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網絡文學日益繁榮，不僅社會影響力巨大，而且也越發吸引學界等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如何推動網絡文學的精品化乃至經典化，如何讓網絡文學傳播好主流價值觀、怎樣發揮網絡文學的引導作用等問題成為思考的核心與實踐的方向。實際上，中國網絡文學經過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業已形成自己不同于紙面/精英文學的特色與傳統，因而要想從底層邏輯與頂層設計等多個層面對其進行有力推動與細膩引導，首要問題是能清晰認識與牢牢把握其主要屬性，對一些關鍵問題有所厘清。唯如此，才不至于削足適履，或者拔苗助長。

在筆者看來，當前迫切需要從商業性、媒介性和爽文化等方面對網絡文學進行重新認識。

重新認識網絡文學的商業性。從2003年VIP閱讀付費模式的形成開始，網絡文學的活力就與其商業性定位不可分割，近些年，網絡文學的IP熱以及向網絡文藝的快速轉向，也是這一特性自然伸展的結果。邵燕君等學者最近把粉絲經濟模式和“爽文”模式認作是由中國網絡文學主脈性質催生的兩大基本模式，是相當有見地的。這也就決定了在評估時，商業性價值必須被當做正面、積極的因素考慮進來。網絡文學顯然處在獨特的文學場域中，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用布迪厄所命名的“顛倒的經濟世界”來解釋，因此，要打破傳統文學場那種單一重視“象征性資本”、倡導“輸者為贏”的評價體系，普通讀者/粉絲的認可與埋單也是重要的評價維度。網絡作家貓膩曾說，“在商業小說創作中，‘爽文’還是基礎，因為商業小說歸根到底是要給讀者提供基本的閱讀快感，這是前提”，當我們來推動網絡文學的精品化乃至經典化的時候，不能簡單移植傳統文學/純文學的好壞標準，只顧及“情懷”而傷及“爽文”，而是要尋求二者的相得益彰之道，因為后者是體現其商業化價值的重要文本表現形式。“內容為王”首先要以“好看”為前提，更高的價值與審美要以此為基。這也意味著，網絡文學質量的提升，不好生硬借鑒外來的標準，而應沿著“爽文”的路徑向上突圍與展開，否則，或另起爐灶或曲高和寡，都要損害乃至喪失網絡文學原本積累的活力與優勢。

在明確“爽感”對于網絡文學重要性的基礎上，重新認識“爽感”。首先，要理解“爽感”與個人對世俗欲望的快速滿足的關聯性，適當承認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其次，要從更寬廣的社會與文化層面考察從閱讀“快感”到閱讀“爽感”的變化，意識到在“快感”基礎之上增速與增量的“爽感”是消費社會拒絕“延遲滿足”并永遠要求“活在當下”文化邏輯的后果，同時也與媒介巨變相伴隨；第三，在承認“爽感”欲望性一面的同時，又不能狹隘地把欲望滿足看成其唯一內涵，否則不僅會使“爽點”滑向“毒點”，而且也容易放縱商業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惡俗”傾向。實際上，這些年網絡文學從未停止對“爽感”的多樣化探索，既有瘋丟子、Priest、愛潛水的烏賊等作者通過對類型爽文的微調、細化以及多種類型文的融合等方式使其不斷推陳出新，并提升其造血功能，又有烽火戲諸侯、憤怒的香蕉、臥牛真人等作者在“超越爽感”/“反爽感”的“爽感”書寫上持續發力，培養了新的粉絲群體。后一點尤為重要，所謂“超越爽感”/“反爽感”的“爽感”，首先是指與馬斯洛心理需求層次中的友誼、尊重和自我實現結合得更為緊密的那種“爽感”，其次則是那種降低“爽感”強度與速度的有意嘗試，進而從審美與思想的多個方面打磨“爽感”并彌補其單一性。如果說網絡文學是一種幻想文學，那么“爽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決定了幻想的深廣度，也主要決定了它的文學性價值與層次。而且，“爽感”之中也有孕育數字人文新道德的可能，從爽感中生成的道德在應對數字新時代的復雜情況時無疑更具彈性。總之，“爽感”是研究網絡文學商業性、文學性、倫理性與媒介性互動的關鍵環節，需更為深入地對其進行觀察與闡發，或者以之為中介向四周探索。

重新認識網絡新媒介對文學的革命性影響。互聯網時代，“注意力”成為文藝生產與消費的主要驅動力，它促成了文藝的“景觀化”。觀察網絡文學，應將景觀化與注意力經濟所造成的種種問題結合起來。而“景觀”則自有其語法，在新媒體語境下，如樊尚·考夫曼所說，其主要特點是“不停地自我炫耀”。麥克盧漢曾說，“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而網絡新媒體所造成人體的“自我截除”主要在注意力方面，平心靜氣、全神貫注的線性思維正在讓位于一種多任務式的、遵循“越快越好”原則的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景觀化的深刻影響，網文才會樂此不疲地生產“語無驚人死不休”的各種“雷人”橋段，在很大程度上“爽感”正是文學性在網絡時代的“自我炫耀”與景觀化。對這一特點的把握，無疑有助于對網絡文學實施科學引導，但也應看到它并非完全消極，還如樊尚·考夫曼所言，景觀也是一種“坦白文化”、一種“具備真實性和透明性的文化”。對其的深入觀察與研究要建立在暫時懸置價值判斷的前提下，因為很可能已有的一些價值判斷標準不過是“前喻社會”的產物，而網絡文化則是一種青年文化與后喻文化，社會在急劇變化，而道德與價值正在重新生產，所以對其應有一種“了解之同情”。同時，對文學性也不能抱持一成不變的看法：進入21世紀，文壇格局、文學版圖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文學性失去了其不證自明性，開始了“復數化”，各種文學性在“互競”；從“網絡性”中完全可以生長出“一時代之文學”。

重新認識網絡文學與評論的關系。相比紙面文學，網絡文學對評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文學的文本規模驚人（包括海量的超長篇網絡小說與各種改編形態等），考驗著評論者的耐心，很容易造成評論的匆忙與焦慮：往往看一點就評，泛泛而評，或者理論、觀點先行，文本只是注腳。如此的評論與評價，自然很難做到與作品的貼合，反而有可能導致評論的傲慢，用既有的從紙面/精英文學評論中形成的知識結構來規約網絡文學，非常不利于網絡文學在文學等級中地位的提升以及自身的精品化與經典化。不僅如此，網絡文學還是鮮活的文學現場與文化實踐，而且它還以IP的形態不斷游走、變化。因而，看網絡文學不能只看靜態的文本，而應從藝術生產的角度關注其動態的生產、消費以及再生產過程，且應在文學場域中把握其價值。以上兩點都是評論者面臨的艱巨挑戰，不僅要求其知識結構的不斷調整與更新，也要求才情與細心，能夠，在紛繁復雜的網絡文學現場敏銳抓住關鍵點并將之經驗化與理論化。另外還要特別注意，評論者要站穩客觀公允的立場，網絡文學商業化的合法性不意味著網絡文學評論也可以商業化，在評論營銷化、平臺刷分控評的不良傾向下，評論者尤其不能為其裹挾，要堅持獨立性，明辨是非，敢于公正直言，建立起評論的權威性。

最后，在強調網絡文學及其評論特殊性與新穎性的同時，也不能過于割裂它與印刷文化、傳統文學/文化的聯系，應在“歷史化”的視野中辯證把握其延續與斷裂，以免流向“闡釋的循環”。傳統文學評論的視野與方法當然并非不可用，關鍵是要加以辨別，并根據新經驗來對舊知識與舊理論進行創造性的調整與適配。這要求研究者與評論者的智慧，也考驗網絡文學管理者與相關業內人士的格局。