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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九日，我從上海飛往成都去隔離，當時選擇成都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研判了各地的隔離政策，發現這里最簡單利落。七天，不管你來自哪個區域，一律七天，結束后拉倒，“魚翔潛底”。

我這個階段出去的上海人還沒有那么多，走到哪里都會被格外看重，冷眼加呵斥。但穿著白色防護服的高大威猛的天府機場小哥就不這樣，顯然他近期的工作就是給上海來的人分流，一遍遍重復著，基本還是禮貌的。天府看門人，防護鏡后一雙冷淡的眼睛，不期然想到了進廟山門里的韋馱。

“你們要離開機場我們不阻攔，但你需要自己有社區報備，需要酒店接收。”一次次機械地重復，恍如科幻電影里外星人的廣播。

確實沒有地方去，開放的酒店都不接收上海來的客人，只能去集中隔離七天的酒店。我和伙伴在機場徒勞電話一小時，各種尋找市區里的酒店，唯一可以接收的是希爾頓，只提供早餐，不能外賣，不能出房間。最后發現今天的運送大巴要離開，趕緊撲上去，“等等，等等”。小哥還是彬彬有禮地拒絕，剛才沒有登記的，請你們等待下一波的安排。

知道今天的隔離酒店在成都的郊區新津，也就認命了。到哪里都是隔離的話，我寧愿去郊區，至少空氣和蔬菜新鮮。“我們可以自己去酒店隔離嗎？”“酒店接收就可以。”

聯系好酒店，打著車，凄惶地拖拽著行李，我和朋友一起去新津。記得小時候超市里永遠有塑料袋真空包裝的新津泡菜，也不好吃，酸菜，辣椒，黑暗的一大袋，像是一塊用舊的抹布，哪里有四川本地的開水泡菜那么嬌嫩？吃飯時候上一碟，紅的辣椒油，白生生的蘿卜，舒展的蓮花白，碧綠的芹菜梗。可是新津這個地名就因為袋裝泡菜，就此在我這里埋下了根。伙伴是蘇州人，二月底在上海看房子，準備做生意，結果困在了上海，一待就是三個月。此刻蘇州尚未接納上海人，于是想來外地待上十四天，徹底沒有紀錄后再回家抱孩子。

飛機上大約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乘客，虹橋的地勤說，沒有乘客，開不起大飛機。這三分之一的人下了飛機又分了兩撥，一隊，回家居家隔離，這是本地有房子的人；另一隊，乘大巴前往隔離酒店，哦，不對，還有我們兩個漏網之魚，無處可去，自己坐出租去酒店。

本來想司機會嫌棄兩個戴著口罩從機場出來鬼祟的人，可他一點不在意，高談闊論家國大事，外加本地風貌的介紹，說新津早就不出泡菜了，現在這里最著名的是魚，“黃辣丁曉得不？野生的，一斤幾百塊，那個好吃哦，一入口，就沒得了。”這大約是很好的廣告語，本地飲食推介大使，我隔離后出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野生的黃辣丁吃。

朋友的父親做漁政，知道哪家餐廳的黃辣丁是真野生，告訴我們很多餐廳，貼著標語，寫“小心魚鉤”，屬于故作賣力的宣傳，肯定是養殖的。

自己出錢隔離，一人一天二百，可以不用預定酒店的盒飯，自己叫外賣。但是“送得比較慢，只能規定時間”，那似乎也比吃七天盒飯要好。

朋友是做餐飲行業的，我和他都毫不猶豫選擇了外賣，啊，成都郊區小縣城的外賣，想象中一定是美味佳肴。要知道，剛在上海解除隔離出門的時候，肯德基都排了幾百人的長隊啊。

六月下旬，成都的天氣尚且涼快，我們隔離酒店的外面就是居民區，屬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建筑，有高大的樹木，有歡聲笑語的人群，他們和我們一窗之隔，他們的世界我們觸碰不到。

顧頡剛抗戰時期到過新津，說此地“婦女的勞動分子相當多，拉車的，推車的，擔物的，背物的，大都是婦女，她們真能吃苦耐勞”。果然現在也是，幾名婦女每日送餐，插鼻孔，一點不耽誤，四個人包起了整個一幢樓。

果然，我們的外賣送得遲了，大約是別人的盒飯都放下，才送外賣，非常疏懶。后來出去才知道，當場吃和隔了兩小時再吃，還是有天壤之別，不說熱菜，就是涼拌菜，差別也大。蜀地講究現拌現吃，佐料僅僅在菜上掛著而未淹漬，保持了食材的或脆或嫩，又不過于味重——中國人的吃綿遠流長，即使隔離之中，不改其志。

當然這是后話，此刻還是在房間里折騰，看幾頁書，以把手機玩爛的勁頭刷手機，點外賣，看外面的大樹在風里搖擺。公正地說，此地的兩百元一天非常合理，賓館干凈，浴室也寬大，加上本地飲食豐富多樣，如果是來此地療養，大約除了不能散步之外，別的都不錯。從門到窗戶，大約是十四五步，走過來，走過去，順便跳幾下操。

也沒有過于苦悶，知道時間有盡頭，就是七天。

沒有可以研究的，就研究外賣的小店，有一家本地缽缽雞非常讓我好奇，幾乎每條點評都涉及對罵，例如評論為什么雞肉這么少，回應是土雞有多貴；打包的雞湯飯湯沒有了，老板回應：那你就不該收啊，誰讓你看到沒湯還要簽收；買蹄花沒有配飯，回應是：你太神奇了，明明電話確認過，說得清清楚楚不是套餐。

在我的概念里，小店直接明鑼對干的，要不是十足十的自信，就一定是準備關門。七天隔離后出門，本來想立刻離開新津去川中游蕩的，臨別說，還是吃一頓再走吧，開著車在小城轉悠著，從未到過的縣城居然有一絲熟悉和親近，一個個招牌，都見過——這家我點過，這家我想點不送，這家很難吃。張牛肉、番茄魚、邛崍奶湯面、車站豆花飯……頓時明白，是在大眾點評上看了無數次的店名讓我產生了熟悉感，我們新時代的鄉愁是電子化的，不過不充實，還是要用肉身去體驗。

最后選擇了新津缽缽雞，最熱鬧的小街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月洞門，后面是寬闊的廚房。吃了小份的雞，用大量的蔥葉和香料攪拌；吃了熱辣的雞腎，說是絕對不是凍貨，果然是飽滿欲滴。幾個勞動婦女都落落大方，不間斷地干活，收拾桌椅，拌雞片，拆鴨爪骨頭。問時髦的中年老板娘，誰是負責大眾點評網的？俏麗的老板娘指著遠處穿著黑紗裙子的姑娘，就是她。濃密的黑發，厭世的臉，啊，想象中就該這般模樣。

出來前，本來想著最難過的是臨別的核酸，早就被送飯大媽強調了，最后一次，要雙鼻孔插棉簽，為了準確度，要送兩個醫院檢查——兩個鼻孔插著棉簽各自十五秒，短暫冒充了玩具小象？

誰知道最難的是門口的保安這關。雖然手機上已經有核酸結果，但是他們不開門，我拖著箱子，隔著鐵門和他們吵架，大家說來說去也沒有什么結果。我要求看文件，最后是他們罵，上海人了不起嗎？這么喜歡看文件。街道上的人好奇地望向這邊，啊，沒有人戴口罩，我興奮地想，人人悠閑，松垮，自信，里面充滿了熟悉的氣氛。

我一邊笑著，一邊吵完了架，朝著不戴口罩的大街小巷狂奔而去。

2

山下就是吃喝，即使是新津縣城，也是滿街的人，恍惚外面世界上的混亂，和這里有著巨大的距離。也對，無論空間上，還是時間上，西南都是大后方。我本來是沒有具體的打算在哪里逗留，但看整個成都歌舞升平，不由想，多留幾天吧。

不過此時成都也開始燥熱，尤其是午后，幾乎不能出門。于是躲在鄉下，附近蒲江縣的明月村，有幾個朋友的營業場所，民宿餐廳都有，食宿都便利，疫情的干擾，只剩下手機里不斷收到疫情期間加入的小區群的消息。不想看，又不能完全退出，盡量裝作事不關己，只是給家人日日電話詢問消息。

上海家廚房的窗戶向外看，就是小區核酸檢測點，天氣炎熱，我勸家人，一定要看清楚不用排隊才去，否則會中暑。明月村應該也有核酸點，但如不離開本地，這個時間段是不用做核酸的，村里的朋友們仿佛這些和他們無關，每天照常生活。朋友和我說起省里領導來她的民宿視察吃飯的場景，先有縣里的官員要求她，不能認出領導，因為這屬于領導的私人行動，但最后領導直接握著她的手問，你認識我嗎？她只能不再偽裝。

我們笑成一片。

明月村其實就是川西普通農村，但因地廣人稀，有大片的馬尾松林，還有竹林。樹木掩映之下，是大片的茶田，都屬于本地粗茶，不限于春季采摘，哪怕是酷暑，還有農民采夏茶，是給藏茶做原料。

他們戴著巨大的帽子，傘狀，屬于一種新式的穿戴。我在民宿的大玻璃窗前感受不到炎熱，還是覺得頭頂大傘摘茶，也是一苦。自己都是傍晚才敢出門，和朋友在松林茶園之間遛狗，兩只被收養的鄉間土狗，在我們前面一扭一扭地跑動。此時炎熱漸退，遠處的松林中夾雜著晚霞，感覺到了一種在鄉村生活的心愿，淡淡的，但是持久，這里無疑是適合長期居住的避暑之地。

當然還是比不上山上，過去幾年，我多次上青城山的道觀里居住，和道觀里的當家人和師兄有了交情。師兄四處尋訪名醫拜師，十多年下來，是不錯的道醫。前些年在成都每周義診一次，結果排隊人太多，一天一百多，捱不過，躲回了山上，說是一天最多能看十個病人，多看效果不好，尤其是對病人，大概還是傳統中醫的講究。不過搬回山上，還是有病人涌去，有寧愿爬五百多節臺階也要上山看病的，可見對他的信任。

可師兄一點沒有所謂的仙風道骨，穿著渾然如老農，平時在廚房煎藥，蓬頭垢面，一般有追求的病人甚至都看不上他，以為他是打雜的。我多次碰到類似場景，每次都想在旁訕笑，一般人想見真章，可是真正的奇人在面前，又不認識了。

這所道觀，位置在青城山景區之外，半山之間，正對著進山之山谷，整體氣象非常好。每天起床，面對青山翠谷，道觀還有幾百棵高大的楨楠，均為明代種植的參天大樹，這種環境自然引得各路人馬紛紛來擾，最多的，就是各種練功班，主體為大師講堂。幾乎每次上山，都能碰到白衣飄飄的人馬在此辦班學習，說是這個道場極好，適合練功采氣，一頓玄虛下來，只不過是租用道觀若干天，而此時此刻，道觀里的當家人和師兄，都變成了服務員，需要給這些人供應餐食，照撫一切。

這次也不例外，說是有個大師班，主講人是北京中醫學院來的大師，看照片，就是電視里經常會出現在神藥廣告里的那種，白發齊順，對襟唐裝，幾乎是標配。我早上起來就聽到一眾學員在對著山谷的大露臺上討論，“宇宙之間充滿能量，就看你能不能捕捉能量。”“眼睛幾乎失明，結果跟著老師練氣功，沒多久就好了。”各種奇談怪論滾滾而來，窗戶不太隔音，我住的又是一樓靠近山谷的房子，每次聽得偷笑起來。

雖然在道觀里，但是當家師傅和師兄的性格，都是不語怪力亂神，平時就是勤勤懇懇勞動。我這么不愛干活的人，在這片風水寶地里，也要掃地、摘菜和洗碗，動一動，按照師兄的看法，是最能延年益壽的。

租道觀上課的各種大師班層出不窮，對師兄們而言，只是日常生計，你們租房子，我們提供餐食服務，既不附和，也不參與。師兄有時候在廚房煎藥，穿著黑乎乎的道袍，就經常被各種穿著漢服的練功人群呵斥：師傅，這里的地掃一下；師傅，再端一盆回鍋肉上來。都是趾高氣揚的口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們上山之后，不僅沒有變得更加自然平易，反而因為覺得自己在做著與眾不同的事情，而更加高高在上，均有種“我是不一般人”的神態。

師兄的醫術，大約比他們這些大師班的老師都要高明。師兄簡單地看了看他們打坐練功的動作，只告訴我，很多多余動作，其實練功也不用這么繁雜，基本動作做了就行。“可是只教基本動作，怎么收錢呢？”大家都明白這一套。

道觀并不在山頂，海拔只有九百多米，但也比山下涼快不少。沒有空調，炎熱的午后，我和當家師傅，還有幾個義工在露臺上剝蒜，一邊討論這些來練功的人。中午吃飯的時候，有個學員被師兄說了一句，不依不饒，一定要討回公道，我們幾個笑個不停。是位頭盤高髻的中年女學員，白色麻布袍子，在消毒柜拿筷子的時候，一根根挑選，幾乎把筷子摸了個遍。師兄正好走過，就說不要挑選，都是干凈的，這位女學員就覺得自己受了侮辱。

我們都不能理解受侮辱的點是什么。后來聽當家師傅說，女士表示，她來之前，覺得道觀是個神圣的地方，可是師兄說話的態度有點粗暴，不那么符合她的想象。啊？我們只能駭笑，還有這個理由？對的。當家師傅是本地都江堰人，十幾歲出家，在道觀守了四十年，什么人都見過，說這種人很多，你住久了就能看到更多。

都不用住很久，有一天正在露臺上，師兄教我脫了鞋子，光腳在露臺上轉圈，一會兒渾身的細汗。有山谷涼風起來，一絲絲吹拂過，我穿著大褲衩和白汗衫，和當家師傅正在說笑，一大群衣冠楚楚的人上來了。領頭的一位染了黃發，戴著草帽，穿著麻布長裙，眾人都戴著各種奇形怪狀的夸張首飾，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對我們一群人喝道，“拿點糖來”，是一貫發號施令慣了的。

“嗯？”我非常茫然，確定沒有旁人，不顯然是對我說的？“拿點紅糖或者白糖。”吆喝我如同店小二，有點不想搭理。

這女人昂揚著，非常理直氣壯，這哪一出？我轉身就走，正好師兄旁邊的義工救場，出來問，啊？有什么事？才知道這群人在山下的書院練功，禁食已經七天，每天就喝紅糖水，這日上得山來，覺得此地甚好，可以一歇，看到我們一群閑人，覺得應該服務于他們。

我和當家人抱怨，說以為我們是誰，就這么呼來喚去。師傅還是那句話，這樣的人很多啊，參加個什么班，搞了個辟谷，就覺得自己高大起來。

躲在露臺另一個角落里，和師傅喝茶，不再搭理那些人。遠遠地，師兄在應酬，和他們說廢話，終于開始叫我，說是里面一位女士，和我過幾天要去重慶見的一位文化名人是同學，聽說我也和這位認識，所以很高興，想聊聊。聊什么聊，我充耳不聞，繼續和當家人聊天，這種人，果然在這兒不愁見到。

還是只看外表，不看內在——就看外表，也看得不明不白。我也是穿著三宅一生的大褲衩好不好，怎么也不會比麻布袍子便宜。

傍晚的乘涼，是一天最舒服的時刻，當家師傅帶著我，還有幾個年輕義工，經常下到菜田里。她熟悉地形，知道哪里有風，在風口坐半小時，渾身涼透，再回到露臺之上，擺開茶桌，聊道觀里的客人，聊山上的植物，包括各種出家人的八卦，只覺得置身于一個奇異世界，完全與三個月之前的上海是兩個天地。

當義工的一個小道士，長相透亮干凈，是宜賓來的，一問才知道還在讀大三。傍晚坐在露臺上喝茶，他捧著一只受傷的小鳥來找我，說是剛撿回來。二十歲的小孩，也是寂寞，找我們這些大人來閑聊，一問之下，才知道他的人生故事復雜極了，留守兒童，原生家庭，流動性向，各種社會熱點都和他沾邊，一代人的問題。

上山來見習，就是覺得宗教可以救贖自己。“喜歡各種法事。”

然而他的生命力旺盛極了，簡直是無處安放的激情。感覺即使來到道觀里見習，這里的儀軌也降伏不了他，完全是一個野生的小哪吒。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