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見某公眾號上有篇不錯的文章，以曉暢文字，轉述了南宋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一居士上》所記的一段史實，道是：“歐陽修在滁州任職的時候，筑了兩座亭子，一座是大名鼎鼎的醉翁亭，另一座叫作醒心亭。醒心二字，真是大好，現如今，誰還會專門筑一座亭子來醒心，一是沒有那份閑情，二是少有那份資財。兩座亭子建好以后，滁州有位姓謝的先生，也許是拍歐陽修馬屁，也許本身就十分風雅，想送一些鮮花栽在兩座亭子的周圍，就請示歐陽修，我該栽什么花呢？歐陽修回復了一首詩，也很有意思：‘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后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很是風雅，古人之間的風雅，處處有，回應馬屁精也不必教訓，而是寫給他一首詩。”

原來，大名鼎鼎的歐陽修先生竟有如此有趣行派，風雅至極，叫我對他格外添了幾分親近。

說起來，六一居士之于“亭”，似乎向來頗為鐘情的。

亭，乃古代設在路旁的公房，供旅客行人停宿、休息或觀景之用，有時亦稱驛亭、涼亭等，古時隨處可見。一般都為開敞性結構，沒有圍墻，頂部為六角、八角、圓形等多種形狀。因造型輕巧，選材不拘，加之布設靈活，廣泛應用在園林建筑中；可宏偉，可小巧，可精致，可粗率，似乎凡有可慶可賀可資紀念的事，都可建一座或大或小的亭，以之紀懷。

在滁州建過醉翁亭、醒心亭的歐陽修，此前被貶作敝鄉夷陵縣令時，也是建過一座至喜亭的。至于建亭的詳情，則其說不一了。

一說，歐陽修因范仲淹案牽連被貶為夷陵縣令時，時任峽州府太守的朱慶基，早已在長江邊西壩廟口建有一座至喜亭。夷陵自古為長江要津，至喜亭當是為方便船夫和商旅休憩而建。到景祐四年(1037年)，歐陽修任夷陵縣令時，應朱慶基之請，專為此亭寫了《峽州至喜亭記》，此亭由此一躍而成宋代峽州三大勝境之一。

另一說，至喜亭乃歐陽修任夷陵縣令時所建，位于宜昌古城西塞門外江津處。亭于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竣工落成，記為夷陵歐陽修撰，黃魯直書。無論怎樣，這在當時的峽州境內，是件轟動性大事。此外，歐陽修在夷陵還建有至喜堂，乃為書院。

“至喜”一語，亦是大好。有論者認為，歐陽修到夷陵，交往的是大江邊純樸、豪放的夷陵人，看見的是風景如畫的夷陵山水，不覺間感到的便是夷陵山水人文之美，“喜”由此生。且以“至喜”命名一亭一堂，先贊舟楫至而后喜，再添讀書人至而后喜，亦復稱贊州官朱慶基親政善政和二人友情相處之喜。

兩說雖記述不一，史實稍有出入，但其中暗藏的人物情趣，倒也大體一致。

宜昌西壩廟咀古建筑群早已被毀，古時的至喜亭、至喜堂今均不存。附近添了一座橫跨長江的大橋，借此命名為“至喜大橋”，倒真有點喜慶之意。

如今的至喜亭，遷建到西陵峽口的三游洞峰頂，飛檐紅柱，重檐三疊，亭內立有歐陽修《峽州至喜亭記》及古今詩畫數十幅。登至喜亭，西眺可見長江雄姿：峰巒疊嶂中，長江水洶涌而至，辟開一線，直瀉西陵峽口，過三游洞后水勢漸平，江面豁然開闊，直到過了李白《渡遠荊門外》一詩中所說的荊門山，才真正流入江漢平原。如此，新建的至喜亭雖不在原址，三游洞倒也是歐陽修當年游覽并題刻過的，想想亦有妙處。

回到開頭提到的那篇文章，經查所轉述的原文為：《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筑醒心、醉翁兩亭于瑯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書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后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哦，這與所讀之文的轉述就有些出入了，至少所謂“馬屁精”一說，對幕客謝某便有些不公。細讀原文，似看不出謝某有拍馬屁之嫌，當然其小心謹慎，亦難稱風雅。歐陽修一向喜歡召集幕客。謝某既為太守幕客，受太守之命，豈有不先弄明白太守喜歡什么花之理呢？足見這一詢問，盡在情理中。于是特地呈上個帖子，詢問太守都喜歡些什么花。歐陽修這才在那個帖子尾端，寫下了那首詩。而前引所讀之文，顯然對謝某有些揣度不實，或率意貶低。其實聯系后文，這般貶抑似全無必要，因為此事的緊要處，只在歐陽修以詩回復幕客所顯示的風雅：你就放心地去栽吧。“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此語一出，問者自明。

胡仔評價此事用語為“其清放如此”。所謂“清放”，無非清雅閑適，或清凈放曠——清凈一顆負累的心，放空自己，或把自己放逐在曠達山水之間。

其時的歐陽修，面對山水有如面對丹青手卷，緩緩踱步于亭橋邊，背著手觀風景一詠三嘆可也。

想來，這才是歐陽修的風雅行派——將尋常日子與瑣細事務，也過出一點雅興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