豐富，在黃定山看來，“可以說是我這10年來導演創作的一個縮影”。

尋找屬于中國的土生土長的民族性

回顧10年來的歌劇創作,黃定山認為，“一個明確的轉折點”是2016年他執導重排由田川等編劇、馬可等作曲，創排于1952年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第一部民族喜歌劇《小二黑結婚》（下文簡稱《小二黑》）。在這部劇的重排過程中，“我開始真正認識了中國民族歌劇的本質。即這是一種從中華民族的文化、音樂、表演藝術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屬于中國觀眾喜愛的民族藝術。”

重排《小二黑》前，中國民族歌劇舞劇院剛復排了新中國的第一部原創民族歌劇《白毛女》，“在馬可先生創作了《白毛女》之后，中國的文藝創作開始向民族化轉型，《小二黑》的創作就是建立在對民族歌劇的系統性研究和探索的一部作品”，因此在黃定山看來，“這次距離原作首演60多年后的重排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傳承經典的意義”。

接受此次重排任務之前，當年《小二黑》中小芹的第一位扮演者、歌劇表演藝術家，也是重排版《小二黑》的藝術顧問喬佩娟老師曾對黃定山表達了兩點希望：一是重排這部戲的目的是要給今天的青年觀眾看，二是對劇中已不適于今天觀眾審美的部分要大膽地加快戲劇節奏。“在這樣的鼓勵支持下，使得我從這部作品開始，從創作方法、創作美學到今后要如何繼承創新以利于中國民族歌劇的發展等問題都有了一個極其深刻的認識。”

反復分析、解讀歌劇《小二黑》的劇本后，黃定山得到了很多啟示：一是要創作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民族歌劇；二是民族歌劇的文學性體現在它的通俗性、民間性和民族性上，歌劇創作要警惕華麗詞藻的堆砌，要用老百姓最愿意說、最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蘊含強烈的人民藝術；三是中國的歌劇創作一定要向中國的戲曲和民族音樂學習、借鑒與吸收，才能創作出中國觀眾愛聽的歌曲和旋律；四是歌劇創作中的音樂性要與戲劇性、戲劇行動緊密結合，要用歌劇的方式塑造人物、開掘精神。

《小二黑》重排的第二年，黃定山緊接著又創排了向這部經典致敬的其個人導演生涯中的第一部、也是新中國舞臺上的第二部“原創民族喜歌劇”《馬向陽下鄉記》。作為在彼時的文化部指導下剛成立的“中國民族歌劇傳承發展工程”指導委員會評選推出的首批重點扶持劇目之一，這部脫貧攻堅題材的舞臺劇在黃定山的建議下，重新以喜劇的結構、樣式調整了原作“正劇”的體裁,重新在喜劇的矛盾沖突中來塑造人物、揭示性格，以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當代農村生活，最終在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上榮獲了第十六屆文華大獎。

“從《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洪湖赤衛隊》《江姐》等到上世紀90年代的《黨的女兒》《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之后中國民族歌劇的創作曾一度陷入低潮。在這樣的背景下，‘指導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具有方向性的意義。”黃定山談到，作為該委員會的專家之一，在此后數年內，他在參與指導工作的同時，亦連續導演了歌劇《二泉》《英·雄》《沂蒙山》《紅船》《銀杏樹下》《半條紅軍被》《先行者》等多部歷屆委員會重點扶持作品，以其密集而又極具特色的導演創作為當代民族歌劇的創演拓開了一方舞臺。

走近光環照耀下不同時代里的人生

“歌劇發展到當代，觀眾‘看’的不再只是一兩首名曲,也不是對文學劇本的‘閱讀’，而是要欣賞一臺完整的舞臺演出。”不同于西方歌劇音樂結構和劇本結構同步創作的模式，中國的民族歌劇創作往往是劇本在“前”、音樂在“后”，導演最后“進入”。對此，黃定山在實踐中總結出了自己的創作理念，即“導演提前介入創作”。如接受《馬向陽》邀約時，他從“體裁”的改變開始，接下《沂蒙山》時，該劇只有一個題材、一個名字……“在導演創作前置的理念下，導演創作的可能性與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好劇本、好音樂的基礎上，當代歌劇之所以能不斷演出的‘劇場性’則通過舞臺的戲劇整體創作共同呈現出來。”

于是，從歌劇《天下黃河》《導彈司令》《彝紅》開始，10年來的歌劇創作之路給黃定山最強烈的一個感受是，“趕上了一個好時代，趕上了中國民族歌劇發展的大好勢頭，使我作為一名導演、文藝工作者，能在中國民族歌劇的創新發展中形成個人的創作特質，并獲得驅使自己不斷前行的目標與動力。”

“一部戲的創作如果順風順水沒有難點，就一定不會是一部優秀作品。”因此黃定山的作品中，無論歌劇、話劇還是京劇、地方戲，不管什么題材、類型的創作, 對作品“獨特性”的追求是永遠存在的。比如排《馬向陽下鄉記》，他思考如何用喜劇的形式表現帶有歌頌性質的題材，對于農村，如何把握與表現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貧窮和落后；排《紅船》，他想探討的是歌劇作為一種非寫實性的藝術形式如何真實地表現歷史人物，獲得觀眾的認可……“對不同時代的人我們要找準不同時代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就決定了戲劇最后的呈現樣式。”

從革命歷史題材、傳統文化題材到當代題材，在黃定山10年的導演創作歷程中，領袖、英模人物亦是他作品中經常表現的對象。對于如何塑造好這些形象，他認為，導演的第一步工作是“去光環化”：“作為導演, 我們要窮盡一切手段走近人物的歷史，開掘光環照耀下的人生”，“所謂人性，如果不到歷史中去尋找，就一定會走向另一種空泛”。在話劇《深海》的創作中，黃定山將一場因深愛而產生的戲劇沖突安排在全劇的高潮和結尾，完成了對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及其愛人的正面刻畫，塑造出真實感人的英模形象。歌劇《沂蒙山》的創作中，他和主創團隊不斷采風“下生活”獲取資料，劇本在經歷了9次大修改和無數次小修改的同時，始終牢牢堅持著，“感受人物所感受的一切，尋找并表現人物所信仰和遵循的性格邏輯，并據此進行深度開掘的創作理念”，最終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了動人心魄的歷史真實與時代精神。

“我知道，我一定會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的。”2018年歌劇《沂蒙山》首演的那天晚上，面對演出帶來的“好評如潮”與某些不理解的聲音，失眠的黃定山這樣告訴自己，“我前所未有地感覺到自己身上的責任重大。因為我們不僅僅是在創作，更是在傳承，傳承一個民族的血脈和精神”。

見證并抒寫著我們內心的波瀾壯闊

追溯黃定山話劇、歌劇兩條創作主線交匯的源頭，是新世紀初他對作家裘山山的小說《我在天堂等你》的兩次改編，小說先后被改編為同名話劇《我在天堂等你》（2002年，編劇黃定山）和歌劇《太陽雪》（2010年，編劇馮柏銘），均由黃定山執導。“如何既保持文學的原創性又體現舞臺創作的原創性”，是曾經在解放軍藝術學院進行戲劇表演教學和戲劇導演研究多年的黃定山在離開院校、進入原總政歌劇團成為專業創作者之時開始思考的問題。“從那時起，我對話劇、歌劇的大眾化與當代性的探索以及后來導演理念的逐漸成熟，都從對這部作品的改編實踐中起步了。”

“舞臺藝術要從象牙塔中走出來，進入大眾的視野。”在黃定山看來，今天的青年受眾是在撲面而來的新媒體時代的傳播方式下成長起來的，“審美習慣的轉變首先要求戲劇創作能實現與觀眾的同頻共振，才有可能進一步產生引領審美的品質提升”。黃定山難忘10年前北京的歌劇演出，“一部劇演到兩三場的時候，就會發現來的大部分都是熟面孔了。有很多學子、同行，但真正的愛好者、普通觀眾并不多。”北京尚且如此，“全國就更難想象了”，而這與歌劇誕生之初的“廣場藝術”屬性是相矛盾的。從那時起，為了“讓歌劇藝術盡早回歸她的大眾屬性”，黃定山的每部歌劇作品都會在劇場演出的“大版”之外，還根據不同受眾、不同演出形式的可能，設計適合音樂會演出的“中版”，推出鋼琴演奏的“小版”等，“不僅以歌劇演出的方式，也以音樂演唱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為觀眾走近歌劇、喜愛歌劇提供更多的可能”。2021年，于建黨百年首演的京劇《母親》中，黃定山有意識地將交響樂和京劇結合起來，“使得作品中板腔的、音樂的豐富性和多層次的聲音表現得以交融彰顯，讓中國的‘歌劇’和西方歌劇在中國的京劇舞臺上做了一次文化的交流和藝術的碰撞，以既有傳統特色又頗具現代意識的表達為舞臺帶來了一種新鮮面貌，從而更好地傳達了戲劇對人與時代的關注和詮釋。”

“10年來，中國舞臺藝術的發展收獲是巨大的。中國藝術家以藝術的方式、藝術作品的方式完成著對時代、對當下、對中國故事的關注與書寫，這種充滿力量的集體表達是前所未有的。”黃定山說，這其中，最讓他內心激蕩、總想去表現的“總是那種千軍萬馬、波瀾壯闊的情懷”，“這可能就是有人評價我作品中的那種史詩感”。什么是歌劇要表現的當代史詩？2022年，由朱海編劇、撈仔作曲、黃定山執導的表現深圳特區“80后”創業者題材歌劇《先行者》首演。“創作之初，我們幾位五六十歲的主創在深圳一口氣談了5天5夜，對作品從文本、音樂到舞臺形態不斷地進行思想碰撞。希望觀眾看過演出后會感到，這是一支年輕的創作團隊，會感到他們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今天，是中國的未來”。在黃定山看來，題材的創新是創作者跟上時代節拍，走進時代、了解時代、書寫時代的不斷追求，而對精神、對心靈史詩的追求則是藝術創作者永恒的追求。無論在哪個時代，“當藝術家把個人的感受放到時代當中去表現一個時代、書寫一個時代的時候，你會知道，你終將在‘他們’身上，在你的作品身上看到自己內心曾經的波瀾壯闊，找到藝術創作和當代觀眾的共情與共鳴。”黃定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