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正在發生規模巨大、意義重大的現代化轉型，數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農業文明體系面臨著強烈的沖擊，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改變是全方位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取向在此過程中也在發生重要的變化，詩歌寫作在若干方面也可謂“日新月異”。近年來，有許多詩人重新將關注的重心投向山水、自然、田園，他們的寫作與傳統的山水田園詩歌自有不同，與一般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詩歌、游歷詩、鄉土詩也不一樣，而呈現出其自身獨具的一些特點。本文擬以三位詩人路也、江非、張二棍近幾年的詩歌作品為觀照中心，討論近年山水詩寫作中的一些趨向和特質。之所以選擇這三位詩人，首先是因為他們的寫作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各具辨識度和“個人語法”，處于詩壇的“第一方陣”，其次也有年齡、性別方面結構性的考慮，三人中一位女性、兩位男性，年齡上則“60后”“70后”和“80后”各一，如此在經驗、閱歷方面有一定區隔，也使討論的話題具有一定的廣度和代表性。

不同的寫作“來處”與風格特點

三位詩人雖然近年都進行了大量可稱之為山水詩的寫作，但實際上又各有不同，“山水”于他們詩歌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回溯其詩歌的不同“來處”與風格特點，有助于深入地觀照其晚近的寫作。

路也早期的詩歌具有較為明顯的抒情性和古典特征，含蓄、深情、溫婉。此后則發生了明顯的風格變化，她的詩“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無論是對于人生、命運，還是對于社會、歷史，都有更為深沉的觀照、關切。路也晚近的寫作呈現內心孤絕，憂憤深廣，而又出之以平淡自然，至冷峻，至溫柔，至切近，至邈遠，至細微，至廣闊，她的寫作顯然不屬于詩歌界頗為流行的“小女人詩歌”，而已然具有大家氣象和綜合性詩人的特征。

江非是“鄉村之子”。他最早是以家鄉“平墩湖”為中心，呈現了頗具倫理性、古典性和浪漫特征的鄉村圖景。而后，“家鄉”成為“故鄉”，“平墩湖”也更多地從現實所在成為精神性所在，它不再是江非的“全世界”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雖則是重要的一部分），他的詩歌更具異質性、復雜性，也更具精神性、思想性，左奔右突，蠻野強橫，力道甚足，體量甚大。近年來，他的寫作又體現新的特質，純度更高，更為平和、寧靜，“山水”在他的筆下既有現實性又有象征性，顯出明凈、澄徹特質。

張二棍的詩是曠野之詩、大地之詩，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地詩人。他的詩天然地與人們同呼吸、共命運，他是化血為墨、以命為詩的書寫者，具有顯明的悲憫氣質。張二棍俯身向下，關注低處、微小的事物，在他們身上發現了生命的莊嚴、崇高與壯麗，他寫出了日常性、世俗性中的神性，也寫出了神性中的日常性、世俗性，他的詩歌具有直擊人心、撫慰人心、震撼人心的力量。

從“見山是山”到“見山只是山”

宋代青原惟信禪師曾談及人生的三重境界：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此說用來比附我們所談論的近年詩歌中的山水詩書寫亦可成立，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寫作也經歷了從“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只是山”“見山還是山”的階段。

“山水”不只是客體、外物，它同時也是個人心靈的外化，是主觀內心的客觀對應物。詩人對于山水的書寫其實質是對人生的書寫，路也、江非、張二棍的詩中所體現的山水具有一定的共性：返樸歸真、洗練純凈，而又有深度、有內涵。一定程度上，他們都是從“見山是山”而經“見山不是山”達到了“見山只是山”的境地，自然，這里面包含了人生的歷練，包含了情感的淬煉，也包含了智性的敏悟與覺知等等。江非的詩《我不想更多》中寫道：“我不想增加什么，也不想再減少什么/我不想更多，更好/我已知足，已別無所求/將憂慮遺忘/一只樹上的灰麻雀也能安慰我”，這是一種自我與世界的和解，更是內心世界的澄明。路也則在野外的行走中有著對于自然與自我的雙重發現：“我在峪谷里行走/我會獨自走上一整天//兩岸崖壁森肅，上億年記憶/隱含著斯芬克斯的臉/抬頭望見太陽卸下/云朵和深淵”，詩的最后寫道：“想到群星燦爛，想到滄海桑田/所有痛苦都釋然”（《峪谷》），通透而開闊。人生短暫，而“流水和青山”則有著長久的生命：“每一個人都是將死之人/所有冬天只是同一個冬天/世間最終剩下的，唯有那把六朝送走的/流水和青山”（《永別》），由這樣的視角出發，對于人生的觀照自然是超越性的、豁達的、高邁的。江非寫“獨坐”：“獨自坐坐/看看下午的河流，再獨自走回來”（《河流與人》），張二棍也寫“獨坐”：“我背后的松林里/傳出不知名的鳥叫。它們飛了一天/是該唱幾句了。如果我繼續/在山頭上坐下去，養在山腰/帳篷里的狗，就該摸黑臥上來了/想想，是該回去看看它了。它那么小/總是在黑暗中，沖著一切風吹草動/悲壯地，汪汪大叫。它還沒有學會/平靜。還沒有學會，像我這樣/看著，腳下的村莊慢慢變黑/心頭，卻有燈火漸暖”（《獨坐書》）。這樣的“獨坐”與“平靜”，包含了人生智慧，有著豐富、復雜的內涵。

在山水、自然之中，詩人獲得了內心的平靜，他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準確地說，他找到了兩者的契合點，安然、自足而幸福。路也有如此的“熱愛”：“不能等了，得起身繼續前行/——余生已經不夠用來/熱愛世間的大好河山”（《徽杭古道》），她有著如此的“幸福”：“天已過午，人生過半/我獨自靜靜地仰臥在郊外的茅草坡/一個失敗者就這樣被一座小山托舉著/找到了幸福”（《小山坡》），山河于此具有了療愈、撫慰以及自我成全、自我實現的功能。江非則有著如此的“我在”：“我不會躲避任何人/也不會藏起來/自稱果園里的隱逸派/我在我果園的任何一處/可以和任何人交流，并請他/嘗嘗我的桃子/今年的夏天下過幾場冷雨/桃子上都是斑點/但吃起來味道還可以/我可以請他多停留一會兒/雖然我對天氣和我自己都有些抱怨/我還是在果園的一角開墾出了一小片洋蔥地”（《我在》）。這里的“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存在主義的“在”或者“存在”，其中所寫既是現實的，又是象征的，既是真切的，又是澄明的，具有精神屬性。“見山只是山”，此時的山已非初見之山，而具有了人生的厚度與智慧，也更具人文性和詩性。

“舊山水”之“新”與“新山水”之“舊”

時代的發展日新月異，山水既有其舊的一面，也有其新的一面。就詩歌寫作而言，它應同時呈現出這兩種悖反性的特質，具體而言，面對“新山水”，它應該表現出其“舊”的、恒久性的特質，而面對“舊山水”，它應該呈現出其“新”的、當代性的一面，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傳達出其內在特質和復雜性。

隨著時代生活的變化，山水也有其“日新”的一面，詩人自然也需要“與時俱進”表現其中的新變。比如路也的詩中寫到了信號塔、高壓線、山坳里的拖拉機、工廠、飛機、高鐵等等，她還賦予了“巴山夜雨”這一古老意象以現代科技的闡釋：“巴山夜雨，如果想家/可以微信視頻”（《送路路去北碚》）……而更內在的，路也在寫這些“新”的同時，著重呈現的是與其不甚合拍的“舊”：“旁邊是橫跨的公路大橋/一架波音737從空中掠過/整個時代都在汽車上，我偏要行船/整個民族都在飛機上，我偏要行船/我的慢，使我脫離數學和經濟學的原理/成為詩人”（《鎮揚渡口》），“快”時代中的“慢”，“新”時代中的“舊”，都因其稀有而更為可貴。她的《徽杭古道》中寫：“遠離人群之后，我愛上了行走/愛上了一個人的圓滿/身體日益坍塌/卻有一條電纜，直接與宇宙相連/內部一天新似一天”，在異質性與“不合拍”中彰顯出巨大張力。江非也心儀于“一片人跡罕至的樹林”：“也許我只是偶爾想象著有這么一個地方/離人不遠，但人跡罕至/于風雨之夜，于深深的勞頓和倦意之中/有一處未達之地，讓心有所屬，而漸漸沉寂”（《未達之地》），那“已達”的很重要，而“未達”的某種意義上更重要。這種“未達之地”，這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偏離，正是孕育詩意與可能性的沃土。

山水之“舊”在于其包含的“萬古愁”，它與人的生存的有限性、悲劇性密切關聯，其間包含了嘆息，也包含了力量與反抗。“萬古愁”亙古如斯，不可移易，一定程度上具有宿命性和神性特質。如路也《空曠》中寫：“這曠遠之地，仿佛在時間的背面/獨自一人多么完整/茫茫雪原，把往昔和來日一起鋪展于眼前/神不在任何地方，又無處不在”，這里的大自然具有了神性的特征。而張二棍的《在鄉下，神是樸素的》中讓世俗生活、日常生活具有了神性，它與現世生活融為一體，而又能對之進行輝映和指引。張二棍的《石匠》亦將世俗性與神性進行了并置：“他祖傳的手藝/無非是，把一尊佛/從石頭中/救出來/給他磕頭/也無非是，把一個人/囚進石頭里/也給他磕頭”，在“石頭”與“佛”、人與神的對立轉化中包含了巨量的生命內涵。張二棍還是當代詩人中并不多見的具有“罪感”“恥感”的詩人，他有著強烈的自審、自省精神：“……你知道嗎，我一次次避開自己/生而為人的真相，茍活在/這險象從生的幻象之中/你知道嗎？我每一天都沉溺在/一個食草動物的膽怯/與無中生有的疼痛之間/由此，來騙取/對自我，一閃即逝的同情”（《有尾》），“山在爬山，河在渡河。殘陽下/一頭驢子累了一天，正拖著/一條血紅色的土路，像拖著自己/細瘦的腸子，靠近我。我要是/有一把鹽，多好。有一把草，多好/我要是一把鹽，多好/我要是一把青草，多好”（《遇驢記》）……這其中的悲憫、救贖、罪愆意識，是在更高的層面對山水、對眾生的觀照與關切，有著很強的藝術力量。

新時代的山水詩書寫，將“新”與“舊”、當代性與“萬古愁”進行了較好的結合，實現了對山水與人生的雙重觀照，有著對時代的映照與思考，也有對永恒的矚望與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