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看《魯迅日記》，發現其中多次出現“招飲”“邀飲”“飲于”的字眼，也存在“頗醉”“大醉”“微醉”“醉臥”“多飲”等描述，看來魯迅先生在日常生活中還是一位嗜酒之人。但他卻在通信和談話中聲稱“其實我并不很飲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只要沒有人勸喝”“我不多喝酒的……”魯迅的所記與所講，讓人生出一種迷惑的矛盾印象來。

倘若仔細閱讀了《魯迅日記》《兩地書》以及魯迅關涉“酒”的其他詩文，我們對這“矛盾印象”可能會有所感悟：魯迅之于酒，與他之于當時的社會、當時的文壇、當時的家庭一樣，處在多重矛盾的包圍中，正如他的詩所描繪的那樣：“故鄉黯黯鎖玄云，遙夜迢迢隔上春。歲暮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食河豚。”

一

魯迅喝酒，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具有“促飲”的條件。

魯迅出生、成長于紹興，紹興不僅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還是著名的黃酒之鄉。當我們追隨古今大家的足跡，漫步在紹興的石板路上，蕩舟在曲水之中，會有濃濃的書香撲面而來，會有淡淡的酒香浸入鼻息。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寫道：“我雖是京兆人,卻生長在東南的海邊，是出產酒的有名的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時常做幾缸自用的酒。”魯迅和周作人的父親也愛喝酒，周作人曾回憶：“我的父親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記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談天，至少要花費兩點鐘，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父親愛喝酒自然會影響到魯迅，早在1898年他就在《戛劍生雜記》中寫道：“試燒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凈盡者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為死酒，味減。”估計十七八歲的魯迅就已嘗過酒的滋味了。1909年歸國后，魯迅與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范愛農相遇，自此有了喝酒的記錄。魯迅在《范愛農》一文中寫道：“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于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后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

魯迅有一個以文相交、以酒助興的高層次朋友圈，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形容他的交往最是恰當。他在日記里將各種人際交往記錄得相當細致，從中可以見到一批閃爍著耀眼光芒的社會名流和文化巨匠。與陳獨秀、李大釗、宋慶齡、瞿秋白、胡適的密切聯系暫且不提，單在“飲”字后面頻繁出現的名字就有陳望道、沈雁冰（茅盾）、馮雪峰、葉圣陶、鄭振鐸、胡愈之、巴金、沈尹默、郁達夫、馬幼漁、朱自清、林語堂、柳亞子、許壽裳等。自古以來文人愛酒，與魯迅多有“餐飲”之誼的鄭振鐸在《宴之趣》中寫道：“別一個宴之趣，是我們近幾年所常常領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幾個無所不談的朋友，全座沒有一個生面孔，在隨意地喝著酒，吃著菜，上天下地地談著……‘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不，不能喝了，實在的。’不會喝酒的人每每這樣地被強迫著而喝了過量的酒。面部紅紅的，映在燈光之下，是向來所未有的壯美的豐采。”郁達夫既是魯迅的文友也是魯迅的酒友，他嗜酒且酒量極好，曾作對聯自況：“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他還在《批評家與酒》中寫道：“最初的一杯兩杯，喝下去只能潤一潤喉，暖一暖胃，使你感覺到一點生氣。直到一兩斤落肚，滿身血液里都融合著酒精的時候，那你周圍的世界會完全換一個面目……喝、喝、喝，越醉越自在，越醉越放心，這才是世上的樂園，這才是夢里的游仙。”與這些朋友多有往來，魯迅喝酒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年的官場也有喝酒的風氣。如1912年7月董鴻祎被任命為教育部次長后，主動邀請教育部的同仁喝酒，其中就包括魯迅。《魯迅日記》中還有1913年5月11日“戴蘆舲簡招往夏司長寓，至則飲酒，直至下午，未已，因逃歸”，1914年1月2日晚五時“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勸業場小有天”，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會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等魯迅參加“公宴”的記錄。

長期的獨身生活特別是家事的困擾，使魯迅的身體與精神一直處于雙重漂泊的狀態，孤獨、苦悶在魯迅的精神世界里占據著突出的位置。1912年1月魯迅只身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員，當年5月隨教育部遷往北京，在北京過了八年多“食無定所”的生活——他和同事、友人幾乎每天都在尋覓飯館或食于某某“之室”或“出買饅頭食之”，甚至先后在益昌號、海天春搭伙定點包餐。這樣一群頗具文人氣質的年輕人尋覓飯館、搭伙聚餐，為他們飲酒創設了客觀的環境。眾所周知，魯迅對與朱安的婚姻是不滿意的，他說朱安“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魯迅二十六歲時奉母命從日本回國與朱安完婚，完婚后的第二天便搬到另外的房間居住，并于幾天后返回日本；即使后來在北京生活時同桌進餐，魯迅與朱安也幾乎沒有什么對話（據魯迅的鄰居俞芳回憶）。1923年7月，周作人突然與魯迅反目，這對魯迅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的重大打擊，以至于其后的《魯迅日記》上出現“夜半雷雨，不寐飲酒”“夜失眠，盡酒一瓶”“夜食蟹飲酒，大醉”“夜飲酒醉”“夜飲汾酒，始廢粥進飯，距始病時三十九日矣”的記錄。不難看出，這多是苦悶情緒中的自斟自飲。

魯迅有敢愛敢恨的真性情，是表里如一的真君子。盡管魯迅和周作人都是文壇大家，但魯迅的文章多激昂，周作人的文章多哀涼；在飲酒上，周作人說自己“每逢酒宴我總是第一個醉與臉紅的……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魯迅說自己“太高興和太憤懣時就喝酒”“先是小喝，繼而大喝”。看，這就是活生生的魯迅！若魯迅像周作人那樣飲酒，他就不是魯迅了——面對黑暗權勢的“文化圍剿”，他怒向刀叢“橫眉冷對”，以筆為劍去沖鋒、去搏斗，去拼殺；面對人民大眾，面對同道的戰友，面對友情親情，他吟誦著“無情未必真豪杰”去吶喊、去拯救、去愛撫。他杯中的酒就像他手中的筆，一直忠實于自己的內心，不掖，不藏，不裝。魯迅在《淡淡的血痕中》寫道：“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也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

二

魯迅有時是縱酒的，有時又是自律的。總的來說，魯迅的飲酒受到“自控”“他控”等多方面的限制——

有父親反面教材的警示。魯迅的父親有酒脾氣，喝醉了會往窗外的石板上擲酒杯、擲碗筷。這種醉態對魯迅產生不小的刺激，直到晚年他都記得。

有母親的告誡。蕭紅回憶魯迅晚年曾經在一次酒后說：“我不多喝酒的。小時候，母親常提到父親喝了酒，脾氣怎樣壞，母親說，長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親那樣子。”類似的話，他對摯友許壽裳也多次說過。

有許廣平的勸說。許廣平與魯迅1925年3月開始通信，5月她就在信中勸魯迅“戒多飲酒”，其后的《兩地書》里亦有勸誡之語。魯迅也多有回應：“酒是自己不想喝……這里雖然仍不免有小刺激，然而不至于‘太’，所以無須喝了，況且我本來沒有癮”“我已不喝酒了，飯是每餐一大碗”。

有身體的不適。《魯迅日記》從1912年5月始記，6月3日就記“夜腹痛”，8月12日記“數日前患咳，疑是氣管病”，8月17日記“上午往池田醫院就診，云已校可，且戒勿飲酒”。那時，魯迅才三十一歲。此后的二十幾年里，魯迅多有腹痛、胃痛、齒痛、頭痛、肩痛、發熱、瀉痢、氣管支、氣喘、肋膜積水等，肺病幾經復發。總的看，魯迅青壯年時身體狀況就不大好，對于酒，時飲時戒。魯迅在《墳·題記》中說：“即如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

有一定的自律。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其實我并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魯迅跟許廣平說的是實在話，《魯迅日記》中就有不少一整月或接連很多天都沒有喝酒的記錄。查閱1912年至1923年間元旦、除夕、端午、中秋魯迅所記日記，只有1912年的端午、中秋，1917年的中秋，1920年的除夕和1922年的除夕有喝酒的記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17年1月22日的日記：“舊歷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說魯迅是“癮君子”，并不確切。

三

魯迅喝酒的話題，在他生前就多次泛起波瀾，在他身后也不曾止息。事實上，喝酒這種半隱私半公開的事情，本來就是人們茶余飯后最有興致的談資；作為一位長期置身于文化論戰中的大作家，喜歡喝酒且有時醉酒的魯迅，更是被多方“論敵”抓到了攻擊他的把柄。1928年，有人在《戈壁》上發表了一幅《魯迅醉酒圖》并附說明：“陰陽臉的老人，掛著他以往的戰績，躲在酒缸的后面。”也有人在《文化批判》上說魯迅“縮入紹興酒甕中，‘依舊講趣味’”。還有人攻擊他“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著窗外的人生”。百年后的今天，互聯網上一直掛著“魯迅進食必飲酒，逢酒必抽煙，只要喝上幾口，就停不下來，直到喝得爛醉才罷”的帖子。

當然，也存在不同的說法。許壽裳在《魯迅傳》中說：“他不敢多喝酒，因為他的父親曾有酒脾氣，所以他自己很有節制，不敢豪飲。”作為魯迅的摯友，許壽裳的說法具有權威性，但當閱讀完《魯迅日記》，就會發現他和魯迅在一起喝酒的頻率應該是最高的，僅《魯迅日記》的開篇就有1912年7月14日“下午偕銘伯、季市飲于廣和居，甚醉”、1912年8月1日“午后稻孫來，在季茀之室……晚飲于廣和居，頗醉”、1912年8月28日“晚稻孫來，大飲于季市之室”等。（季市、季茀都是許壽裳的別名）。那許壽裳為什么還這樣說？我想，這屬于對摯友的溢美之詞吧，況且，那時的魯迅已是被覆蓋了“民族魂”的旗幟了。

當我們全面地了解了魯迅的一生，就會覺得拿魯迅喝酒來說事，未免有些淺薄和庸俗。“煙水尋常事，荒村一釣徒。深宵沉醉起，無處覓菰蒲”——在他置身的苦痛生活里，在他行走的動蕩時代中，在他站立的嘈雜文壇上，魯迅始終是一個清醒而又寂寞的獨行者，他一手執筆，刺向黑暗；一手把酒，尋找光明。我不敢想象，倘若沒有酒、沒有后來的許廣平、沒有后來的周海嬰，魯迅該怎樣掙脫那無邊的黑暗與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