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作家來說，生活的答案從來不是靠寫作就能解決的。但是，寫作卻能看到一個作家的思考過程。當她的生活隨著年齡、見識、生育發生改變，也會改變她的寫作命題和寫作風格。在笛安的新書《親愛的蜂蜜》分享會上，一位讀者問到笛安：你如何看待24歲時曾說，生命的名字叫做徒勞，她展開了精彩的回答。作家生活在因為有了孩子之后變得更加確定，你必須得為了她好好地生活下去，那些生活中的兵荒馬亂只能暫時按下不表。

《親愛的蜂蜜》或許是她創作生涯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作品，她以孩子為起點，重新思考我們的人生。生活的有一些問題得到了解答，有一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答，不過也沒有那么嚴重，一切都還來得及，可以愛人，也可以被愛。

《親愛的蜂蜜》書影

讀者1：我想問笛安一個問題，我平時也有關注笛安的微博，我經常能看到笛安發關于小女孩的一些動態，所以我很好奇，笛安在有孩子之前自己就給一個預設我要跟孩子做朋友？還是有了她之后，不知不覺之間跟她形成這樣的關系？

笛安：我有小孩之前絕對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成為媽媽，這個事對我來說完全沒有想過，但它發生的時候就發生了，也是一點一點地學習，肯定這中間有過無數手忙腳亂的時候。當然我很感激大家的表揚，你把這個小孩看作很平等的一個存在，但其實我心里想說，我怎么可能和她平等，我得供著她（笑）。

你想和你的孩子平等是不可能的，她永遠在贏，在她很小的時候我就知道這件事。父母跟孩子之間，最終父母都是會輸的，這個沒有什么道理可講。這也是一個慢慢學習的過程，當然有時候微博上肯定分享一些高興事，你焦頭爛額的時候，比如給她默寫生字的時候，她現在都會學我，她說“媽媽你知道嗎，你就是這樣的。”她很會模仿我，她就坐在那里托著腮模仿我，那個語氣學得很像。我們倆肯定有沖突的時候，而且客觀一點說，一個小動物，你要把它規訓成一個人類，這中間不可能永遠都是高高興興的過程，肯定有的時候有懲罰機制。

我也忘了從哪個瞬間開始發現，她不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她是另外一個人，我意識到這個事的時候就覺得，這其實是五味雜陳的瞬間，她就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不是說她長大聽話不聽話的問題。我有一天突然想開一件事，我只是暫時想通，后面可能還會有反復。其實沒有一個人是為了讓我放心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一個人是為了讓你安心或者讓你高興而來到世界上，你這個想法是錯的，即使他從你的身體來，他也不是帶著這個任務來的他有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上走一遭的使命。我什么時候覺得我是為了讓我媽高興才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也是不可能的，我媽不高興的事情我早就做完了。所以我才說母女是非常復雜的關系，因為都是女人，這里有很多較勁在的。也許有一天我會寫這樣的小說，但是有人愿意看嗎？也許有一天會寫，但是現在我暫時還沒有準備好第一人稱是一個媽媽的小說，我可能還沒有蛻變得那么徹底。

讀者2：我想先跟笛安表白一下，我喜歡你很多很多年，這些年你慢慢地寫，我慢慢地追，每本小說我都有看，我現在已經快三十歲了，但是我還是跟十四歲那年一樣非常喜歡你。十幾年前笛安說生命的名字其實叫做徒勞，我想知道你現在還是這樣認為嗎？特別有了小女孩之后，你對生命的意義有沒有新的認識和理解？

笛安：感謝這位讀者，“生命的名字叫徒勞”，年輕的時候我們寫的東西就喜歡整這些大詞（笑），這一聽就是年輕時候，生怕別人不知道你很成熟。當時寫小說的時候，你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寫作有一種傾向，當時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我想急著證明我告訴你，我知道這個世界是很復雜的，你不要小看我。

十幾歲、二十歲的寫作，你會不自覺會有這個東西，你們不要瞧不起我，我知道這個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知道，有點想急著證明這個東西。但是當我有小孩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意識到，我成了那個復雜世界的一部分，我就不需要證明這件事，我甚至有時候想，還有什么可說的，不就是那點事嗎。你要說什么是質變，我覺得就是這樣一個變化。

這本小說里我寫了一句話，是崔蓮一對熊漠北說的，大致意思是說，我以前總在想著我為什么要活著，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蜂蜜以后，人生再沒有意義我也不能死，因為蜂蜜還沒有長大。這個就是母親這個身份帶給我的最大的一個改變，你突然覺得以前困擾你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問題了，因為反正這個小孩長大之前你就得活著，而且你還得好好活著才能保護他，這是我自己都沒有想到這么輕易就完成的一個改變，并不是很復雜的過程，也沒有需要多么艱苦的斗爭，好像都沒有，就是很快我意識到這個事情。但是有的時候它的風險在于，這就像拆盲盒一樣，任何一個人在小孩來到世界之前，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做一個媽媽，你適不適合當媽媽，這其實是一個風險挺大的事情，因為確實有一些人不那么適合，這個我也承認。

讀者3：讀到這個結局的時候還是挺驚訝的，因為正好貼合20年的背景，我最近讀的另外一本書也是用疫情的背景結局，是薩莉·魯尼的《美麗的新世界，你在哪里》。如果這個結局不是疫情背景的話，他們并不會有好的結局，是特意安排這個結局嗎？

笛安：我在寫這個小說之前，這是一開始就知道的結局，他們倆一定會在一起，我沒有辦法完全以一個職業的角度去看這個故事，我只是覺得蜂蜜的人生不可以不好，蜂蜜得過安穩的生活，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人要在一起，完全從這個小孩的角度，這是我最開始設計好的。但是疫情是一個契機，寫著寫著它就來了。我一開始沒有想得特別清楚寫不寫2020年以后，因為以前有過一個設想，這個故事在2019年的12月底結束，那時候蜂蜜更小，我原先就想把這個小孩寫到四到五歲，四歲多，不要再大，因為再大就不好玩了，那么小的時候是最好玩的時候。后來寫著后著突然間覺得，我好像知道用什么辦法讓這兩個人重新在一起，其實這樣也沒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因為確實疫情以來，包括我自己，包括身邊的很多朋友，他們對生活的預期都有改變，包括我媽。我媽都說現在覺得全家人在一起就特別好，我覺得這個挺凄涼的，但確實就是這樣，全家在一起比什么都強。我身邊有一些朋友，以前他習慣的生活和工作的狀態，可能一年要飛多少公里，要走多少地方，比如去一下東京，只要愿意，一年幾次都可以，但是疫情之后改變了一切這樣的東西，不說出國，國內旅行都是困難重重，我真有一個朋友，自駕，全家人，兩個孩子，去新疆，真的在當地待了好久。我們在這個狀態里面，很多人對自己生活的預期是無形中會調低的，即使崔蓮一跟大熊分手，他再痛苦，也不會放棄去倫敦，這是生活里非常常見的選擇，這時候我心軟了一下，我讓他去不成，這絕對是我心疼蜂蜜而做的妥協，就是心軟了一下，我還是希望他們倆能夠在一起。

讀者4：笛安老師您好，很榮幸能夠參加這個活動，我也是你的老讀者，第一次讀你的書是上初中的時候，我現在讀研，今天能夠見到你很開心。我有兩個問題，我今天二十四歲，你也是我人生的一個前輩，如果你想給現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一點人生建議，感情上的建議也好，或者你對二十四歲的自己說幾句話的話，你會說什么？第二個問題跟文學有關，你是八零年代作家里的旗手，但我覺得我們的文學創作環境也好，文學質量其實是有在下滑，可能是紙媒衰敗的原因也好，我們不再會出現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笛安老師一定寫下去，因為我讀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時候非常心痛，一方面是為故事感到心痛，一方面覺得寫這樣驚艷文字的女孩就沒了。像笛安老師這樣有才，希望您能寫下去。

笛安：我明白這位讀者的意思，希望我好好地活著，這個請你相信，我肯定努力好好地活著，并且努力地寫作。當然能寫到什么程度這個真的不好說，比如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我會以為二十年多漫長，我一定在這二十年里寫到，我今天想象不到二十年會寫多好。但其實不是的，二十年一晃就過去了，2003發表第一篇小說算的話，明年就是二十年了，真的很快。當然，我們不講那么漫長，從有現代小說，差不多十八世紀，我們熟悉的現代小說這個載體，它也并不是說每個時代都有特別棒的作品，總是有相對平靜的時代，總是有大年、有小年，就像十九世紀某個年代的俄羅斯，那真的是豐年，但是俄羅斯文學也不是一直那樣下去的。有的時候也有一些自然規律在里面。當然這個話題再說深一點，會不會幽靈外一種文體來取代我們看了兩三百年的現代小說？我認為有可能，但是它現在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認為有這個可能，因為現在沒有人再去寫《漢賦》。但未來的這種預判我也回答不好，但我還是相信人們會一直需要虛構，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故事，但是虛構這個東西，人有時候需要假裝自己是別人，或者暫時假裝一下自己在另外時空里，不管怎么講，它是一個相對永恒的需求。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還是相信文學會一直存在，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日后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

回到二十四歲的自己，我不得不說，我二十四歲的時候整個世界環境比現在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強太多了。因為我的讀者，我能感覺到一個特別大的變化，十年前我的讀者跟聊天提的問題跟十年以后完全不一樣，十年前大家對未來的期待和困惑，跟現在完全不一樣。有一天我突然發現，為什么我的讀者群里這么多人都在討論今年每個地方怎么考教師的編制，這是十年前絕對沒有的。十年前每個人討論自己畢業以后的情形還有很多選擇，今年我突然發現怎么這么多人都在說“讓我順利上岸”，我想有多少人需要上岸？在2019年的時候都沒有這么多人要上岸，我當時去簽售的時候都沒有這么多人。所以這不是你的錯，我那天還跟一個讀者說，我認為有一個事可能還是有一點用的，就是人在生活里一定要有一個跟自己工作無關的愛好，這個愛好也許能幫助你去鉆研一個什么事情，沉浸其中，交一點跟這個愛好都相關的朋友。看書不算。不管是什么，你根據自己的情況來，不要太燒錢的那種。這個很重要，如果我有一個朋友的生活真的考了五年研究生，這種情況下不需要有愛好嗎？我覺得肯定需要，你總得有一個什么東西去喘息。不要太著急，雖然這個話我自己聽著都特別無力。我們盡可能想一想讓生活更愉快的辦法。當然我會繼續努力寫作的，而且這也是我現在唯一會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