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在詩歌界的影響越來越大。詩人張棗不僅將《野草》視為能夠體現魯迅“元詩”觀念的起源性作品，而且直接將其視為“新詩之父”，取代了胡適的位置。張棗的看法或有偏頗之處，但卻凸顯了魯迅對于新詩的意義，以及其作為詩人的無可替代的位置。實際上，魯迅不僅自覺地經營“白話詩”，尤其是“散文詩”，還借《野草》等創作表達了他獨特的詩學體驗、詩歌觀念及詩歌精神。魯迅說過，“我的哲學都包含在我的《野草》里面了”。從內容上講，在詩與哲學之間的《野草》集中體現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續并發展了可以作為魯迅詩學原點的《摩羅詩力說》。

魯迅在1907年寫作的《摩羅詩力說》既是其詩學原點，同時也被視為其精神原點。魯迅晚年在回答埃德加·斯諾的提問時，雖然對新詩給出了消極評價，“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做了詩人”，但他之所以這樣說，或許出于對理想詩歌精神不能充分實現于新詩之中的失望。正如張桃洲所說：“魯迅作為一位新文化（文學）運動的無可替代的中堅，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和小說、雜文大家，同時又是一位‘詩人氣質’很濃的詩人；他的小說、雜文隨處閃現著沉郁的詩意，他本人的新詩創作更是具有開拓者的氣魄；魯迅無時不在關注著新詩的成長，他關于新詩的零星論述，顯示了獨到的歷史眼光，這亦是無可替代的。”（《魯迅與中國新詩的境遇》）在《摩羅詩力說》這一詩學原點之外，必須注意到，由于魯迅作品在文體上的曖昧性、雜糅性，甚至“變異性”，使詩意和詩性也滲透到了其全部文體之中。

摩羅詩力：魯迅的原點

《摩羅詩力說》在魯迅留日時期的寫作中占有特殊位置，標志著他從“思想救國”轉向“文學救國”的嘗試。寫作于同一時期的《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是相對寬泛的思想文化探討，受到嚴復、章太炎和梁啟超的影響，是青年魯迅對晚清啟蒙語境的思想突圍，而《摩羅詩力說》則開始強調以文學為藥來救治國民精神。在“范式轉型”的意義上，《摩羅詩力說》之于魯迅，一如《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于梁啟超，魯迅也許是受到梁啟超的啟發，開始從政治和思想學術轉向文學的嘗試。但魯迅之所以選擇詩這一體裁作為突破口，更多因為詩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核心，而“摩羅詩力”最能顛覆“溫柔敦厚，哀而不傷”的古典詩教傳統。

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魯迅對詩歌和詩人有一個定義：“蓋詩人者，攖人心者也。”而《毛詩正義》則說：“《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兩相對比，就可以見出魯迅的用意。古典詩教是要平衡人的心志，“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而魯迅式的現代詩教卻是要激發人的心志，“令有情皆舉其首，如睹曉日，益為之美偉強力高尚發揚，而污濁之平和，以之將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故而魯迅別求心聲于異邦，試圖以摩羅詩派來改造中國詩歌，意在建構一種異質性的現代詩教。

“摩羅詩力”的內涵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可謂魯迅對于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一種獨特解讀，借以解決自己的問題：何為詩？詩人何為？而“摩羅詩人”作為一種詩人的理想型，寄予了魯迅對“立人”問題的思考。這一點和《文化偏至論》的主旨是一致的：“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則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對于魯迅來說，“摩羅詩人”這一詩人原型也應該是“人”的原型。回到現代思想史的脈絡，魯迅的這些思考處在從啟蒙運動向浪漫主義思想發展的邏輯線索之中。由《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等文字來看，他十分看重啟蒙運動的成果。在《摩羅詩力說》中，同時必須應對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之間的思想和話語張力，因而其立論最終表現出一種寓啟蒙于浪漫、以浪漫濟啟蒙的思想特點。

可以說，“摩羅詩力”構成了魯迅精神與文學的一個原點，他終其一生都保持著這種思想和話語張力。日本學者北岡正子在《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中，同樣強調“惡魔派詩人”對魯迅一生的本質性影響。客觀而論，魯迅顯然更多強調的是浪漫主義詩歌中的反抗精神。他的“摩羅詩力”概念，大約相當于后來高爾基在對浪漫主義進行劃分時，提出的“積極浪漫主義”概念，兩個概念之間具有一種精神上的親緣性。

《野草》及其他：詩人的誕生

魯迅在1925年1月寫下的《詩歌之敵》中談到“詩歌有能鼓動民心的傾向”，可以讓人想起《摩羅詩力說》。此外，魯迅的不少文章也零星涉及詩歌論爭。例如，1924年末，魯迅與徐志摩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他在《“音樂”？》一文中反駁徐志摩說：“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哪里！？”與徐志摩等新月派對詩歌音樂性和形式的追求相比，魯迅更為關注一種根植于“心聲”和“內曜”（《破惡聲論》）的詩性內容與詩性意識形態（poetic ideology）。此外，魯迅在同一時期寫下的系列散文詩，同樣是對其詩歌觀念的嚴肅實踐，結集成《野草》出版更見其鄭重。

魯迅之前也寫過分行的自由詩，但其詩人身份和形象卻主要奠基于《野草》。由于散文詩這一體裁的特殊性，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野草》的研究多結合魯迅的思想展開，而對其在新詩史上的意義重視不夠。但新世紀以來，對于《野草》的研究終于從“魯研界”擴展到了詩歌界。例如，詩人、學者張棗曾著力闡發《野草》中“消極主體性”的異質性，在其博士論文《現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中，更將魯迅視為中國新詩“美學現代性”的開創者。其實，《野草》中的“消極主體性”（negative subjectivity）正可被理解為“摩羅詩力”的頓挫、發展和變形。《野草》中主體的深度，不僅僅是由美學幻覺構成的“消極主體性”深淵，同時也源自魯迅“金剛怒目”式的反抗精神，以及遭遇“無物之陣”之后“噬心”“自心交爭”的精神困局。

此外，《野草》還體現了魯迅文體的雜糅性和風格多樣性，像《這樣的戰士》《狗的駁詰》《立論》等文字其實更接近雜文，帶有一定的“雜文性”。張旭東將1925—1927年視為魯迅獲得“雜文自覺”的時期，寫作于這一時期的《朝花夕拾》具有濃烈的詩性，自不待言，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從“雜文性”到“詩性”之間的光譜變化，最終形成了魯迅的雜文、散文、小說、散文詩等不同文體。在文體層面上，從詩性到雜文性之間的變化值得考察。詩性往往和“摩羅詩力”以及魯迅對“摩羅詩力”的反省有關，而雜文性則是這種詩性“蛻變”的自然結果。對于魯迅來說，雜文仍然便于承擔思想的任務，而其文字上的極致表現即為詩——一種散文形式的詩（散文詩）。如果不褻瀆正典的話，從魯迅作品中編選出更多的“散文詩”是容易的，如魯迅《野草》之前的《自言自語》，與《野草》同時期的《長城》《戰士和蒼蠅》等，《野草》之后的《看司徒喬君的話》。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野草》都是中國新詩史上獨一無二的文本。它塑造了魯迅的詩人身份，為中國新詩帶來了卓絕的精神啟示，而作為散文詩，其藝術高度也難以被超越。《野草》不僅展示了新詩的精神哲學與精神深度，同時還展示了其藝術哲學和語言哲學。《野草》中所呈現出的魯迅的“詩”與“思想”之間的關系也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有必要以《摩羅詩力說》和《野草》為出發點，擴及魯迅的全部文本，從中分析其作品的詩性因素，以及這種詩性因素在魯迅“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此，還原和凸顯魯迅的詩人身份，呈現出一個詩人魯迅的形象，可謂21世紀魯迅研究的一個新的生長點。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