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生，潛居鄉野數十年，讀書、研究、寫作，已發表出版各類作品近三百萬字。散文見于《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大家》《鐘山》《花城》《隨筆》《新華文摘》等刊物，有作品入選《三十年散文觀止》《新中國七十年文學叢書散文卷》《新中國散文典藏》《中國百年散文》等諸多選本。

魯迅的動物倫理（節選）

李木生

魯迅有一個動物世界，熱鬧天真又深刻別致，至今流動著鮮活的魯迅動物倫理。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它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狗·貓·鼠》）魯迅的“動物倫理”至今熠熠生輝，與同時代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有著本質上的相通處：人類應當設身處地地理解動物與土地。

他的動物世界就是一面鏡子，不僅照見一個更為真實也更為可愛的自己，同時也折射出那時的中國，更因與動物的比較而凸顯了人性的深度、嘴臉的真相、心靈的獨白——“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著哪。”（魯迅《夏三蟲》）

蛇的真相與隱語

蛇，在魯迅的動物世界里是一個復雜的存在，乍看愛恨交加，其實是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呈現，內質卻是統一的。

在《野草·我的失戀》這首擬古的新打油詩中，作者用四種信物回贈自己追求的愛人：貓頭鷹、冰糖壺盧、發汗藥與赤練蛇。“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罷。”雖是“打油”的、諷刺的，“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但這四種物事卻是魯迅所喜歡或者日常必備的。赤練蛇當然也是他的所愛，不然不會以此贈送自己的愛人。

這條赤練蛇，有著美的意味。早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就出現過：“長的草里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里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而且這條很大的赤練蛇，又可以成為誘人的“美女蛇”。更早的時候，“赤練蛇”便出現在小說《補天》中，以此比喻女媧揮舞的紫藤。

寫《我的失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三日，兩年多后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又提到了蛇：“我就愛梟蛇鬼怪，我要給他踐踏我的特權。我對于名譽，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梟蛇鬼怪夠了。”面對“梟蛇鬼怪”，魯迅態度決絕而堅定。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寫在〈墳〉后面》里，魯迅就已經說到“梟蛇鬼怪”：“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他回憶起那個用帶著自己體溫的錢買他書的青年學生，說“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并決心“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

而在他如火如荼地寫《野草》的一九二五年，魯迅還寫下過一篇名叫《雜感》的雜文，內中有這樣的論說：“無論愛什么，——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這里更直接地請出“毒蛇”作為自己正面表達的象征，并進而深化明確地說道：“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其實，“毒蛇”一詞最早是出現在《〈吶喊〉自序》中。《〈吶喊〉自序》是魯迅對于自己前期思想、精神，以及生命歷程的一次系統而又重要的梳理與總結，主旨是講在一個無聲的國度中覺醒者的吶喊得不到回應的寂寞：“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在這些地方，蛇甚至就是他的自況。

從童年時代對于繪圖本《山海經》的喜愛始，那種“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著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就讓他與動物結下了不解之緣。那個“很高的眉棱在金黃色的長發之間微蹙了”的愛羅先珂的回憶，則讓魯迅體驗到了“音樂家”的蛇：“在緬甸是遍地是音樂。房里，草間，樹上，都有昆蟲吟叫，各種聲音，成為合奏，很神奇。其間時時夾著蛇鳴：‘嘶嘶！’可是也與蟲聲相和協……”（《鴨的喜劇》）以至于充分表現著自我的“游魂”，可以“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嚙人，自嚙其身”（《墓碣文》）。到了“我的身上噴出一縷黑煙，上升如鐵線蛇”（《死火》），那朵花兒一樣美麗，終生反叛著地獄的死火，就是他的所愛了。

魯迅屬蛇，曾有筆名“它音”。對此許廣平有過明確的解釋：“它，《玉篇》，古文佗，蛇也。先生肖蛇，故名。”魯迅從八道灣搬去磚塔胡同暫居，與俞氏小姐妹有了十個月的相處，并在此留下了一個充滿童趣的外號：野蛇。其實，野蛇的獲得，得益于他的調皮，是他先以屬相分別稱她倆為“野豬”“野牛”，遭到“反擊”，才有了“野蛇”的回贈。

魯迅對蛇也有貶抑，那是在蛇兇殘地殺死老鼠的時候，他稱之為“可怕的屠伯”。魯迅對于弱者有著天然的憐護，從而對于壓迫與殘害弱者的強者，便會騰燃起一種不可遏制的反抗與斥責。“咋！咋咋咋咋”，“老鼠數銅錢”的聲音，正表現了老鼠的“絕望的驚恐”。戲耍、玩弄，而后將其吃之的貓也不會讓鼠如此心膽俱裂，只有蛇才會讓老鼠發出“數銅錢”的“咋咋”聲。他就是在這種聲音里，在梁上蛇的窺視之下，救下了“口角流血，但兩肋還是一起一落”的小隱鼠，并因小隱鼠而與另一個強者——貓——結下了梁子。

仇貓與打落水狗

在魯迅的動物倫理中，動物與動物、動物與人類是平等的，同時又相互映照、對比，并牽動著也豐富著他的情感、精神與思想。而仇貓與“打落水狗”，則顯示著魯迅動物倫理的另一個層面。

在《兔和貓》與《狗·貓·鼠》里，貓是主角，兔與狗都是配角，而且魯迅并不諱言他對于貓的厭惡。那時的“正人君子”、學者名流之類與魯迅論戰正酣，其“仇貓”也便成為罪狀之一。比如陳西瀅說：“看哪！狗不是仇貓的么？魯迅先生卻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直接將魯迅邏輯成了狗。魯迅才不依了他們的葫蘆畫瓢，徑直地說出自己仇貓的緣由來，而且覺得“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一、“貓的性情與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間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它不是和獅虎同族的么？可是有這么一副媚態”！三、“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么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四、“只因為它吃老鼠，——吃了我飼養著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到了北京，還因為它傷害了兔的兒女們”。

在這里，魯迅是將貓與人共論的，他是親見了青年們拋灑的鮮血與被虐殺的生命。“我失掉了所愛的，心中有著空虛時，我要充填以報仇的惡念！”“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為餌，不妨說是兇殘的罷，但它們從來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嘆它們。”這里雖然寫的是動物，卻又是在寫壓迫者與壓迫者的幫兇們。我們可以結合魯迅的其他文章細細地體味，更能真切地理解他這些有關動物的文字背后的深意。像柔石等左翼青年作家被槍殺于上海龍華之后所寫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之后所寫的《記念劉和珍君》——“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這些，與魯迅寫貓的文字不是同質的嗎？

魯迅關于打落水狗的名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與《狗·貓·鼠》可稱姊妹篇，一個是打貓，“最先不過是追趕，襲擊；后來卻愈加巧妙了，能飛石擊中它們的頭，或誘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頭喪氣”，或者“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它們”；一個是打狗，“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

“落水狗”之所以必須打，也是因為血的教訓。那些在革命中被打落水之狗，終于“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么多。這就因為先烈的好心，對于鬼蜮的慈悲，使它們繁殖起來，而此后的明白青年，為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更多的氣力和生命”。比起打貓論，魯迅打落水狗的理論更加精細與完備，除了與狗激戰親手打落水必須繼續痛打之外，還有兩條十分重要。一條是“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也就是“無論其怎樣落水……為壞狗也則打之”。另一條是“打叭兒狗論”：“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為它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著野性，不至于如此騎墻。”在《秋夜紀游》中，叭兒狗躲躲閃閃，汪汪叫得很脆，魯迅仍然是一個“打”字，且是用石子，惡笑著，“舉手一擲，正中了它的鼻梁”。

而《狂人日記》中那只“又叫起來了”的“趙家的狗”，則有著“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不管是在岸在水，都必須高度警惕，有機會便痛打不已，因為這是“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養癰成患的惡狗。到了《野草·狗的駁詰》，我們會聽到魯迅的呵斥：“呔！住口！你這勢利的狗！”魯迅一生都在為改革鼓與呼，他的“打落水狗”有一個根本性的結論：“反改革者對于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里，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后，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等到魯迅寫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經與二十年代的北京有了某種相同的氣味，甚至更加地“每況愈下”：二十年代的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被殺，三十年代的上海，國民黨人楊杏佛只因同情共產黨人便被特務伏擊槍殺。在赴楊杏佛的追悼會時，魯迅是開家門的鑰匙都不帶的，他的悲憤讓他這位主張“壕塹戰”的戰士，也赤了膊迎著死亡昂首向前。悲憤還不能紓解，便又寫下被淚水打濕的詩稿：“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時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打落水狗的精神，還體現在他的《夏三蟲》中。蚤、蚊、蠅，當然都是害蟲，皆在非打不可之列，雖然跳蚤“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魯迅有個比較：為什么野雀野鹿“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卻要逃到鷹鹯虎狼間”的山野中去？就是因為人類不僅像蚊蠅一樣將細菌傳播，還要在傳播的時候，“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在魯迅的心底，一直都期待喚起人們的覺醒，能有一個如打落水狗一樣的“捕蠅運動”的展開。

這些當然都是“社會的狗”，對于自然的狗，魯迅則又有著別樣的態度。比如小說《兔和貓》中，主人公路過西四牌樓，“看見一匹小狗被馬車軋得快死，待回來時，什么也不見了，搬掉了罷，過往行人憧憧的走著，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里呢”？悲憫與憐惜之意，讓人動容。

一只中國的貓頭鷹

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十多年前曾出版過一套叢書“貓頭鷹學術文叢”，封底有這樣的介紹：“在希臘神話中，貓頭鷹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形；在黑格爾的詞典里，它是哲學的別名；而在魯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魯迅一生都在尋找中國的貓頭鷹。他雖不擅丹青，卻描繪過貓頭鷹的圖案。我們選取其中的一幅，作為叢書的標志。”

貓頭鷹曾是魯迅的自畫像，也是他精神與意志的象征。早在一九〇九年在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的時候，魯迅就曾在一本書上手繪過一只鐵線描的貓頭鷹，由男女兩個站立的人組成全圖，以男女兩人的臉作為貓頭鷹的兩只眼睛，似乎既在觀察又在解釋這個世界。到了一九二七年，魯迅為自己的論文雜文集《墳》所設計的封面上便有一只自己繪制的貓頭鷹，刀刻般醒目：它站在封面圖案的右上方，大大地睜開著一只眼睛，瞪著這個充滿著罪惡與苦難的人間；而另一只眼睛則微微地虛閉著，對著各式的敵人，透露出強悍的不屑與輕蔑。

魯迅有一篇名叫《夜頌》的小文，是他之所以喜愛貓頭鷹最好的注解。貓頭鷹正好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作為“中國的貓頭鷹”的魯迅，當然也要在這光天化日的黑暗里，看見與揭露、批判與書寫，“慣于長夜過春時”，“怒向刀叢覓小詩”。于是，中國便有了一只全天候都在大睜著醒惕的眼睛的貓頭鷹，一只中國的貓頭鷹。貓頭鷹及它的延伸，曾被魯迅用作各種筆名：隼、翁隼、旅隼、令飛、迅行等。魯迅說，“迅即卂，卂實即隼之簡筆”（見致章廷謙信），許廣平也曾說，“隼性急疾，則為先生自喻之意”。

沈尹默在《憶魯迅》里說：“豫才的話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時候要笑一兩聲，他的笑聲是很夠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貓頭鷹，這正是他不言不笑時凝寂的寫真。”在《魯迅生活中的一節》里，沈尹默有著更為靈動的記述：“他在大庭廣眾中，有時會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飾，毛發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個綽號，叫作貓頭鷹。這個鳥和壁虎，魯迅對于它們都不甚討厭，實際上，毋寧說還有點喜歡它……”魯迅一生最為忠誠的朋友許壽裳也說：“殊不知貓頭鷹本是他自己所鐘愛的。”喜歡，總與愛相通著，《我的失戀》，貓頭鷹直接成了贈給愛人的首選定情之物：“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貓頭鷹。”

魯迅從心底熱愛著貓頭鷹。這種熱愛，又源自他貓頭鷹式的夜間的清醒與發聲。他當然常常處于絕望之中，但他又深信“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要在沉默的中國發出“慘厲”的叫聲——這個“慘厲”，是他早在一九一二年的文言體小說《懷舊》里的話：“貓頭鷹，鳴極慘厲。”他是舊中國最大的一個守夜人，是他在幾乎窒息的鐵屋之中，發出了第一聲吶喊，第一聲毀了這擺著“吃人宴席”的鐵屋子的吶喊，第一聲“救救孩子”的吶喊。這是反抗的、批判的，又是愛的吶喊——對青年、對中華、對民眾沒有盡頭的愛與眷戀。

這只貓頭鷹，更期待著喚醒與點燃更多的、更多元的聲音。“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鸮便鴟鸮般叫。我們不必學那才從私窩子里跨出腳，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音。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隨感錄四十》）他當然知道統治者北洋軍閥與后來的國民黨政府，是要千方百計地阻止與扼殺他的聲音。“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著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序言》）壓迫愈烈，反叛的戰叫也便愈加堅忍與長久，他執拗地要破壞“所謂正人君子的統一”局面，讓他們“不舒服”，偏“要在他們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失掉的好地獄》），他一生都在呼嘯著“反獄的絕叫”。他的《秋夜》里，必定要“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他的《希望》中，必定會有“星，月光，僵墜的蝴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

魯迅在《一點比喻》中曾塑造了一只山羊的形象，“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走在一群綿羊前面，為了牧人的天下太平，帶領它們，“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屠宰場。魯迅總想喝問：“往那里去？！”緊接著，魯迅說到了野豬及其兩顆“使老獵人也不免于退避”的獠牙，并告訴人們，“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在這里，仍然是對于奴役與壓迫的反抗。《燈下漫筆》里對于中國歷史有一個經典的概括：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怎么辦呢？魯迅不容置疑地說：“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愿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這只中國的貓頭鷹，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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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